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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担任日伪统治下的学校的教师就存在相当的风险，稍有“违反规定”之举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而完全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去做，又是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所不耻的。沦陷区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下从事工作的，所以他们的教学工作也相应地采取了一定的策略。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们不得不在日伪控制下的学校工作，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反抗的火焰从来就没有熄灭。他们或者消极地执行日伪政策，进行变相的反抗；或者在适当的时候吐露心迹，向学生传达爱国思想。
从小就深受殖民之苦的张我军也是怀着这种心态从事教学工作的。只不过他的忧愤比别人更加深广，他不远万里从故乡台湾来到大陆，就是为了摆脱日本殖民者的统治，寻求一条使台湾能够早日摆脱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的光明之路。可是现在不但他的理想未能实现，祖国大陆也已经处在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之下，张我军此时的悲愤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为当时的局势感到深深的焦虑和忧愁，无奈之下他经常在书房里用毛笔在旧报纸上书写杜甫的《春望》，借此抒发感时忧世之思。但是写完之后又得马上撕掉，因为当时的局势太险恶了。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先后在日伪控制下的伪北京大学文学院、工学院等数所大学任教。但是他从不对学生进行亲日宣传和思想教化，对日本的教育政策进行着消极反抗。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抱着让中国人了解日本文化的目的，从学术、知识入手对学生进行日文日语教学。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延续着他在北京沦陷以前所从事的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可是现在他的这种想法是不能够公开说明的，只能通过自己的教学工作隐讳地表达出来。因此他的教学工作还是比较认真的，相信学生是能够理解他这番良苦用心的。张我军对于怀有爱国热情，抵制学习日语的学生从不苛求，甚至给他们很多方便，因为他是理解学生的这种心情的，知道许多学生因为痛恨日本侵略者而不愿学习日语。当时日伪规定大学里日本文学系之外的各系、各专业的必修课中也要有一年或两年日语课，因此学生们对学习日语普遍有抵触情绪。据当时在伪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的宿白先生（后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曾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回忆，当时的学生到处去打探哪位日语教师能够理解学生的这种爱国心，会对学生放宽要求。打探到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张我军和洪炎秋两位先生不仅教学效果好，而且对学生态度好，不苛求学生，并且他们和日本人来往也比较少。因此他们在学生中大受欢迎。恰好宿白先生第一年的日语教师就是洪炎秋，洪炎秋的教学印证了同学们的话，他果然待人宽厚，决不勉强要求学生努力学习日语。到第二年的时候宿白先生就去旁听张我军讲授的日语课，张我军不仅和他的好友洪炎秋一样宽待学生，而且给宿白先生留下了“貌似高古”的印象。他的日语课讲得十分精彩，对岛崎藤村、武者小路实笃等日本作家的作品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给人以细腻深入的感受。这当然得益于张我军深厚的日文日语根底，也和他立志要在艰难的环境中使学生了解日本文化，进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良苦用心分不开。
张我军不仅在教学上受到学生的欢迎，而且在其他一些小事上也乐于亲近学生，为学生帮忙。1943年下半年，即将毕业的文学院的学生开始筹备编印同学录。据宿白先生回忆，当时北京各个学校编印同学录都要学生自己筹集所需款项，而他本人就被推举为筹备人员之一。在向同学们征集筹款办法的时候，有人提出可以举办一场音乐会，用售票所得的钱编印同学录。他们还提议请当时在北京的台湾籍教授江文也出场，因为江教授在这方面很有名气，有他出场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观看。同学们一致通过了这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就要宿白等同学去找张我军商量。因为张我军在台湾同乡中交游甚广，与江文也教授很熟悉，可以通过他请江教授出场。于是，宿白和另一位筹备委员就去拜访张我军。张我军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痛快地答应给他们帮忙，并很快把事情办妥了。宿白等人给张我军送去了歌唱会的入场券表示谢意，张我军坚持要付钱给学生，同学们当然不答应，但是最终还是由张我军的妻子罗心乡把钱塞进了学生们的书包里。类似的小事还有许多，给当时处在日伪压迫下的学生们留下了美好温馨的印象。
对于张我军来说，文学一直是他最乐于从事的活动，在早年他就申明自己是喜欢弄文学的，而且在大学里他学的也是文学，可以说他对文学是情有独钟的。当身处沦陷区的艰难的处境时，他还是愿意用文字来缓解自己抑郁的心情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张我军在沦陷时期最早的文学活动也是从创作旧体诗开始的。1938年，张我军的老朋友陈逢源来到北京游览观光。早在20年代，张我军在台湾担任《台湾民报》的编辑时二人就有往来。张我军后来还曾经写文章声援过被人谩骂的陈逢源。这次两人在分别多年之后相逢在沦陷的北京，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陈逢源到北京以后，张我军召集了一些故旧设宴接待陈逢源。在宴席上陈逢源即席赋诗一首：
眼底兵尘满，思潮久逆流。
燕云迷落日，荆树怕登楼。
美酒因知己，诗多咏旅愁。
都门天一碧，不负菊花秋。
这首诗既抒发了对于时事的慨叹，痛惜多年的奋斗终被逆流淹没，也抒发了老友重逢，酒逢知己的喜悦之情。
张我军也触动情思，不胜感慨，当即奉和一首《席上呈南都词兄》：
