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工作的真正了解，我非常了解我的掩护工作，可以在我过正常的平民生活的时候
继续从事这项职业，并且我恰好会好几门语言。”
他停止了大笑。
来自司令部的“劝说”是：“别退休！我们有许多职位任你挑。”电报列出了
几个他们认为对我很有吸弓怕的东亚职位让我挑选。
不，谢谢！
另一个压力／劝说来自罗马站的内部：“我们现在不会让你走。许多人会在同
一个时间离开。请等到8 月底，暂时填补一下那些现在离开的人的职务。”
多么傲慢！又是多么愚蠢！他们怎么会指望我，一个极秘情报官，去为别人补
缺呢？
一个极秘情报官只会在另一极秘情报官遇到困难时替代他的职务，而永不会接
替一位有官方身份掩护的情报官的工作。他们应该了解得更清楚，他们是仅仅想让
我过点苦日子还是把我误认为一个拳击袋，或是一个干杂活的小工呢？
仍然没有任何作为奖励的关于升职的诱人的话语。
毫无疑问我会把任何这样的馈赠作为附加的侮辱而加以拒绝。
我答复说我必须尽早返回美国，以使我的儿子能升入高中。
他们仍然蛮横地、一厢情愿地坚持他们的意见，像往常一样完全忽略辩论中的
我这一方。
我不必屈服于这样的要求，我的家庭是我最关注的事情，如果他们不关心他们
的家庭，那是他们的生活，但他们应该尊重我的意愿。
在我看来，这些年来我已为情报局尽了自己的全力，我不欠情报局什么。但是
情报局却欠我的，那就是对我的公平的待遇。
最终，一位新来站的高级干事向我发出了一个荒谬可笑的威胁，他通过副部长
向我传话，希望与我“面对面地交谈，给我的脑袋里灌输点道理”。
我很难想象他除了打开我的头盖骨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做到这一点。
我从生活中感悟一个事实：那些口出狂言的人常常不用脑于。谨慎克制的话更
能够打动我。大多数教人打扑克的书都教导人不要随便吓唬别人，否则你将遭到重
创。
新来的高级干事显然对我不甚了解，他应该多了解一些关于我的情况，那是威
胁别人的起码要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不要随随便便就
威胁别人，因为你的信誉可能因此受损。
这又是一个需要学学中国历史的人。
我如果惧怕身体或精神的威胁，我就不会活到成年。
在我们离开前两周，我第一次去了古罗马广场。
很遗憾没能早点来游览这处名胜。通常一个人对自己居住的城市都不会完全地
去领略它的每一处风景名胜，因为“它一直在那儿”，但是不死城（罗马的别称—
—译者注）不会消亡，我会再次去罗马游玩。
我也明白，离开罗马后，不论我被派往哪里，就算是长久渴望的巴黎也会渐渐
丧失对我的吸引力。
我们很顺利地离开罗马，我们心存感激地向我们的朋友们告别，尤其是我们的
教会朋友们。
在罗马的工作是一个糟糕的职务，但是其他的事情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梦想，成
为最真的祝福。
罗马改变了我们，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而有意义。
在从罗马飞往纽约的飞机上，我们坐在二等舱的前排（中情局的规定允许我们
享受这种舒适的待遇）。我两次注意到一个特别高的身着罗马天主教护肩的神父，
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链子，但胸前的十字架被遮住了。他站在洗手间的前面，我觉得
这个时候和他说话不太合适。他看上去很眼熟，但是我想不起来何时何地见过他。
当我们到达纽约JFK 国际机场的时候，许多人捧着鲜花迎接那位高个子的神父，
其中有不少亚洲人——可能是韩国人。
不知为什么，其中一个亚洲人走到我们面前，用英语问我们想不想见红衣主教，
纽约的约翰红衣主教奥肯诺。（他怎么知道我们是罗马天主教徒呢？）
我们很高兴能有幸会见红衣主教大人。主教大人非常和蔼友好，搂着我们照了
几张相。
后来，我又一次通过我们意大利耶稣会的导师，弓阶我的一位日本佛教徒雇员
去会见奥肯诺红衣主教。
但是，像我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这次确定的会见因为红衣主教重要日程的
