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厨房里准备的主食都是本地的风味小吃，不值什么钱：原来准备酒席完了以后才品尝，现在马主任随机应变，干脆指挥着让把这些东西端上了桌子。
高老这下高兴了，说：“这就对了嘛！我在家里就爱吃咱本地的饭食，花钱少，吃着还可口……你们以后可再不能动不动搞那些大吃二喝的酒席。我跑了几个县，农民的生活还很苦呀！你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吃下去这些山珍海味呢？”苗凯现在才松了一口气，连忙说：“我们今后一定纠正这些不正之风！感谢高老对我们的批评……不，这实际上是高老对我们的最大爱护……”
吃完午饭后，高老竟然不休息，兴致勃勃地坐车回他的出生地高店则去了……两天以后，高老已经走访了当年他打过仗的许多地方；又到年轻时的老朋友顾健翎家里吃了一顿饭——当年他在本县打仗挂过两次花，都是顾先生给他治愈的。
离县的前一天，全县三四十名仍然健在的当年的老战友，都在县招待所聚齐了。几十年没见面，高老和这些年轻时一块出生入死的弟兄们都百感交集。大家一个个都老泪纵横，又由不得喜笑颜开。
中午，高老坚持自己出钱，让招待所备办了几桌饭，请这些老战友一块聚餐。他破例端着杯子，挨桌子一个一个给老战友们敬酒。
饭后，有地县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在县招待所的会议室举行。高老不断地向这些老同志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农村的其它情况。这些老汉说着说着就哭开了，纷纷张开没牙的嘴，向老首长描述农村的贫困状况和他们缺吃少穿的不幸处境。
高老戴着老花镜，一边往笔记本上记，一边不时摘下眼镜揩眼泪。所有的地县领导都低倾着头，好像被告一般接受这些老汉的审判。
临近会议结束，苗凯和冯世宽先后做了检讨式的发言。他们表示一定要狠批“四人帮”，抓纲治国，继续坚持农业学大寨运动，争取早日实现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在苗凯和冯世宽发完言后，高老脸抽搐着，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非常关心黄原老区人民。他老人家逝世的前一年，听说黄原有的地方农民还饿肚子，都难过得流了泪……”他转过脸看着苗凯和冯世宽，“你们在几年前就给总理做过保证，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现在仍然这样说！是不是过五年以后，还这样说？同志们，再不要光在嘴上喊口号了，要真正解决问题！照我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四人帮’的那一套做法还在作怪……”
苗凯和冯世宽连连地给高老点头，表示完全同意老首长的意见。
第48章
立秋前后，报纸和广播就开始号召今冬明春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八月七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社论。
田福堂的心里立刻火烧火燎起来。春天的时候，他就想到要在今冬和明春在农田基建方面大显一下身手；不仅要震动原西县，还要震动整个黄原地区。想不到中央和他想到一块去了！田福堂感到惊讶的是，他的想法竟然和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
这位农村的土政治家又一次自大地想：如果早年间他就能好好施展自己的抱负，说不定如今也象永贵一样成为全国性人物了。
不过，话虽这么说，福堂自己也清楚，他不敢和陈永贵同志相比。他田福堂能名扬黄原就不错了。实际上，这个目标也不容易达到。眼下能人辈出，一个比一个想得大，一个比一个干得大。他要引人注目，就要想更大的，干更大的。
可是怎样干呢？他一时也想不出个眉目。修梯田已经不算一回事了；沟沟岔岔打几个小土坝也弄不出个啥名堂。他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望着周围的山山峁峁，象孩子一样突发奇想：如果能造出一种比山都高的推土机，一铲子就能削掉一座山就好了；那用不了几天双水村就变成了小平原，恐怕他大寨的人都要跑到这里来参观呢！