仆仆燕尘里，韶光逝水流。
逢君如隔世，携手共登楼。
痛饮千杯酒，难消十载愁。
他时归去后，极目故园秋。
在诗中，他首先抒发了老友重逢的感慨，时光飞逝，老友重逢恍如隔世，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于是携手登楼痛饮。但是，即使这样也难以消除心头的痛苦，这其中既有对当时时事的忧愤，也有对于故乡的思念、关心。这首诗是与多年老友的应和之作，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从中不难发现张我军当时的真实心态和痛苦心情。而且这首诗并不是这一时期张我军创作的惟一一首旧体诗。据张我军的次子张光直回忆，张我军当时还有一本旧体诗集，叫做《剑华诗稿》，收录了他写的旧体诗，可惜的是这本诗集已经遗失了，我们无法再见到它的真面目。
这一时期，张我军的新文学作品多发表于张深切主编的大型文艺月刊《中国文艺》上。张深切是台湾南投人，青年时期曾经参加“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从事反帝抗日运动。1934年被推选为“台湾文艺联盟”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于1938年3月初来到已经沦陷的北京，曾经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教师。张深切到北京很快和张我军见面，由于二人早有文字之交，见面之后马上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1939年9月张深切开始主编《中国文艺》月刊，张我军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是《秋在古都》、《京剧偶谈》、《关于中国文艺的出现及其他——随便谈谈》。前两篇文章写的是张我军这个居住在北京多年的老住户对北京的一些具体感受，是两篇集抒情和议论为一体的优美散文。后一篇文章则是为张深切的《中国文艺》进行了热情的鼓吹，他首先指出当时北京的文艺界的荒凉状况，说明文艺刊物对于繁荣文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后盛赞《中国文艺》的出现，“希望其成为文坛的一支生力军，使这个久已消沉的北方的文坛复兴起来”张我军：《关于中国文艺的出现及其他——随便谈谈》，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62页。，热切呼唤作家们尤其是尚未成名的新作家向《中国文艺》努力投稿。此后张我军还在《中国文艺》上发表过《答〈中国文艺〉三问题》、《病房杂记》等文章，也曾经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如在《艺文》杂志第3卷第1期上发表了《元旦的一场小风波》，追忆了自己与祖母的一段童年往事。此外，当张深切因为亲人去世回台湾奔丧时，张我军还代替他编辑了《中国文艺》的第1卷第3期，并写了卷头语《代庖者言》和编后记。虽然张我军十分谦虚，在卷头语和编后记中只是对各位作者进行感谢，介绍了这期刊物中的一些文章，说明自己编辑这期刊物的过程，声明自己只是尽力而为，至于编得好不好则要请读者多多原谅；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看出张我军的多才多艺，能够胜任多方面的工作。
第七章 北平沦陷时期的张我军
第三节 再传薪火的译介活动
众所周知，早在北平沦陷以前，张我军就已经是华北地区名重一时的日语教授和日文翻译家了。他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文译著，对于人们了解日本，学习新的知识有很大的帮助。在北平沦陷期间他也一直没有放弃译介活动，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事日文翻译是他钟爱的事业。
可以这样说，张我军在这一时期所从事的译介活动是在不正常的年代里的正常的文学活动，而且是在中日两国的关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的正常的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是张我军完全能够自主控制的，没有受到日伪方面的干涉，真正体现了张我军的内心选择和价值取向。张我军曾经把职业分为四个大的种类：“一是既不足以生活（既称职业，自然有进项，惟不够维持生活耳）又不感趣味，略称之为‘无活无趣’；二是虽不足以生活却感觉趣味，略称之为‘无活有趣’；三是虽然足以生活却不感趣味，略称之为‘有活无趣’；四是既足以生活又感觉趣味，略称之为‘有活有趣’。”张我军：《〈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84页。虽然张我军认为自己并未达到“有活有趣”的地步，可是在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的译介活动既能够补贴生活又能够比较自由地进行，对张我军来说是应该算为一种“有活有趣”的职业了，他也确实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从理论上讲，张我军依然坚持了他在沦陷前的思想，认为了解一个国家必须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要对付日本必须对日本有一个彻底的了解。因此，他的翻译、介绍活动是了解日本的一个重要环节。只不过，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的表达方式比较隐讳，他一再强调的是认识日本文化、进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以及一些关于翻译日文的技巧问题，并没有像沦陷以前那样公开指出了解日本文化对于抵抗日本的威胁、侵略的重要意义。他有意回避了政治性的问题。但有时在字里行间，也掩饰不住对日本侵略者的讥讽和愤怒之情。如在《日本文化的再认识》一文中，他写道：“历来和中国的一般大众接触下来的日本文化，具体说来，是日本的商品尤其是工业生产品。……这工业生产品盛行运到中国和中国一般大众接触，记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来的事。到了中国大众手上的日本的工业生产品，东西既美观价钱又低廉，一时不用说是大受欢迎的了。然而用起来一看，却是脆弱不堪，再加以政治上宣传的关系，‘劣货’终至于成了日本的工业生产品的代名词了。这时候，正是日本的商人乘着大战的景气，一阵儿把粗制滥造的商品送到中国把持了中国的市场，所以有这样不幸的结果。这种由于唯利是图的商人制造出来的粗制滥造的商品，被拿来做日本文化的标本，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文化诸君，也许要说岂有此理而恼怒吧。然而事实上，除了这工业生产品以外，中国一般大众并没有具体地和日本文化接触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