突然改变而没有进行。
到达总部之后，我开始与上司讨论我退休的各项准备工作。
我和上司进行友好客气的交谈，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是我公开的或暗中的敌人和
诽谤者。
看到我将离开情报局，他们感到非常的宽慰。
无论曾有过什么积怨和讥讽，以后都不复存在了，我将尽力忘掉过去的一切。
无论如何，我的将来早已决定，我不会再妨碍他们，他们也将从我的生活中消
失。
我和在总部的几位朋友一起聊天，其他的朋友像平常一样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战
场上，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升到了非常高的职位。
一位也正准备退休的前高级上司邀请我一块创建一家咨询公司。这是件令人高
兴的事情，我很高兴能多考虑几种选择。
我发现我被“骗取”了我在罗马时应该得到的回家休假的假期，区局长给了我
一个月的行政假期来弥补我的损失。
我得找个住的地方，我以前的“大老板”帮我们找了个地方。我儿子可以去那
个区全国有名的公立高中学习。我们深深地感谢他的这次帮助。如果不是进了那所
高中，我儿子就不会受到触动而努力学习。
在我等待退休的时候没被分派什么重要的任务。
我的退休准备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几个好朋友的推荐下，我获得了在那之前
我根本想象不到的“公开退休”的身份。
“公开退休”这个最近才设立的待遇很少给予中层的工作情报官，更别说一个
深潜的情报官了。
在那之前我还没听说有哪个长期深潜的工作情报官得到公开退休的待遇，在那
之后即使有人获得这种待遇，我相信也是极少的。
因为这件事我听说只有五六个从事了长达20年的极秘情报官工作的情报员才能
得到这种待遇。
除了第一年以及中间曾有一年在总部工作之外，我于了20年的极秘情报官的工
作。
许多极秘情报官都被他们的联络官或上司辱骂，并常常被剥夺应得的荣誉，受
到不应得的责难。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个老朋友的认可。他使我相信并非只有我
受到这种对待。
他自己本身就曾作过16年的极秘情报官，并且后来的工作使他非常了解其他极
秘情报官的困境。
使公开退休获得批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所有有关的事项都要—一检
查讨论。现在一旦公开，再不会给他们制造任何麻烦。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月的时
间。
当我听说自己得到公开退休的待遇后欣喜若狂。因为我听说许多高级情报员在
无私工作了许多年后也得不到这种待遇。
随后，我得到一些公开退休者的个人简历以了解如何写我的简历。但是显然没
有一份样品与我的情况类似，最后我不得不匆匆而就一份简历提交正式批准。
在经历退休的各项程序的过程中，在那些处理我的文书工作的人的友善帮助下，
我了解到其中的几个重点。
就我的情况而言，由于我的归化美籍延迟，我22年的工作中只有15年是为退休
基金做贡献，这是一个不利之处。
在处理我退休事务的人的合作之下，我得到了许多可行的建议，我从中获得了
最大的利益。
我了解到，因为我是一名以个人平民身份为掩护的极秘情报官，与其他政府职
员不同，在我工作的大部分年份里，我一直通过我的掩护身份的薪水缴纳社会保障
税（FICA），因此只要我能活到足够长的时间，我就有资格获得社会安全福利金。
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这个“假设”有些不够实际，但至少这是一项除极秘情
报官之外其他中情局雇员得不到的福利。
我和一些也正在考虑退休的朋友聊过，不少人都对退休后的经济状况感到焦虑。
这些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奇怪的是，大部分情报局的退休职员尽管在某些领域才华横溢，却在离开中情
局后难于找到一份好的新的工作。