这不着边际的荒唐想法把田福堂自己都逗笑了。他随即严肃地转回到窑里，一边闻纸烟，一边继续盘算。就象诗人常有的那种情况一样，田福堂突然来了灵感：能不能用炸药把神仙山和庙坪山分别炸下来半个，拦成一个大坝，把足有五华里长的哭咽河改造成一条米粮川呢？
这想法使他异常兴奋！一阵猛烈的咳嗽过后，他灰白的瘦长脸涨得通红。他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以便对这个大胆的设想进行详细的考虑。
这的确是一件非凡之举！神仙、庙坪二山合拢，筑起一座大坝——恐怕起码是石圪节公社最大的一座坝；一两年后，哭咽河道就会淤成一道平川，双水村就能增加几倍的良田呢。到时产量别说过“纲要”，恐怕“黄河”和“长江”都挡不住！
田福堂越想越激动。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设想，但他好象已经看见了几年以后的壮丽美景。但是，深入一想，一连串问题紧接着就来了。不用说、炸山栏坝应该选择最佳的地方；而最佳的地方也是最叫人头疼的地方。庙坪山这面没有住人家，炸哪儿倒不成问题。可神仙山这面，只能在姓金的几家人那里动土——这地方是个窑的山嘴，与庙坪山的距离最接近。这样一来，这几家人就必须搬家。就是避开这山嘴，这几家人恐怕也无法在这里住下去了——十几吨炸药不把窑洞震垮才怪哩！
好在不论怎样选择坝址，看来还不会伤到金家祖坟；如果让那一片死人“搬家”，整个姓金的人家都会出来反对的。但让那几家活人搬家又谈何容易！
这山嘴上的两大家中，金光亮弟兄三家还好说。他们是地主成份，恐怕不敢胡龊。难说的是金俊武弟兄三家——实际上最难对付的是金俊武一个人！要撬动这个人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这样一想，田福堂的情绪有点低落下来；他的宏图大计一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可他又不甘心放弃这个可以一鸣惊人的壮举……
在焦虑之中，田福堂想到了他的高参孙玉亭。
他马上打发放学回家的润生去叫孙玉亭到他家里来。
玉亭刚到，田福堂就很快把他引到隔壁窑洞去共同谋划这件事。
孙玉亭听了田福堂的宏伟设想，马上击节叫好，对书记的雄才大略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意识到在这样一场大战中，他自己也能大显一番身手了。
紧接着，当书记把此举的困难之处一一给玉亭摆出之后，这位高参倒没把这些问题当个问题。
他先对自己的统帅说：“革命事业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才能把农业学大寨搞好。大寨还不是斗出来的吗？”
田福堂说：“这些道理我也懂。毛主席大概说过，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首先这搬家问题就很具体。”
“这问题不难解决。”孙玉亭说，“咱们在金家湾北头给他们几家箍新窑洞不就行了？一孔旧窑洞换一孔新窑洞，他们又不吃亏！”
“人在老地方住惯了，恐怕不情愿倒腾。”
“咦呀！革命还能管他情愿不情愿呢？蒋介石情愿到台湾去吗？”
田福堂笑了，说：“话可以这样说，但这几家人又不是蒋介石。”
“怎？他金光亮弟兄几个都是地主成份，难道他们敢拒挡农业学大寨运动？”
“光亮弟兄几个估计不敢反对，俊武和俊文的工作恐怕就难做了。关键是俊武！只要他同意了，俊文没什么能耐。彩娥是个妇道人家，主不了大事。再说，俊斌就是活着，也是听两个哥哥的话……”
“金俊武他有什么理由反对？他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又是大队党支部委员，本来就应该积极支持革命事业！”“你又不是不知道金俊武这个人。”田福堂提醒雄辩的玉亭说。
“我看他不敢拒挡。破坏农业学大寨这顶帽子他金俊武不敢戴！”孙玉亭信心十足地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孙玉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往往能给田福堂很大的鼓舞。有时候，他心里也嘲笑和瞧不起这位穿戴破烂的助手；但一旦他要干件大事，他就离不开这位贫穷而激进的革命家强有力的支持。
