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 第13部分

　　　
　　诊断：世界文化的低能儿。　
　　原因：知识的营养不良。　
　　经过：慢性疾病，时日颇长。　
　　　
　　但是，蒋渭水深知，台湾人民还是具有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的，他还是极有信心的，明确地指出了“治”与“不治”的两种前景：　
　　　
　　预断：因素质纯良，若能施以适当疗法，尚可迅速治疗。反之，若疗法错误，迁延时日，有病入膏肓、死亡之虞。　
　　　
　　而蒋渭水开出的“处方”是最精彩的：　
　　　
　　疗法：原因疗法，即根本治疗法。　
　　处方：　
　　正规学校教育最大量　
　　补习教育最大量　
　　幼稚园最大量　
　　图书馆最大量　
　　读报社最大量　
　　　
　　最后，他又提出了“二十年内根治”的目标，即：“若能调和上述各剂，迅速服用，可以在二十年内根治。”蒋渭水：《临床讲义》，见庄永明《台湾百人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1—33页。　
　　显然，这是一篇启迪心智、廓清蒙昧的台湾思想启蒙运动的宣言书，比起《台湾青年》创刊号的卷头辞，它更加形象、更为具体也更深入人心了。　
　　台湾文化协会拥有一千三百二十名会员，培养了一大批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的骨干，在全岛各地深入地进行着启蒙工作，推动了抗日爱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有了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做思想启蒙的工作，台湾岛上的新文学运动，也很快地蓬勃开展起来。大陆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学革命先驱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以及他们的新文学作品，很快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发生了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1922年4月1日，《台湾青年》改名为《台湾》（截至1924年5月共出十九期），由林呈禄任总编辑。《台湾》对于文学有了更多的关注。这一年，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已有五年的历史，曾旅居大陆的黄呈聪有感于亲眼目睹大陆新文学运动的实绩，于《台湾》杂志1月号上发表了《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随后黄朝琴发表了《汉文改革论》。这两篇文章是“改革台湾文学最早的论文，也可以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声”。　
　　黄呈聪和黄朝琴都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台湾留学生。1922年6月，他们返回大陆做了一次文化、文学考察。大陆开展的文学革命给了他们深刻的启发，《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改革论》就是他们把自己的见闻感想上升为改革台湾书面语言理念的两篇文章。　
　　《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一文，一方面介绍了大陆白话文学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极力倡导台湾向祖国大陆学习，也尽快使用白话文。他在论述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重大意义时说：　
　　　
　　回想我们台湾的文化，到如今犹迟迟没有活动，也没有进步的现象，原因是在哪儿呢？我要回答说，是在我们社会上没有一种普遍的文，使民众容易看书、看报、写信、著书，所以世界的事情不晓得，社会的里面暗黑，民众变成愚昧，故社会不能活动，这就是不进步的原因了。于是我很感觉普及这种的文字，使我们同胞共同努力，普及这个文做一个新的使命，是很要紧的。李南衡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6—7页。　
　　　
　　就这“新的使命”而论，“白话文是文化普及运动的急先锋”，因此，“自今以后，要从这个很快的方法来普及，使我们的同胞晓得自己的地位和应当做的，就可以促进我们的社会了。”同①，第18页。在阐明台湾普及白话文的可能性时，黄呈聪说：　
　　　
　　我看我们的社会，从前和现在多数的人，都喜欢看那个《红楼梦》、《水浒传》等的白话小说，所以已经有普及一部分在社会上，若是将这个扩大做一般民众的使用就好了。我想普及这个文在我们的社会是没有什么难的。同①，第15页。　
　　　
　　该文还阐述了“白话文之历史考察”、“白话文和古文研究的难易”，强调了在台湾推行白话文运动的必要性、急迫性。　
　　《汉文改革论》与《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论旨相近。文章疾呼，为在台湾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程度，造福大众，台湾的汉文改革已经是刻不容缓的急务。黄朝琴呼吁人人从“我”做起，立即采取行动。他号召台湾广大民众，给自己的同胞写信决不要用日文；凡写信全用白话文；写文章、发表议论都用白话文。作者宣言，准备回台湾开展白话文运动；并一再表态，他自愿担任白话文讲习会的教师，为在台湾普及白话文而献出一点力量。　
　　显然，这两篇文章，着重点在论述白话文与文化的发展、社会改革的关系，但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台湾文学界已经受到大陆上胡适等新文学先驱者的影响，认识到文学必须从语言形式突破文言的束缚，去进行全面的革命。虽然，从《台湾青年》到《台湾》的这五篇文章，还没有出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那样要求彻底改革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坚定主张。但这却足以说明，台湾新文学已在萌动之中。　
　　在黄呈聪、黄朝琴提倡白话文的新主张影响下，《台湾》杂志社为适应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决定增刊发行半月刊《台湾民报》，由林呈禄担任编辑，黄呈聪为出版发行人。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在东京创刊。《台湾民报》最早是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再改为周刊，每星期日出刊。到了l927年8月1日起，开始迁入台湾发行，仍以周刊形式出现。1930年3月，为了进一步为发行日刊做准备，便增资改组，并易名为《台湾新民报》。1932年，由周刊改为日报。这个台湾民众的言论机关，扮演着批评时政、传递民瘼、介绍新知、提升文化的角色。自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以来的台湾各种政治、社会运动，包括文化启蒙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无不受到《台湾民报》的热烈支持与鼓吹。所以《台湾民报》被誉为“台湾人惟一言论机关”、“台湾人惟一的喉舌”。