朱九思题 词 ：谁是真金，谁是粪土，包括当年那位不可一世现在仍不知羞耻的人物，历史终于做出公正的结论。
朱九思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四日
◇1957：新湖南报人
1957：新湖南报人
这是一九五七年新湖南报社一部分遭难同事回忆文的结集。编印此书的缘起和旨趣，我们的老社长李锐同志在序言中已经作了说明。近年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发表和研究的更趋深入，公众对于这一场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事件，已经有了一个颇为清晰的认识。我们出版这本书，目的不是反覆咀嚼个人经历过的苦难（这是并没有多少意思的事情），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回顾往事，给我们的子孙留下一份见证，使后世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年遭难的五十四位同事中，有几位已经不在人世；有几位失去联系，存亡莫卜；健在的有几位不愿重提这一段伤心的往事。因此，编入本书的，只有二十四位同事的文章。应该说明的是：黄仁沛、杨澍伉俪早就写了长文参与，只是因为从集稿到付印拖了好几年时间，于是他们两位就于2001年7月印出了一本《两人集》。为了节省费用和印刷力量，就未编入本书了。
按照文责自负有原则，书中的每一位作者，都是根据各自经历的和见到的来写的，彼此的叙述不免有出入和矛盾之处，至于此刻各人对于往事的认识和评价，更是见仁见智，不尽相同。所有这些一律按各人原文发表，既无法使之〃统一〃，也不应强求〃统一〃，就让这本书体现一下当年曾经令我们深感鼓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吧。
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也作了极个别的改动。例如新湖南报社有一个资料室，却没有图书馆。有文章误写成图书馆，我们就给改动了。凡有改动，都是这一性质的：即纯事务性的、显然的差错。
《湖南省志》中有关新湖南报反右派问题文字，以及汪澍白、赵清学所写涉及新湖南报反右派斗争的两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此书自编成到付印，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拖了好几年。现在印成有望，我们也有了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尽它自己应尽的使命。
朱正、刘皓宇、罗印文
序 言 李 锐
1 9 4 9 年春，全国解放在即，我从东北到北平，奉命回湖南工作，负责筹办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基本班子是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的一批人，这都是我原来的老同事。南下途中，在河南和武汉，又有一些同志加入了这一支队伍。那时，长沙新闻界地下党的力量相当强大，一进入长沙，即同地下党的同志会师。长沙是8 月5 日解放的，8 月1 5 日，《新湖南报》就创刊了。
报纸创刊之初，我们办了一个新闻干部训练班，经过地下党推荐，招收了一批政治素质和文化教养都比较好的青年，计一百四十多人，经过短期的政策教育和业务训练，就让他们当起编辑、记者，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了。几年之后，其中有的人入了党，成了业务上的骨干。
就是这样几部分人：南下的、地下的以及新招收的年轻人，大家通力合作，可以说，把一张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省级报纸中颇有一点名气。记得那时《人民日报》的〃报刊述评〃栏还很注意介绍《新湖南报》的情况和经验。
一年多以后，我调省委宣传部工作，离开了报社。1 9 5 2 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我调离湖南，转到工业战线，被派到燃料工业部负责水力发电建设工作。从此各忙各的事情，同原来报社的同事，就是书信来往也很少了。
1 9 5 7 年发生了一场反右派斗争。在自己的岗位上，我是谨小慎微的，专心干业务工作，外界的情况所知甚少。后来才知道，新湖南报社是重灾区。直到1 9 7 9 年我复职后才知其详：和我一同南下的同志、地下的同志、还有新干班的学员，都有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编辑部上百个干部，划右派的竟有五十四人之多，都是骨干分子。比徐铸成主持的《文汇报》和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两个报社划的右派加起来还要多！成为当年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他们之中，有些是我很熟识的。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心一意办好报纸的好同志，有的还经历了艰苦的战争环境的考验，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他们全部属于错划，这五十四人中间，并无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然，这不过是全国反右派斗争的一个缩影。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所提供的数字，全国的右派分子，百分之九十九已经被宣布属于错划，予以〃改正〃了。
从1 9 4 9 年到1 9 7 8 年，我们是在不断发展的政治运动即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过来的。回想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号召人们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不要把坏人当作好人，错把敌人当作同志。为什么就没有说提高警惕，不要错把好人当作坏人，错把同志当作敌人呢？在反右派斗争中，小到一个新湖南报社，就把五十四个同志当做敌人了；大到全国，就把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当作敌人了，这个数目等于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而且其中大都是精英啊！这是何等沉痛的教训。当年直到〃文革〃十年，对为什么要那样反对并整治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应当总结其教训的，从〃理论〃到实践，都要彻底弄清楚。
1 9 7 9 年春，我回了一趟长沙，听了一些报社遭难的同志谈往事，为之感叹唏嘘。曾提议他们把各自的经历写下来，为这一页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使后世知所鉴戒。那时大家刚恢复工作，都以全副精力投入本身的业务，无暇及此，响应的不多。多年过去之后，大家都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回顾往事，有的人也有了写出这一段经历的愿望。印在这本书里的，就是二十四位同志的自述和对已故者的怀念。
