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进中学，靠推板车每天挣几角至一块钱，勉强填饱肚子。父子俩怀揣户口本在街头游荡，在熟人家里借宿，四处寻找任何可以赚碗饭吃的活儿。无论是挑土，送行李，打零工……最脏、最累的都干，可是，这样的活每天都不容易找到。
我的家四分五散了，我一无所有了。可是我不算无产阶级，因为我还有知识，天然属于资产阶级。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文化大革命〃兴起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就是〃红海洋〃工程。长沙市所有的墙壁都要刷上红漆，用黄漆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要求写美化了的宋体字。如此显得庄严而美观。一时哪儿去找这么多的写手呢？各单位也就顾不了什么阶级路线了，只要会写的都来。按字付钱，这无意中给〃臭老九〃们开了一条新的生活门路，我也就混进去干了好几个月。
还有，农村里有些公社或大队办了这样那样的工厂，称为社队企业，缺乏技术人员，就到城里聘请。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在城里失业的这种人才便成为一种资源，流向农村去。这种人号称〃飞机师傅〃。经难友介绍，我也加入了这个队伍。我在中学学得一点数理化知识，在株洲砂轮厂学得一点炉工的技术。于是冒称〃老师傅〃下乡了，这里混两个月，那里混三个月，又〃飞〃走了。其中的辛酸苦楚一言难尽
1970年我〃飞〃回长沙。几个落难的朋友拉我在本市北站路办起一个教具厂，在街道办事处领导下，组织了二十来个婆婆姥姥自谋生活，生产教学挂图和简单的教具。生活逼迫我学会了机械制图和丝印技术，厂里尊称我〃柏师傅〃。我负责设计、制图、制版和印刷。〃文革〃中，学校停课，国营的教具仪器厂停工。有些学校〃复课闹革命〃，拿了钱买不到教具。收到我厂的产品目录，寻上门来采购。我厂的生意便红火起来，职工迅速增加到二百多人。我每月固定收入60元，比厂长还高。厂方又给我安排一个简陋的住处，我的大女儿也来厂里做工，大儿子在另一个街办工厂烧电焊。这时我一家六口城乡各半。
虽然骨肉依然分离，好在都活下来了。
苦哇！真苦！在那漫长的苦难的日子里，我却始终相信，无论是悲剧或是闹剧，总有演完的一天。我常常鼓励家人和亲近的朋友：〃活下去吧！看完这一台戏。〃反右斗争也好，〃文化大革命〃也罢，终于自然终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大力拨乱反正，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冲破重重阻碍，平反一切冤案错案。新湖南报的大冤案中的54人全部昭雪，没有一个是什么〃右派〃。我也被宣布恢复党籍、恢复公职，撤消劳动教养的处分。不过，我未能回到报社。感谢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胡真的盛情，他亲临陋巷棚户，邀我到湖南省出版局工作，委托我筹建科技出版社，担任第一任社长。我的妻儿也先后调回长沙，安排了工作。
1983年，湖南省进行机构改革，我被调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负责全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能够帮助成千上万与自己同样遭遇的知识分子解除冤抑，是我晚年最大的欣慰，也是对被糟蹋了22年生命的有意义的补偿。
《新湖南报》反右大悲剧早已降下了帷幕。54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六人英年早逝，未能重见天日，而含恨九泉。其余活着的都到了耄耋之年，正在休闲中总结平生。悲剧的制造者孟树德和官健平在报社冤案被彻底推翻以后，先后死去。他们在离开人间的时候，究意想些什么，不知道。所知道的是他们对受他们陷害的那么多苦主始终没有一句忏悔谢罪之词。活着的只剩下周惠了。拨乱反正以后，他曾经对人说： 〃俱往矣，我错了。〃尽管态度有点大模大样，终归是认了错，比官、孟二人光明一些。不过，自从1997年他出了《天道》那本书，对反右讲了那些混淆是非、违情背理的话后，使人对他先前认错的诚意产生了怀疑。但愿他在有生之年能发出真诚的善言！
长夜漫漫终有旦时，别让噩梦重来吧！
李冰封新湖南报丁酉之灾侧闻
十四年后的说明与感想
底下这篇文章写于近十四年前。写出后不久，适逢胡耀邦同志被迫下台，思想界形势急剧变化，北京的那位同行原定要编的书，被迫流产，这篇约稿也就未能发表。一九八九年春，还想再找个地方刊载，结果来了那场政治风波，思想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这文章自然也就搁置起来了。此次，《新湖南报》的老同事们，要编一本丁酉纪事文集，广泛征文，我才又把它找出来，略作少量修改，奉呈求教。
