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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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新湖南报人- 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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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另一派为了显示其革命性,不甘示弱,也抓来批斗。    
在湖南日报大院,批斗时打人,大都是把被斗人的眼睛蒙上,打手们轮番上阵,有时甚至还借用外单位的打手,这就是说,他们还有所顾忌。只有对右派,不管你是否已摘去右派帽子,则是放开手脚斗,放开手脚打,没有任何避讳。打手中工人居多,但平日斯斯文文的干部和编辑记者,甚至女性,也大打出手。有人在动手以前公然叫道:〃你认识我吧,我叫某某某!〃顺势就猛猛一拳。打手的凶残,被打人的惨叫 ,使得场上有的人不寒而栗,晚上睡觉做恶梦。    
由湖南日报向长征学校提供材料,蔡克诚的夫人刘连安从2月20日起失去自由,接受批斗之余,就是写交待材料。丈夫被抓,子女们去看望又不得其门而入,这使得一家人焦急万分。还是十二岁的小儿子有办法,趁着夜色,混过了大门关口,来到了父亲的身边,浑身伤痛的蔡克诚立即紧紧抱着儿子小牧亲过不停。他让儿子陪睡在床上,让他抚摸身上青红绿紫伤处,他说:〃你给我摸摸,爸爸就不觉得痛了。〃当儿子抚摸到颈根上被系挂沉重铁牌的铅丝深深勒出的伤痕时,禁不住号啕痛哭,作爸爸的再一次紧紧抱住儿子,赶忙叫他小声点,有铁汉子之称的蔡克诚,不由得泪水涟涟。他还有一项难忍的伤痛,没有向儿子说及,就是几天来小便便血,每每钻心般痛,这大概是肾脏等内脏器官受到严重伤害而引起的症状。他不想让孩子的心灵承受过多的创痛。    
在湖南日报这么多右派受到猛烈冲击的时候,有一个人一定在暗喜,那就是孟树德。半年来,他与蔡克诚他们展开大字报战,他无法抵挡对方有理有据的凌厉攻势,便求助于当年打右派时颠倒黑白的材料,这一招被揭批后,又抓住血统论,通过亲友关系,以某某大学造反组织名义散发传单,把当年所打右派排列名单,特意突出部分人家庭出身不好或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等情况,标题是〃他们是一家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孟树德在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两项斗争中功勋卓著,于1960年2月被提拔为湖南日报副总编辑。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虽然靠边站了,但他的两面派面孔还能迷惑人,此时的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一派正拟以革命领导干部名义,把他结合进新生权力机构。因此,有人怀疑:湖南日报其所以如此狂抓狂斗当年的右派,似乎不能排除孟树德在背后扇阴风的因素。    
23月3日,蔡克诚被抓来湖南日报恰好一个月,这天是星期日,在湖南日报,又一次组织了对蔡克诚的批斗。晚七点多钟,已是遍体鳞伤的他,被带到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由P_君主持批斗,〃红色新闻兵〃的部分负责人,以及右派问题专案组人员也都在场。蔡克诚照例被强行挂上由铅丝系着的铁板牌子,先站在这个小会议室西头一侧,继而叫他跪在室中乒乓球台上。有人别有用心地提出他要上山打游击的问题,这种耸人听闻的荒唐问题,蔡克诚自然无法回答,他刚说了两句,就吼他不老实,于是,木棒、铁棒、皮带、拳头等雨点般落在他身上,他的头部在流血。他已经动弹不得。至此批斗会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不能动弹的蔡克诚,被三四名打手架回他的住房,已是夜晚快10点了。    
他躺在床上,全身钻心地疼痛,他咬紧牙关,不使自己发出呻吟来。冥冥之中,他觉得那块沉重铁牌牌好像还压在胸上,使得他透不过气来,但他的思绪却在激越翻腾:    
他想起了他的祖父,在广东普宁老家,这个一字不识的农民,却好打抱不平,老是挑乡中公账的毛病,引得乡绅们的忌恨,后来,连同他的同伙,被乡绅们豢养的恶人诱杀在荒山之中,尸首割碎,以致不能成殓。他想,祖父呀,你是以你的公道、正直和嫉恶如仇,而不容于旧的时代旧的社会。    
正是基于对压迫和不平的憎恨,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且迅速投入到争取解放的斗争,于1947年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地下斗争期间,他出生入死,终于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对于新中国,有着无限的热爱,并且寄予了最美好的希望!他记得第一个孩子出生是在1949年3月,满月那天4月2_日正好是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的日子,他和妻子两个中共地下党员,多么高兴呵,干脆给孩子取名为〃渡江〃!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50年12月,正是人民解放军向西藏地区进军的时候,他们便给孩子取名〃放西〃,意思是〃解放西藏〃。他相信祖国的明天是美好的,也相信自己以及自己一家人的明天也是美好的,他全心全意地工作,1956年,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省先进工作者会议;就是在蒙冤受屈劳动教养期间,他也因表现良好,多次立功受奖;在真知中学任教,还被评为优秀教师哩。他是无愧于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这个社会的!    