“那你看咱现在先从哪里下手？”田福堂问孙玉亭。玉亭想了一下，说：“咱先开个干部会。只要干部们思想统一了，群众好办。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队干部！”
在田福堂和孙玉亭拉谈罢这事的第二天晚上，双水村有点职务的干部都被集中到了大队部的办公窑里。田福堂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谈了他的宏伟设想。福堂谈完后，孙玉亭装出第一次聆听书记的“哭咽河畅想曲”，马上惊讶的赞叹了一番，并且借题发挥，长篇论述了这件事的“伟大意义”。这两个人的“双簧”演完以后，与会的人都沉默不语。谁也没理由出面反对。看来反对这行动，就等于反对农业学大寨。反对农业学大寨就等于反对革命。但是众人又不好表态支持，因为所有的人都看见二队长脸红得象一块烧红的铁。俊武蹲在下炕角闷头抽烟，就象一颗一触即发的炸弹。沉默了一会以后，孙玉亭挑衅性地问金俊武：“俊武，你的意见呢？”
所有的队干部都把目光“唰”一下移到金俊武脸上，紧张地看这位强人说什么呀。
金俊武对孙玉亭恶毒地笑了笑，说：“我的意见是这工程太小了。农业学大寨嘛，象福堂哥说的，要想大的，干大的。我看咱可以搞更大的，干脆把金家湾和田家圪崂两面的山都炸掉，把东拉河拦起来，几十里沟道就变成了一马平川；那不光咱双水村粮食能跨过‘长江’，全石圪节公社都能跨过哩！
这样不是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更大吗？”
窑里所有的人都被逗笑了。田福堂和孙玉亭两个人脸也象金俊武一样变得通红。红脸对红脸，就象斗阵的老公鸡。田福堂硬忍着一肚子气，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说：“今晚上先把这问题提出来。当然有许多具体困难，罢了咱们再解决……”
会议不欢而散。看来孙玉亭过于自信——事情并不象他推断的那么简单。田福堂说得对，最大的绊脚石就是金俊武。
田福堂又一筹莫展了。当然，他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强行实行他的计划。但除非万不得已，他不愿意这样做。不论怎样，他生活在双水村；不仅这一代，而且下一代也要和金家共处，因此不能结仇太深。最好一切都做得水到渠成，让金家无话可说。当然，队里新箍的窑洞一定要比金家现在住的窑洞好。但就这样，金俊武也不见得就同意搬家。金俊武如果不搬，那其他人的工作就不好做。
正在田福堂再次陷入苦恼之时，不屈不挠的孙玉亭又给田福堂献上一条“妙计”，把金俊武先撇在一边，做其他几家人的工作；只要其他人都同意搬家，共产党员金俊武还能再反抗吗？
这计策太好了！田福堂惊叹玉亭脑瓜子越锻炼越灵敏。他说：“这是个好办法！先从金光亮弟兄下手！我亲自和他们谈话！”
玉亭说：“我给做彩蛾的工作！彩娥一同意，就把俊武家的缺口也打开了！”
田福堂很快把金光亮和金光辉两兄弟找来，不是商量，而是把大队的决定通知了这两个人。两个地主成份的农民二话也不敢说，表示完全服从大队的决定；什么时候让他们搬家，他们就什么时候搬。
但是，几天以后，在原西城百货二门市当售货员的金光明，满脸阴沉地回到了村里。他是接到妻子姚淑芳的信赶回来的——淑芳在信中告诉了队里让他们搬家的事。
作为在门外工作的干部，金光明虽然出身不好，但精神状态不象他哥和他弟那样什么事都胆颤心惊。他现在窝着一肚子火气赶回家来，不想如此束手就擒。他气愤的是，文化革命刚开始，孙玉亭就带着村里的造反队把他家刨得一塌糊涂。现在，竟然连这么个破墙烂院都保不住了，实在是欺人太甚！
多少年来，他们弟兄三人为了死去的父亲的罪过，一直象惊弓之鸟一般生活着，几乎连出气都不敢张大嘴巴；大人娃娃在村里都好象比别人小了一辈。就这样还不行，眼下又要把他们从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赶出来！他现在回来，准备找田福堂说一说道理。尽管他出身不好，道理总可以讲吧？再说，“四人帮”打倒后，他已经感觉来，社会也许要有某种变化。他还不敢奢望把他们弟兄头上的愁帽揭掉；但总感到这社会在某些方面已经慢慢松动起来。
光明回到家里后，还没等他把自己的意见说完，他哥，他弟，他爱人，都劝他千万不能这样。这些已经被多少次运动吓得丧魂失魄的人，纷纷劝说光明：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