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报应到了。”
“你肯定吗？”我问。
“是的。”他的回答毫不犹豫。
“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我必须为一些事做好准备。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可能几天，也可能几周，但不会是几个月。”医生很
坚决地告诉我。
我和妻于都哭了，但并不是嚎陶大哭。我早就准备承受早到的死亡，尽管不是
以这种意料之外的方式。医生问我想去哪儿——也就是说我想在哪儿死去。对一个
还活着而且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揪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儿子还要上学，我妻子不能离开罗马。和许多东方家庭一样，在这
种关键时刻，子女的教育仍然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们决定两天后如果一切安排妥当，我将飞回华盛顿，我妻子和儿子则等学校
放假和迁居的事情安排好后就飞回华盛顿。也许那时我已经死了。
我们的耶稣会导师也知悉了这个新变化。
我也致电房东太太，告诉她我们很快就会腾出房子，她一边哭泣一边坚持要来
看我，我谢谢她的好意，但坚决地谢绝了她的探视，我不能让自己陷于过度的伤感
之中。
第二天早上，仅仅通过电话和我谈论了我的旅行计划之后，那位中情局的医生
就从我的声音中探查到可能有肺炎的症状，他的怀疑被头天晚上拍摄的X 光照片证
实了。
他告诉我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无法承受到达华盛顿的10个小时的旅行，医生
向我保证可以找到近点的地方（去死）。
对我来说，到哪里去已不再重要，在哪儿死去或我多久会死去已不再是个问题。
我依稀记得曾质问自己为何不能留在罗马，在家人的陪伴下死去。当然，眼睁睁地
看着我咽气对妻子和儿子来说大痛苦了。
在妻于的陪伴下，我和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做了一番谈话。
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可怕的、暴虐的，但却是负责的、充满爱心的丈夫（回想起
来，这些话都毫无意义）。
如今，面对死亡，我希望他答应我三个请求。
他回答道：“任何请求都可以。”
我说出了我的三个请求：“首先，请为我照顾和子和彼得。”
“当然。”他说。
“其次，虽然我对你母校哈佛大学很尊重，但希望你帮助彼得进入普林斯顿大
学。”
善良的神父微笑着说道：“当然，普林斯顿、哈佛，或其他大学都可以。”
操着一口蹩脚的英语，这位神父在哈佛大学的约翰·F ·肯尼迪政治学院以最
优异的成绩创纪录地以两年半时间获得了博士学位，其间第二学年起连续一年半获
得了全额奖学金。（他极为谦虚而从不向我们谈及此事。）
“第三，我可不可以在耶稣教会举行自己的葬礼弥撒？”（“基督教堂”是最
著名美丽的耶稣会教堂，里面供奉着耶稣会创始人Saint Ignatius of Loyola的遗
骸，是每年12月31日教皇都要亲往进行教皇大弥撒的少数几个教堂之一。）
“当然，当然。”这位耶稣会的领导毫不迟疑地一口应允。
我感到一阵轻松，我的家人能得到善良的、值得信赖的人的照顾，我已准备死
去。
我从未期望过长寿。十四五岁之前我一直体弱多病，后来因为又吸烟又喝酒，
我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说不定只能活到55岁。两次患上胰腺炎更使我觉得自己
不会长寿了。
眼看着生命走到尽头，撇下妻儿让我痛苦万分，我希望他们理解我对他们的爱，
希望这多少能为我的突然离去做些补偿。
从事了20年常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危险工作，经过了20年酗酒而后才戒酒的生活，
在我用半个胰腺过了几年还算健康的日子，并终于开始找到心灵的宁静之后，一种
我从未意识到的神秘而致命的肾病却击垮了我，这一切对我真是莫大的讽刺。
最终决定我将飞到位于西德的美军医院，那儿有全欧洲唯一的一名美国肾脏病
理学家，尽管明摆着他也不可能给我什么帮助了。那个中情局医生将陪同我从罗马