然而,他却坠入痛苦的深渊之中!    
我难道也会像祖父那样:不能见容于所在的社会吗?    
他的心在剧烈颤抖,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亲爱的妻子了,1957年夏季之后,她受到的屈辱痛苦,不是过来人,是无法想象的。他知道,许多时候她是把眼泪往肚子里吞的。    
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五个儿女了,自己蒙难的时候,大女儿渡江才八岁,最小的儿子才两岁,他们得到的父爱太少了,他们幼小的心灵承受了过多的压抑与摧残。    
也许,也许,可以找到让亲爱的妻子和亲爱的儿女得以解脱的最好的办法……    
也许,也许,可以找到抗争这种非人待遇、抗争这种暗无天日的最好的办法……    
他强忍疼痛,挣扎着起床,移到对面开着门的厨房,取来了一把菜刀……    
1968年3月4日凌晨,这位一往无前的钢铁汉子蔡克诚同志走了,到那遥远遥远的永远没有忧愁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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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7年初,蔡克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办报方针争论问题最后可能要到中央去才能解决。他说:〃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周小舟同志身上,他当过宣传部长,也常来报社,对办报熟悉,中央现在强调第一书记抓思想工作,他应当把报纸抓到自已手里来。但即算小舟同志来抓,我还要看一看,因为他虽然是第一书记,但是他不能不受到省委其他书记和委员的影响。〃    
他的话不幸而言中。    
他和邓钧洪、苏辛涛等人都认为,第一书记周小舟是同情甚至支持他们在办报争论中的观点的。    
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后来说过,从1953年起,那位省委负责人逐步掌握了省委的实际大权。由这位副政委(即副书记)当家,在省委大院里是尽人皆知的。连第一书记周小舟的秘书张式军(曾任新湖南报部主任,同情和支持邓、苏等人的观点),由这位副政委一张条子到报社而被打成右派,大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势。周小舟能到报社正确解决办报争论问题吗?    
