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辗转万里的情缘
第三节 台湾新诗的第一块基石——《乱都之恋》
《乱都之恋》是张我军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最重要的一部新诗集，出版于1925年12月28日，发行地址是台湾太平町三丁目二十八番地。作者自己标明为“抒情诗集”，书宽九点五公分，长十七公分，计五十六页，除序诗一首外，收有诗十一篇五十五首，其中三十一首未曾在刊物发表过。三十三首写于北京，十五首写于由大陆回台湾的海上途次，七首写于台北。其中部分曾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台北的《人人杂志》和《台湾民报》上，写作时间自1924年3月迄1925年3月。该诗集散佚绝版多年，已鲜为人知。1986年，黄天衡先生在台北搜集到该诗集的孤本，经过多方努力，1986年6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复印本，其中又加上了《弱者的悲鸣》和《孙中山先生吊词》两首和附录一至三，终于使广大读者有幸一睹这本已经绝迹多年的珍贵诗集。
联系当时两岸的实际情况和作者的处境，我们可以从大陆新文学发展的影响、作者的生活和情感体验及对台湾新文学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来认识和分析《乱都之恋》这部诗集的创作起因，所蕴涵的情感和思想内容及她的文学史意义。
就《乱都之恋》的创作时间和地点及其艺术表现特征来看，可以肯定她是受了大陆新文学，特别是新诗发展的影响。在大陆新文学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新诗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试验用白话作诗。1917年；《新青年》2卷6号刊登了他的《白话诗八首》。这是他正式发表的新诗的尝试之作，并期望“大家齐来尝试尝试”。就是在他的大力倡导下，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期刊载了胡适的《鸽子》、《人力车夫》、《一念》和《景不徙》，沈尹默的《鸽子》、《人力车夫》和《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这九首白话诗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新诗正式登上诗坛。此后，倡导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人都争相来写新诗，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沈兼士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新诗；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以《新潮》为阵地发表新诗；刘半农、沈玄庐等人则在《星期评论》发表新诗；田汉、宗白华等在《少年中国》发表新诗；郭沫若等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新诗……
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诗坛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部新诗集。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以其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大胆的想象及改天换地的气魄和新颖的思想征服了读者，占领了旧诗的地盘，成了为新诗奠基的作品。之后，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刘半农的《扬鞭集》、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及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叶绍钧等八人的诗合集《雪朝》等新诗集纷纷问世。
与此同时，“小诗”成了“风靡一时的诗歌体裁”。以致1921年至1923年间曾被人们称为“小诗流行的时代”。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尝试过写“小诗”。当时结集出版而又颇有影响的小诗集就有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吴雨铭的《烈火集》，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梁宗岱的《晚祷》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这些三言两语的“小诗”，有对母爱的追怀，有对自然和童真的歌咏，也有对生命、人生、宇宙的发现或感受，往往蕴涵哲理，写得空灵、清新，为人们所喜爱。一些“小诗”成了人们吟唱的名句。
另外，表现爱情是新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了“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诗社，出版了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四人的诗合集《湖畔》。（“湖畔诗集”第一集。）1922年9月出版了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1923年12月，又出版了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三人的诗歌合集《春的歌集》。（同上第二集。）特别是《蕙的风》，以其表达爱情的大胆和袒露而被有些人称为“诗歌上的沉沦”，引起了新旧思想对其褒贬不一的论争。
张我军作为一个喜欢文学并有一定创作禀赋的青年，在厦门时期就接触到《新青年》、《新潮》等宣传新思想发表新文学作品的期刊，特别是1924年初他来到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创作的大本营北京之后，北京的文坛自然引起了他的关注。而新诗这一能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文体，更容易触动他年轻敏感的神经。在他孤寂苦闷之时，他自然而然地用这种自由体的新诗来表达他的思乡念亲之情和恋爱的情感体验了。这就是为什么《乱都之恋》中的诗作形式上多像当时大陆流行的小诗而内容上又多是情诗的原因吧。