前往军队医院。
“我们会在机场安排一架直升机，把你像一个大人物一样直接送往医院。”医
生安慰着我。他是个爱开玩笑却不胡说八道的医生。不幸的是，直升机的故事只是
他的玩笑而已。
在我离家的前夜，和子和彼得陪伴着我，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在我的房间里进行
了一次特别的教皇赐福弥撒。为治疗肺炎而施用的抗生素已使我有些头晕目眩了。
弥撒之后，神父从口袋里取出一串念珠放在我手里道：“这是我的念珠，我已
经用了五六年了，我把它交给你，但记着在罗马还给我。”
我猛地一震，说道：“神父，你一定是在说笑了，你知道我马上去德国是要等
死的。”
第二天一早，中情局的医生来接我前往西德。我们的导师也来了，我告诉我的
善良的导师：“神父，激将法是没用的。我不能保证能把这串念珠还给你，因为我
不会回到罗马了。”
他那仁慈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在梵蒂冈把它还给我。”
就像我一直教导彼得该做的那样，我真诚地向彼得发誓我不会放弃，“只要有
一丝拼搏的机会，我就会努力活下去。如果有人能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下去，我也会
生存下去。你将看到爸爸尽最大的努力去拼博。”
彼得信心百倍地点点头，他一直都对我充满信心。
在罗马国际机场，中情局的医生推着我的轮椅前行。我用双眼向妻儿告别，我
一句话也说不出。我能说什么呢？
我妻子什么也没说，她脸上只有平静的微笑。她的抑制力之强，常让我惊奇不
已。
我们的儿子流着泪正试图挤出勇敢的微笑来送别他严厉而慈爱的父亲，我皱缩
着嘴唇点头表示赞许。他已经像我常教导他的那样坚强勇敢，这使我感到宽慰，他
必须靠自己做得更好。
后来我妻子告诉我彼得对在父亲面前流泪而感到羞耻。
到达美军医院后，初步检查还没有结束，我已快失去知觉了。
第二天，肾脏病理学家用更具专家权威的语气宣读了与中信局医生几乎完全相
同的诊断结果：“这种病基本上是婴儿疾病，偶而发作在20岁左右的人身上，我从
来没见过4O岁的人得这种病，而你已经50岁了。”
这清清楚楚地宣告了我的最终结局。
他重复着中情局医生曾经告诉过我的话，告诉我目前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他
会用抗生素来治我的肺炎，还会用利尿刘进行治疗。虽然先前已证明毫无用处。
接着他告诉我，我有一线希望，大约八分之一，也就是12．5 ％的希望可以活
得更长一些。但是我必须依赖于渗透机才行。
随后的两天两夜是我记忆中最漫长的日子。
像医生宣告的那样，我静静地等待死亡。我祈祷着，我想到了那些正在罗马为
我祈祷的神父、修女和我的朋友们，以及已返回东京还打电话来鼓励我的耶稣会告
解神父。他们都知道我快死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一定认为我将死去。相信一位
高明的医生的话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也许给我念珠的那位神父不相信我会死去。
一个人在无事可做等待死亡的时候，时光流逝竞是出奇的缓慢。当秒针擦过墙
上大挂钟的白色表盘时，每一声嘀嗒都缓慢、清晰得让人苦痛难安。
为什么时间走得这么慢？而我又为什么要急着死去呢？
我心中没有一丝焦虑与恐惧，不管是对我的家人还是我目己、或是我的工作，
都已没什么事情等着我去做了，我根本对任何事情都已没有了“欲望”，心中宁静
而茫然。
并不是说我已放弃了活下去的希望，绝不是这样，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活下
去实在是太不现实了。
然而，就是在此时，我还保持着双重身份。我是作为国防部的“平民雇员”住
进医院的，我搞不懂军阶徽章，我分不清少校和中校，也分不清下士和中士。现在
去搞懂它已经太晚了。
我从来没有和军队系统或军人生活沾过边。我不知道那些看护我的男女护士们
的军阶。但是我知道我人院后第一个照顾我的护士是他们当中军阶最高的，她是少
校。并且在我离开这之前她将升为中校了。
我接到了我妻于和儿于打来的电话，我不得不告诉和于在随后的几天里不要打
电话来，因为随后几天会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即使我还活着，我也不可能坐着轮椅