这都是极具体的个案。这样编成一集，读后对于当年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就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相当具体，甚至可以说是感性的了解了。炮制出这个〃全国第一〃的大案，当时报社主其事的负责人当然有不容推卸的责任，这一点，书中的各篇都已经写得相当充分了。不过，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书中没有怎么说到的事情的大背景。应该看到这是极左路线的一次突出的表现。它不是某一地区某一单位的事情，而是全国的问题。看过这些材料之后，我想，假如那时我还没有调离报社，对于上级布置下来的反右派任务，也没有可能顶着不办吧。当然，我不会去制造这种〃全国第一〃的大案，但也不能够不按照上级下达的指标，比如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 2 4 页），划几个右派分子交差吧。正因为这是全国的问题，是极左路线的问题，才更有必要总结其历史教训了。
当然，回顾历史必须重视细节，要解剖个案。从这书的各篇里，可以看到这些同志及其家人在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中承受了怎样的苦难，有的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过，我们仅仅从这个角度、这个层次来看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看它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那我们就还是只见其小未见其大了。经过开放改革二十年，回头再看，就比较看得清楚了：第一、反右派斗争改变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路线，回归到八大以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了。第二、实行了言者治罪。再无人敢提意见，使随之而来的大跃进没有遇到任何批评地进行。第三、把一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的主张，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主张（如引进外资、干部应该懂得专业等等）都当作错误言论来批判，从而颠倒了是非，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建设，损害了生产力的发展。第四、一些说假话的、告密卖友的、当打手的、落井下石的、趋炎附势的人得到升迁和奖励，从而败坏了社会道德。这是对干部队伍的一次大规模的逆向淘汰，降低了干部队伍平均的道德水平和专业水平，给事业造成长时期的损害。要谈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就得从这样的角度、这样的层次来谈，庶几较接近于真实。邓小平说得好：毛泽东的领导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 9 4 －2 9 5 页）可见他也是把反右派斗争看作是历史的分水岭的。
书中的一些作者以为，我是这书最早的倡议者，因此希望书前有我的一篇序言。我也乐于从命，正好借此机会简单说一下我对这事的看法。
2 0 0 1 年1 1 月2 8 日
邓钧洪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
1957年，突如其来的反右派浪潮遍及全国。新湖南报（现湖南日报前身）的反右派斗争，更属全国罕见，一夜之间便出现了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报社除行政、经理部门未抓〃右派〃外，全编辑部143_，有54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有前社长、副总编、编委、部主任；还有20人被划为〃中右〃。这中间，12人被送劳动教养，11人被监督劳动，其余均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撤职降级的各种处分。连一些早已调离报社的同志也未能幸免。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迫于生计，只好流落街头，靠拖板车为生。1952年冬，我担任报社主要负责人，所以这个冤假大案的真相，我知之最详。虽然历史早已作出公正的裁判，当时主管报社工作的省委书记也承认：〃俱往矣！我错了。〃但为了披露事实的真相，更为了启迪后人，不再重演这幕历史悲剧，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公之于众。
争版面，祸起萧墙
1952年冬，调来省委成为直接主管报社的这位领导同志经常对我说：〃报纸要办得有高山，有平地，不要像玻璃一样平。〃这是对的，但是具体指导办报过程中，却主观独断，自以为是。他曾经反复对我说：〃省委的指示和文章要登头版头条，要有碗大的字做标题。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说着，还用手比划着碗的大小。起先我还以为这是夸张的说法，后来才发现，他正是这样做的。
这位领导不仅要求自己的讲话和文章在版面上突出安排，连他所管辖的农村工作也不顾其他报道，在版面上压倒一切。他经常为了版面和报社同志争个不休。由于我们坚持办报方针，既突出中心也照顾全局，这就使他非常不满。当时，副总编辑苏辛涛值夜班，常为这争版面的问题而苦恼。1954年高饶事件后，中央指示报纸：不要突出地方，不要突出个人，只有毛、刘、周、朱几个中央领导可在一版头条出现，但他依然故我。有一次他又送来对农村工作的讲话，指示要登一版头条。苏辛涛无法，只得半夜把我叫起，同去找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最后确定放在一版二条。类似的事时有发生，也因此造成这位领导对我的猜疑，更为57年反右派种下了祸根。
1954年冬，苏辛涛有一天对我说：〃昨晚××同志（指那位领导）突然问我，邓钧洪对报纸是否还有兴趣？〃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从未表示过对报纸工作不感兴趣，也未犯什么错误，他为什么要当着我的副手提出我的去留问题？不过，我心里明白，他对我是必欲去之而后快。果然，当苏辛涛去找宣传部长唐麟打听时，唐即向他宣布，决定调邓钧洪去外交部，出国当文化专员。结果，我并未出国，而是去养病了。
业务争论成了〃反党反领导〃
我离开报社后，接替我的官健平对这位领导曲意奉承，版面上充塞着布告、指示、纯业务的工作经验，搞得报纸死气沉沉，引起广大读者的不满，自然也引起编辑记者的不满。于是，争头条、争版面就成了经常的矛盾。到了1956年3月报道春耕生产时，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报上天天都是纯业务、纯技术的长文，一二万字的文章从一版转到二版，非但霸占了全部地方版版面，甚至连新华社播发的全国性要闻都被挤掉。到最后，竟用头版的近一半的篇幅刊登了业务部门收购鸡毛、废品等几百个品种的名称、价格表，更是引起读者和编辑、记者们极大反感。在这种情况下，报社编委请我回报社作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并在报社内开展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谁知道，我的这个报告后来竟成为〃右派反党集团〃的新闻纲领，这次争论也就成了〃骂省委〃、〃反党反领导〃。
在历时半年的争论中，这位省委领导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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