就《乱都之恋》表现的情感和思想内容来看，它是作者的生活和情感体验的记录。传统文论里常说“诗言志”或“诗缘情”，实际上是指明了诗的文体特点。诗最适于感性的形象思维，它表达的是诗人难以说清或不便说明的内心情感的体验或灵魂的密语，因此它是有情而发，是“言”个体的情感之“志”。诗是最具“私人化”的艺术，它是诗人内心深处最原始最本真的情感的流露或宣泄。雪莱在《致云雀》中表示，“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凯尔纳认为：“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诗》。。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五月之夜》。。从创作意图或目的来讲，“文”主要是作者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启发民众，指陈时弊，表达理想。诗则不必承担这么沉重而严肃的社会责任，它的本质职责是对诗人个人情感的承担，是诗人胸中郁积的欲歌欲哭欲叫欲跳的满腹不平之气的抒发。即福楼拜所说的，“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作者的文笔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钱锺书：《论学文选》6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152页。。张我军的《乱都之恋》很大程度上就是“蚌病成珠”之作，是年轻的张我军自己“苦闷的象征”。1924年初，年仅二十二岁的张我军远离家乡，独自到陌生的北京来闯天下。他刚刚丧父，留下年迈的母亲独自在家。家里不但不能给他经济上的支援，而且母亲的生活还要叫他担心和牵挂。虽然他在北京有张钟铃、洪炎秋等朋友，但是他内心的孤寂无依之感是可以想象的。并且，他很快陷入爱河，两情相悦固然给他带来快乐和幸福，但对方家庭的阻力和社会的压力又使他常常陷入焦虑和苦闷之中。加之，由于经济的重压，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意中人回乡谋生，虽然万般恩爱，却被迫天各一方，从此前途未卜，这是多么难以言说的心酸和痛苦啊！与心爱的人相隔万里，只能用鱼雁传书来表达彼此的思念和爱意，这又是只能用诗来表达的情感和体验。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对爱的坚贞的情感，张我军不惜万里奔波，完成英雄救美式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浪漫和自豪的情怀与幸福的体验也只能用诗来抒写了。所以《乱都之恋》就是作者这段生活和情感的形象化的表达和记录。就像诗人在这本诗集前写的序诗所说的：
人生无聊极了！苦闷极了！
仅仅能够解脱这无聊、安慰这苦闷的，
只有热烈的恋爱罢了。
实在，没有恋爱的人生
是何等的无聊而苦闷呀！
然而，恋爱既不是游戏，也不是娱乐啊，
真挚的恋爱，是要以泪和血为代价的！
我曾经过了热烈的恋爱生活，
而且为了这倾了无数的血和泪。
这小小的本子里的断章，
就是我所留下的血和泪的痕迹。
我欲把我的神圣的泪痕和血迹，
献给满天下有热泪的人间性的
青年男女们！
是的，整部《乱都之恋》可以说是记述爱的一部心路历程。首先，这部爱的心路历程是诗人与罗文淑女士浪漫而坎坷终至美满的恋爱婚姻的情感记录，可以说是一种甜蜜与心酸相伴，苦闷与幸福相融的，充满了“神圣的泪痕和血迹”的情感。《对月狂歌》，把罗女士比作月中的嫦娥，表达“你是我仅有的知己！/你是我永远的伴侣！”的暗恋之情。《无情的雨》，担心自己与恋人的约会会被“无情的雨”所阻隔。《游中央公园杂诗》，表达了一对初恋的情人沉浸在幸福与甜蜜之中：“——小草儿偷听了我们的细语，/月姐照彻了我们的心田，/虫蛙们为我俩奏了和谐的曲，/我俩陶醉在自然与爱的怀中，/相对着微微地笑！”《我愿》一诗则是摹仿古人而写的一首情诗。许多古代诗人在诗中以愿意变为恋人身上穿的，头上戴的，脚下踩的，床上铺的，怀中抱的，口上吹的，屋中用的物品，来表达自己愿意和恋人在一起的心愿。如和凝《河满子》：“却爱蓝罗裙子，羡他长束纤腰”；刘希夷《公子行》：“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陶渊明《闲情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所以鲁迅先生嘲讽他有时很摩登，“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明人《乐府吴调·挂真儿·变好》：“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箫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的樱桃小口。”张我军把古诗的意境转化为白话诗的表现方式：
我愿做个碗儿，/日日三次给伊蜜吻，/吻后还留下伊的口味。
我愿做个镜子，/置在伊的房里。/大清早伊起来，/便和我相识而微笑。
通过这首表达对罗女士相思之情的诗也可以看出张我军的古代文学的功底。
《前途》和《危难的前途》两首诗，则是在张我军了解了罗文淑家庭对他们的恋爱不会赞同并联系自己的处境后，而对他们的前途伤心落泪，忧心忡忡。“一梦醒来，/枕布和袖口怪湿着。/确是刚流的热泪哪！……分明是伊凄惨地/告诉我伊的苦情，所以引起我/想起我俩的前途，/想起我俩危难的前途！”
《乱都之恋》是整部诗集中最长的一首，也是表达感情最深切炽烈的一首。全诗描写了张我军迫于经济重压不得不与心爱的恋人分别而赶去那万里之遥的海岛谋生。那里虽然是他的家乡，有他的慈母，但留在北京的却是他倾心相爱的恋人，这种生离死别的情感令诗人肝胆欲裂。“不愿和你分别，/终又难免这一别。/自生以来，不知经历了/多少生离和死别，/但何曾有过这么依恋，/这么怜惜的离别……火车渐行渐远了。/苍郁的北京也望不见了。/啊！北京我的爱人！/此去万里长途，/这途中的寂寞和辛苦，/叫我将向谁诉！”
抵达台湾后，张我军担任了《台湾民报》的编辑。在此期间，张我军在工作上是得心应手的，得到了报社老板及同事们的认可和好评。然而，他却始终牵挂着远在北京的恋人，这种思念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日俱增，真是剪不断，理还乱。1924年11月11日，他在家乡板桥写下了《歌德又来勾引我苦恼》。
“……我欲紧紧地抱住伊，/好把恋爱的苦恼来脱除；/然若不能脱除这苦恼，/则情愿死在伊的胸上！”（歌德句）/我独自在田畴徘徊之时，/歌德又来勾引我的苦恼！
我跑到小河上，/伫立在一条木桥当中。/驰想万里重洋外的伊。/万千愁绪凑成一根尖锐的针，/一直把我的心儿刺！
…………
我把尽有的热泪，/洒到小河里，/吩咐小河的流水，/把我的热泪送到伊的心湖去。……
身在北京的罗文淑同样日夜思念着万里之外的张我军，为了表达她对张我军的坚定不移的爱情，她也写下了《请您放心》一首短诗：
请您放心！/我也不会忘了你，/或摒弃了你。/只要我存在人间一天，/我的精神就围绕你一天。/我相信就是离了这人间，/我也不会弃你；/我的灵魂儿终是围绕着你！
看到这首情意绵绵的诗，张我军既感动又高兴，他写了一首《春意》作为回应：“温暖柔和的春日下，/春草青青，/春水盈盈，/柳条儿嫩绿地吐着微笑：/远方的人呀！/为何到此，/我的心潮便高涨？/哦！这就是春意吗？”张我军还把罗文淑的诗和自己的《春意》都发表在了《台湾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