并且，它是台湾宣传新文艺、发表新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为台湾新文学发展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另外《台湾民报》对新知识、新思想的介绍，反映了那个时代台湾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态度。它也经常报道当时祖国大陆的政情，如军阀如何混战，蒋介石与汪精卫如何斗法等等。所以，《台湾民报》也提供了中国近代史的珍贵史料。《台湾民报》既然是台湾人的喉舌，就必然引起日政当局的注意，日本人通过新闻检查制度来钳制《台湾民报》。1937年6月1日，《台湾新民报》被迫废止汉文版。中日战争爆发后，所受压力更大。1941年2月，传闻日本政府将把《台湾新民报》与其他刊物合并，实际是想取消这块台湾人民的言论阵地。迫于压力，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罗万阵、主笔兼编辑局长林呈禄决定让步，乃将《台湾新民报》改名《兴南新闻》，以避免遭合并之风险，但言论风格已大不如前。同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战况日渐吃紧。1944年4月，日本政府由东京派遣新闻要员来台，将台湾全境较有规模的六家报纸合并。这六家报纸是《兴南新闻》、《台湾日日新报》（台北）、《台湾新闻》（台中）、《台湾日报》（台南）、《东台湾新闻》（花莲）、《高雄新报》（高雄）。合并之后，名叫《台湾新报》。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新报》由中国国民政府接收，改名叫做《台湾新生报》。虽名曰“新生”，然而当年《台湾民报》时代为台湾人喉舌的风发意气，却已不复存在。　
　　林呈禄在《台湾民报》创刊辞中写道：“时势已经进步，只有一种杂志，实在不足以应付社会各方面的要求；这回新刊本报，专用平易的汉文，满载民众的智识，宗旨不外欲启发我岛的文化，振起同胞的元气，以谋台湾的幸福，求东洋的和平而已。”李南衡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37页。该刊创刊号全部是用白话文，特辟文艺专栏，定期刊登作品与理论文章。自此，《台湾民报》为台湾岛上的新文学革命做了全方位的准备工作，直到1932年文艺杂志独立创刊，新文学的早期作品，大都发表在该刊的专栏上。　
　　大陆的文学革命经验已经表明，当旧的语言和文体形式严重束缚新文学内容的表达时，文学革命就要首先从语言、文体方面突破。台湾文学革命也是如此，欲改革文学必先从文字起。《台湾民报》自创刊起，就开始全部采用白话文。这是自觉的行动。早在《台湾》杂志为《台湾民报》增刊发出的预告时，就在《预告文》中明确表态：　
　　　
　　用平易的汉文，或是通俗白话，介绍世界的事情，批评时事，报道学界的动态，内外的经济，提倡文艺，指导社会，联络家庭与学校等与本志并行，启发台湾的文化。陈少廷：《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2页。　
　　　
　　《台湾民报》发刊后，还有黄朝琴主持开设专栏《迎接室》，讨论并研究如何推广白话文。另外，在《台湾民报》的倡导下，当时还成立了“白话文研究会”，负责在民间推广白话文。事实上，《台湾民报》已经成为倡导和普及白话文的主要阵地。　
　　《台湾民报》创刊之时，正是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的高潮期。大陆文学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引进并借鉴大陆文学改革的成功经验，自然成为台湾文学界自觉而迫切的要求。　
　　该刊经常转载大陆的新文学作品及大陆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刊登介绍和宣传大陆新文学发展情况的文章。如1卷2号转载了胡适的《终身大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话剧剧本，1卷4号上转载了传记文学《李超传》等。转载的翻译作品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1卷3号）、英国吉卜宁的《百愁门》（3卷1号）、法国莫泊桑的《三渔夫》（3卷3号）（这三篇均为胡适翻译）等等。这时期，在上海读书的许乃昌以笔名“秀湖”寄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一文，发表在《台湾民报》1卷4号上。该文在评述汉民族五千年文化中的“守旧性”之后，着重介绍了近几年来大陆文化的进步，特别是白话文学的发展趋势，系统介绍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主要观点，并详细评介了当时最活跃的新文学作家作品。文章的用意就是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指明方向，提供可资借鉴的范本。紧接着，《台湾民报》又在2卷10号上刊发了苏维霖（即苏芗雨）的《二十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该文取材于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并结合作者的读后心得写成。其旨在说明，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中国文学一部分的台湾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但这些文章均属介绍性文字，还没有触及台湾文学的根本问题。直至张我军的出现，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第三章《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一）──台湾新文学道路上的“清道夫”　　　　　
第三节　台湾新旧文学论战　　
　　　
　　上世纪20年代初，台湾岛内外的一批热血青年由于受到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舞，蔑视日本殖民当局的恐怖统治，面对军国主义的血腥镇压，掀起了旨在认同祖国、捍卫汉文化，抗拒殖民同化政策的台湾新文化运动，使台湾的新文学在极为严峻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得以萌芽和崛起，极大地激发了台湾同胞的爱国热情。在推动台湾新文学崛起的历史人物中，张我军是一位功不可没的先驱者。　
　　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是在威胁到国家与民族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强大外力的干预和对作为“母基”存在的历史三要素——经济、政治、文化——的价值反思中而渐次展开和深化的，这就不能不触及到最基本的或者说是最本位的价值观念。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证明，国将不国的威胁势必引发中国各种历史因素的巨大变异和关系调整，而文化、思想是首当其冲的。新的文化机制和对历史的独特关注，固然使文学无法摆脱沦为工具的命运，甚至一开始就是历史工具的首选对象。但是，新的时代形势也为文学新的审美品格的确立和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认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前提。西方艺术精神的启示，使标新立异成为群情激昂的一代人自觉的追求。这种思想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