只有到了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问题才得以解决。包括蔡克诚在内的19571958年所打54个右派分子,全部改正,亦即平反。错案率也是百分之百。1979年3月3日,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发出的〃湘宣政字(79)15号〃文件指出:    
蔡克诚同志1957年被划为右派,属于错划,给予改正。撤销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作因公死亡对待。    
3月下旬,在蔡克诚被迫害致死近十一年之后,湖南日报举行了隆重的蔡克诚同志追悼会,湖南日报负责人为蔡克诚在年仅44岁的壮年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这位负责人宣布:当年〃蔡克诚同志和邓钧洪、苏辛涛、傅白芦、柏原等同志的关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他们在两种办报意见争论中,积极发表自已的意见,是为了改进报纸,不是什么反党宗派活动〃;〃所谓党内右派集团的问题已经全部改正过来〃。关于1956年办报方针争论问题,这位负责人说,蔡克诚在〃两种办报意见争论中的言论,属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是两种办报意见争论,不是方针之争;肯定〃不少意见〃是正确的,但另一些意见呢?正确与否未作说明:似乎还留有小小的政治尾巴。    
到了1984年底,湖南日报编委会就邓、苏等54位同志被错划右派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这个《复查结论》说,邓、苏等同志在〃1 9 5 6 年办报方针争论中〃提出的意见,〃是坚持了1 9 5 4 年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的,也是与1 9 5 6 年 《人民日报》改版的精神相一致的……除个别同志意见中的有些提法值得进一步探讨外,总的说是正确的。〃    
一场办报方针问题的争论,在近3 0 年之后才划上句号。    
关于新湖南报那一时期的是是非非问题,据说当年那位省委负责人说过:〃俱往矣,我错了。〃    
蔡克诚同志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吗?                 
刘皓宇且为斯民哭健儿悼—廖意林大姐    
《1957:新湖南报人》编者按:廖意林同志1915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家望族,母亲王世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即参加中国共产党,出任宁乡县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她于1929年考入长沙含光女中初中部,后转入省立二中高中部就读,即追求进步,是该校的高材生。1936年暑假,她与从北平、武汉、上海回湘的陈泽云、李锐、曹国枢、魏泽同、彭秉朴、张名彦、章国岩等秘密成立了〃湖南民族解放先锋队〃,创办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报纸《湘流》,她负责编辑副刊;后又办了《现实》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奔赴延安,被分配到安吴青年训练班受训,随后进入陕北公学,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进入马列学院第二班学习。    
结业后,她奉派到抗日大后方重庆,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出任陶行知先生为校长的育才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一直工作到1947年7月。同年11月,她与代号为江姐的江竹筠同志取得联系,从事秘密工作,编辑《反攻》刊物,宣传进步,揭露国民党的黑暗。但在白色恐怖下,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后叛变,带领特务到处捉人。整个党组织遭到破坏。小说《红岩》即以此为背景。这时廖意林同志正在医院分娩,得到警报后,不得不将刚出生的女儿海林委托同情的护士抚养,从医院匆忙逃到码头,乘船直接奔赴上海,经香港、青岛转赴解放区。1949年8月湖南解放,《新湖南报》创刊,她出任编委兼读者来信组组长,1952年春提升为副总编辑;1954年调省委宣传部任宣传处长。    
1957反右派斗争中,她的丈夫苏辛涛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廖意林没有同他划清界限,上面不可能对她没有看法,到了1959年,在反右倾中,她即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下放屈原农场劳动,一直到1962年。同年初夏,她本该甄别平反的,由于'左倾'错误袭来,加上她还有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致使她的平反功败垂成,后被分配到湖南省新华书店搞贮运工作。到1968年4月14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逝世。     
敬爱的廖意林大姐离开我们已三十多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至今难以忘记,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对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而死,我内心既悲愤、痛楚,又深深地惋惜。    
我认识廖大姐是解放初在新湖南报社。那时她是编委兼读者来信组组长,而我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见习记者。开头,跟她的接触并不太多,但她见了同志们总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一次,我因一条新闻线索的事找她,她和颜悦色地同我侃侃而谈,替我出主意、想办法,丝毫不像某些领导者对待下级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她交代工作时,不是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去做,而是用商量的口吻说:〃你觉得这事该如何办?有什么困难没有?〃她为你设身处地,体贴入微,你想到了的,她充分肯定,你没有想到的,她往往替你想到了。因此,我们不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上级,而亲切地称呼她:廖大姐。的确,她就像大姐姐一样,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那时候,新湖南报社长是李锐同志、副社长是朱九思同志,他们都像兄长一般对待部下,我们不称呼他们的官衔,都喊老李、老朱,当时报社真的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既感到无限温暖,工作起来又非常自觉,干劲十足。后来廖大姐升任副总编辑了,官大了,可她丝毫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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