文章题目叫〃侧闻〃，并非自谦，只是表明其中许多事情，不是亲身经历，而是从旁听到的。因为，从一九五四年八月到一九五六年七月，我离开了新湖南报社到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这两年报社中的一些变化，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关于农业报道，以及以后由此在编委会中引起的一场大争论，我并未参加，争论的情况只是从旁听到一些同志介绍并看了 _一些材料后，才知道的。从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回报社后，一九五七年三月，我又调离了，报社反右前的整风，以及反右开始时的情况，也知之甚少。把我召回报社批斗时，穷凶极恶的打手孟树德，曾用讥讽的口吻对我说：〃你划上右派，是本性决定的，是自己找来的；两头的事，你都没有参与，要是觉悟高一点，聪明一点，完全是可以躲过去的。〃他这样讲，实在是过于〃抬举〃我了，可惜我没有他那种〃觉悟〃和〃聪明〃。我当时倒是认为，人一倒霉，落在官健平、孟树德这些角色的手上，那倒是〃在劫难逃〃。你如果不想出卖自己的良心和人格，那是想躲也躲不过去的。当然，这应算是题外的话了。
〃侧闻〃写作的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写此文时，当然不可能看到邓钧洪同志的文章：《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载上海《新闻记者》杂志一九八九年第六期）和朱正同志的文章：《丁酉年纪事》（先载于九十年代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后载于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黄河》双月刊）。这两篇文章都写得很好，真实，系统，抓住了事件的实质。朱正同志的文章写得更好些，除上述的三个特点外，还显得更详尽，更深刻。我这篇〃侧闻〃，是不能望其项背的。比如，第六节中提出的反思，现在看来，就很肤浅。有了邓、朱的两篇文章，此文本来也可以不发表了，但过后一想，它多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作为上述两文的补充，所以还是拿出来了。
在重读这篇旧文时，猛然想起老友胡遐之兄《南浦》一词中的诗句：〃我自华胥梦醒，奈眼前桑海费思量〃（见《荒唐居诗词钞》P。196）不免萌发了一些感想，一并写出，好留个思想上的雪泥鸿爪：
一、不知道为什么，在当前中国，总结历史教训，竟是如此困难。总有一些人，不许人们去反思，去总结。不许总结〃反右〃，不许总结〃大跃进〃，不许总结〃文化大革命〃，对过去，说好才行，说错误就〃不利于稳定〃。甚至有人还有意无意地编造些历史，捏着鼻子哄哄自己，也哄一哄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不去总结过去惨痛的教训，真的就有利于稳定么？造成全民族的失忆，不了解一些民族悲剧产生的来龙去脉，就真的能保证以后人们不去重蹈历史覆辙么？重蹈了覆辙，迎来的怎么可能会是稳定呢？因此，从这角度来看，原《新湖南报》的一些老同事们，着手编一本这样的文集，回忆惨痛往事，从典型事件中去总结历史教训，使后人不再重蹈覆辙，是做一件极有意义的大好事，这件事，虽然动手晚了几年，但现在把它做好，还不算太晚。如今既已着手，就应该冲破种种障碍，坚持做下去。
二、似乎可以这样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套用〃斯大林模式〃以压制知识分子的一次大行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和恶果，愈加显露，几乎有混不下去的趋势了，这一点，当时毛泽东大体上是看到了的。所以，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他曾试图走一条新路，即用更加宽松的办法，来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论十大关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都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使他十分震惊（其实，中国当时情况与匈牙利有极大不同，当时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都是衷心拥护并爱戴中国共产党的），再加上党的八大会议，为适应国际潮流，反对个人崇拜，在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之类的事情，使他极端担心〃大权旁落〃，这才决定要重新捡起斯大林这把〃刀子〃，用扼杀民主、自由的办法，来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且解决它的主要方法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也就是他自己以后说的，采用所谓〃阳谋〃的方法来解决它。不论是〃斯大林模式〃，也不论是中国式的〃阳谋〃，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翻版（封建专制制度的核心是〃朕即国家〃），它和民主、法治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没有采取有效的方法继续彻底地反封建，我以为，这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悲剧得以产生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彻底反封建是实行民主化的前提。