造成这种困难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他们为中情局工作的期间，他们与外界的
接触大有限了。
在为中情局工作期间，不允许他们公开发表讲话。可以想象，即使你以后可以
脱去伪装，承认自己曾为中情局服务，人们也会用小心谨慎的眼光多看你几眼。鉴
于近年来中情局糟糕的声誉，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认为你过去的秘密职业是爱国高尚
的。
我个人就遇到过一些善良、友好的提问。譬如：“请坦率地告诉我，你到底杀
过几个人？”
我对曾经杀人的坚决的否认只会招来怀疑的微笑。
我听到一个有关中情局退休雇员的笑话：他们要么成为“国际商业咨询顾问”，
要么成为房地产经纪人。
这多少有些道理，获得房地产代理人的执照毫无困难。
但是除非非常有名或是有很广的关系网，“商业顾问”是一个难以赖以生活的
职业。并且随着时间流逝，你的信誉就会逐渐丧失，朋友们也会离你而去。
如果你在为中情局服务期间曾手握实权，你也不要指望退休之后权力还会伴你
左右。
通常“权力”随着你不再显赫而消逝，你甚至可能因为权力而树敌。因为掌权
的人，特别是那些手握不为公众所知的权力的人，常常不会谦逊与节制。
我曾听一位“重量级”的华盛顿顾问告诉我他雇佣一位地位很高的中情局退休
官员的经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但他的想法从
来不考虑钱的问题。他们可以和你谈论问题也可以与人谈判，与权威人物不相上下，
但是他们从来不把他们的想法与钱、与他们应该创造的利润联系起来。”
接着那个顾问正经地问我：“你能不能从钱的角度，从利润的角度考虑问题？”
我当然能，我是一名极秘情报官，这些年我并不是在象牙塔或钢筋水泥的地堡
里度过的。
可惜的是他没有机会雇佣我，不然我可以让他看到一个例外。
对我的退休最高兴的人就是我妻子和子。谍报生涯的秘密生活从来没有让和子
感到轻松过，她憎恶这种生活，她做了她不得不做的事，仅仅因为她“被骗嫁给了”
（这是她最近对我们美满婚姻的看法）一个已经生活在那个世界中的男人。
有一天当我们驾车经过中情局总部时，她向着情报局的方向作了一个意大利式
的“告别吻”。我可以看到在她脸上洋溢着解脱后的那份轻松甚至狂喜。
但是，我们还得花时间去适应“公开的”退休生活。
大约有一年多时间，我们仍然保持着即使是在轻松的日常谈话时也开着收音机
的老习惯。和子无法说出C －I －A 三个字母。回想起我们在日本时，我们的儿子
只有五六岁的时候，不仅仅C －I －A 三个字母是最忌，我们也不想儿子听到并了
解“F －B －I ”这几个字母，因为我们担心在无知的人们心中这两者之间可能会
有某种紧密的联系。
当我告诉和子，我们第一次可以告诉住在附近的新结交的朋友我们过去和中情
局的关系时，和子万分惊恐。她不停地追问我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于是我们之
间又免不了一次争吵。
由于多年来的习惯，提出那个话题显然是相当困难的，我不得不让和子相信，
我们必须回到正常的生活里来。
当我提笔给我们在罗马的导师写信并附上得到正式批准的个人履历时，和于又
一次变得恐慌。我不得不提醒她我们的导师应该是第一个了解我的真实过去以及我
们的苦难的人。我说他一定会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得不说谎，甚至是对他说谎。
他肯定理解我们，后来当我问他是否注意到我有什么异常时，他笑着说道：
“我确实觉得有点怪。另外，你的空余时间好像太多了。”
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来真正摆脱对任何可能的监视保持警惕的心理。今天
我仍然会因各种原因留意那些当我驾车时出现在我左右的车辆；这一早已养成的习
惯可能会永远陪伴着我。
我在前面曾写到，那些从事谍报、警察等职业的人能够认出从事相近职业的人。
在我退休之后，1990年8 月，当时我正从由罗马飞往法国尼斯的飞机上下来。
我衣着简单，看上去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