到走廊里去接电话，我只能请护士帮我，这样太麻烦别人了。我一再向他们保证我
会拼搏到底，我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祈祷。
这里我必须提到那位不喜欢我的前部长和他的家人。在我离家的日子里，他们
给了我妻子和儿子极大的同情与帮助。
我万分感谢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
当然，和子忘记了我的嘱咐，在第二天晚上又给我打了电话。我想不到我们的
争吵会持续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但当时我也做好准备使自己保持冷静不发火。我
使自己冷静下来，只是提醒和子我的身体状况——因为施用抗生素而愈加疼痛——
我让她两天后再打来。如果上帝保佑的话，我应该还活着，还能来接电话。
和于告诉我，她去过罗马的许多家教堂为我祈祷。我笑她就像一个从一酒吧跑
去另一酒吧的日本人，我建议她找一家教堂平静地祈祷。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没有
向她大喊大叫。
第三天晚上，我心思茫然地看着电视。我的下半身已经处于半麻木状态，而我
收集尿液的工作又做得马马虎虎。已经没有必要换掉湿床单了，在临死之前，这些
小事已毫不重要，死亡会抹掉一切。
在这种时候，人们通常会去思考一些重要的东西。譬如：上帝，信仰，家庭，
生命以及生命的意义，是否自己的一生是充实而有意义的。
奇怪的是，也许我为了过“充实”的生活而犯下了太多的“罪恶”，我已没有
多少世俗的欲望了。精美的食物，好的女人（也有一些令人讨厌的），好酒，金钱，
历险，嗜好，朋友，家庭，好工作，刺激，成功，会见大人物，快乐的时光，所有
这些记忆——大多是愉快的记忆——杂乱无章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感到自己面
带微笑，这使我意识到我确实已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得到了大部分我想得到的东西，
做了大部分我想做的事。事实卜我度过了一个充实的、享有众多美好回忆的人生，
令人不快的记忆早已淡忘了而无需我去回避。
就连我最关心的，我的家人，也已经托付给值得信赖的人去照顾。他们会很平
静，我也会。我感谢上帝使我有这么好的妻子和儿子，但我尽量不去想他们，一想
到要和他们分离我就会痛苦万分。
在关掉电视和夜灯之前，我掀开盖着我下半身的毯子，于是我看见了我无法相
信的景象。
我肿胀的左腿已缩回到正常的尺寸，右腿也缩小了许多，我尖叫起来。
护士冲进来，看见了我的腿的明显变化。
第二大一早，肾脏病理学家就来到病房诊视我已缩小的双腿。我的右腿又缩小
了一些，我的双腿很痛。他检查了我的双腿，注意到在我腿上有一些类似指甲抓痕
的红线，他摇摇头，不解地说道：“我无法理解。”
在两天里，我收集起来的尿达到创纪录的18升（4 ．75加仑），护士们打趣地
说我的尿液占据了冰箱里的所有空间，他们诙谐地评价说他们注意到我有“非常纤
细的脚踝”，病区的一些病友开始称我为“奇迹的人”。
我的双腿极为虚弱无力，但我确信我会从这次致命的疾病中恢复过来。肾脏病
理学家还是十分谨慎，但是与他所知或所预料的相反的症状一个接一个地显现出来。
他真诚地告诉我：“这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范围。”
现在的状况并不允许过于乐观，专家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这对他来说完全是
新鲜的。
医院里还有一个病人，一个年轻的士兵，也忍受着同样病症的折磨。我看见他
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他比我的状况好得多，起码他还能走路。他正准备接受一次肾
组织检查，就像我最终要接受的那样。
但是有一天，他的病床被遮闭起来；第二天，他不在了。他空空的病床提醒我
自己与死亡多么的近。
我的妻子和儿子非常高兴，但并不是狂喜，因为目前的状况还很严重，还是未
知的，还没有理由确信会持续下去。我告诉他们我会让上帝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斗
士。仿佛上帝还不知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