这个问题，到现在都也还没有很好解决。这是反右派的大悲剧在某种气候下得以重新出现的一种土壤。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三、在作好一切准备、采用〃引蛇出洞〃的方式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大背景下，像周惠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过去一直认为新湖南报这些爱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是〃发扬民主过了头〃、〃有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匈牙利事件是一码事〃，现在时机一到，当然就要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对他们狠狠加以打击，〃聚而歼之〃。这样的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恐怕并不少见。但，周惠在运动中使用的人，却是像官健平这样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却是像孟树德这样思想品质极端恶劣的角色，要他们去打击真正坚持原则的共产党员和过去一直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事例，那时，在全国却并不多见。这样做，实际上直接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并使党丧失了民心和党心。到现在，在历史上某些重要时刻，在某些地方和单位，这样惨痛的教训，恐怕也还没能充分吸取。
四、在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中，还充分显示了共产党的干部工作体制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像官健平这样的历史反革命，除了会吮痈舐痔、吹牛拍马以外，其他什么本事也没有，为什么却能在混入党内短短几年时间中，就爬上高位？像孟树德这样有历史问题，心术严重不正的人，只要倚靠了某种类似帮派的势力，为什么也就能毫无忌惮地干尽坏事？这里面是不是反映出在现有干部工作体制中，对各级领导提拔、使用干部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民主监督？对干部的历史和现实表现，缺乏有效的审查？这个问题，几十年了，如今不但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且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卖官鬻爵者竟比比皆是。这实在关系到党和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可惜这问题一直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改革。
五、在新湖南报反右事件中，关于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这，在十四年前的旧文中，已有某些反映。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以为，归根结蒂，还是与几十年来一直不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性有关。此处从略。
写到这里，感想大体写完了。现在再插补一段小笑话，以结束这篇〃引言〃。一九八六年下半年，我曾在我工作的单位上闲谈过，说自己准备写文沉痛纪念反右派斗争的三十周年。在一九八七年初〃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竟有人为此向我的上一级领导〃告密〃，说我准备参加一九五七的〃纪念活动〃，可见此人〃右派本性〃未改，云云。事后，我听了此事，当然只好一笑置之。这样的小丑，这样的水平，你值得认真地去对待他的胡闹么？时间又过了十四年，这一次，真的要发表这样的〃纪念〃文章了，该不会有人再去〃告密〃了吧！如果再出现这样的〃告密者〃，倒也可以再探究一下这件历史小笑料，弄好了，说不定还可以供哪一位高手写一篇杂文呢！〃嘘〃一声，也就够了。
（二O_O_O_年五月十六日）
十四年前的旧文
（一）
一九八六年九月，和北京来的一位同行一起坐火车从长沙到大庸开会。在车上闲谈，他谈到，准备编一本书，纪念〃反右〃的三十周年，拟请各式各样的当年〃右派〃，写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述说当年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