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自16 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诸如利
马窦、马可波罗等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传教士、旅行家身上，而且体现在一批
为人类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思想家、作家身上，像莱布尼茨、孟德斯鸠、
伏尔泰、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施本格勒等思想家，歌德、卡夫卡、布莱
希特、庞德、马尔洛、卡内蒂、博尔赫斯等作家。这批声名显赫的人物无一
例外地表现了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尽管关注并不意味着肯定和热爱，有时甚
至意味着否定和敌视。然而，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热爱还是敌视，
关注本身已经证明了中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证明了中国在人类最优秀
的一批思想者头脑中的重要地位。这种重要性的极端表现，可以用伏尔泰的
《世界史》以中国为开端作为典型例证。
西方最优秀的一批思想家、作家不约而同地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用史景迁的话说就是：“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具有深刻的魅力。西方被中国
迷住了。”西方被中国迷住是一个事实，知道这一事实的人或许更愿意进一
步了解其中的原因。史景迁在列举事实的同时也阐释了原因。他认为原因有
两方面：其一，这种魅力的确产生自对中国政府和社会的深刻认识；其二，
这种魅力来自关于中国的抽象观念，这种观念在16 世纪和17 世纪似乎触及
了欧洲文化想象中的某些因素。这两方面原因实际上由知识和想象合成。西
方人被中国迷住，既因为他们对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有某些深刻的知识，也
因为他们对中国无知而激发出富于创造性的想象。
这两个原因显得自相矛盾，但史景迁在他冷静的叙述中使这自相矛盾的
原因各自都有了存在的充分理由。进一步，史景迁还阐明了一个道理，即西
方对中国的姿态往往潜藏着“文化利用”的深层原因。“对于那些深怀不安
全感和焦虑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出路或退
路。17 世纪早期对中国信息及故事的那股热情和兴趣就是这样产生的。记得
在1600 年到1617 年和1618 年这段时期，就出现了六七本关于中国的内容各
异的著作。当时不正是30 年战争之前人们对现状极度不满、政治分裂加剧和
暴虐横行的年代吗？！很明显，这些著作所取得的显著成功也说明了当时西
方公众要求阅读关于中国的作品的渴望。18 世纪中期当西方人开始探索政府
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合理的政府形式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可见，尽管
西方社会非常繁荣，但人们仍旧怀有不安全感，其中包括对社会地位的不平
等以及日益加剧的海外扩张的担心。学过欧洲历史的人一定不会忽视那段文
化绝望时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连中国的梁启超、蔡元培等思想家都
注意到西方要灾难临头了。20 年代和2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点复兴景象很快
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所扼杀。可见，西方文化的发展正
处于彷徨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批西方作家和思想家开始重视研究中
国。”
这段不短的引文可以说是史景迁这部著作的结论，它可以使妄自菲薄者
增强自尊，使妄自尊大者变得冷静。西方出于完善其自身的目的，对中国产
生浓厚兴趣。不管这种兴趣是出于天真无知还是真知灼见，都表现了一种“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不同的文化可以存在类同，不同的文化更应该相
互利用，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读一读史景迁的《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
也许不无裨益。
（黄伟林）
《亦新亦旧的一代》
南怀瑾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太阳照样升起》，一个充满诗意的标题。这是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和
记者海明威的一部小说。主人公是一群美国青年，在战后的一片精神荒原上，
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承受着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没有一个人是清醒
的。”有人因此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
你们属于什么样的一代呢？当然，你们实在不必理会诸多名称的无谓堆
砌，问题的关键是面对这个询问，你们是否享受了思考的乐趣和承担了思考
的责任。
南怀瑾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思考的过程和答案。《亦新亦旧的一代》，
原为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所作的专题演讲《二十世纪青少年的思想与心
理问题》。“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荣幸地拥有只属他一人的生活。”（雨果）
这里10 万多的文字积淀着作者和读者的生活经历与理性思考。以历史开始，
以群体开始，以理性开始的思考起点，使南先生对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
迁历程及其对人们心理状态的影响的剖析、论述，成为一部具有实用性和普
遍性的“社会问题解剖书”、“青少年思想教育诊断书”、“中西文化交流
过滤书”。
青年人学会与他人尤其是与长者做和谐的交流，实在是在漫长的人生道
路上必须学会且重视的一课。没有一个人的思考结果不是建立在前人智慧结
晶的基础上。南怀瑾经历过旧社会向新社会变迁的历史，也身处在不断求变、
待变、必变的新时代。他的论述，主要有两个特征：（一）内容涉及广：新
旧文化教育制度；现代的道德价值观念；老少之间的代沟；中西文化的冲撞；
人的一些基本问题。（二）分析问题有理有据，不板着面孔说教，也不妄下
断论。南老师善于从目前的现实问题，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历史文化，谈笑间，
娓娓道出问题的前因后果，让我们这些年轻学子，自己发现问题的症结。南
老师不仅是一位和善的长者，还是一位平易的智者。也许，我们很多人从未
见过南怀瑾老师，但正如我们阅读到一本好书，我们汲取了其中思考成果的
精髓，或者因为其中的一句话，一件小事，启发你不断走向成功和幸福的道
路，我们受益于此，并且终身难忘。
人们说，20 世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20 世纪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尽沧
桑的民族。那么，未来的21 世纪，中国将会是怎样的前景？中国青年将会创
造怎样的历史图景呢？
正如南老师所言，现代青年，绝不能再沉溺于彷徨、郁闷，敌视一切，
否认一切的心理漩涡之中，也不能放任狂放自恣的偏执个性，失去自律自制
的准绳，走向“疯狂与镇定剂齐飞，颓丧与麻醉品并驾”的极端境界。毫无
疑问，那将使青年们继续成为“迷惘的一代”、“病态的一代”。现代青年
必须寻找出一条新的，属于自己属于社会属于整个民族的奋斗道路，“凡是
现代有志有识的青年们，应该在科学文明的时代中，创立新的历史文化”。
这正是南怀瑾老师对新的一代的期望，也是我们的信心。
（梁丽明）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曹聚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几十年以后的人们回顾中国20 世纪的文化历史，可能会感到费解。20
世纪最初，读经仍是中国学术主流，中国文化界尚存在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
章太炎的古文经学之争。1905 年清王朝正式下诏废除科举，新式教育日益兴
盛，读经渐渐废止。辛亥革命失败后，又出现复古尊孔、保存国粹的潮流，
袁世凯政府祭孔，规定读经为中、小学必修课。康有为甚至电请北洋政府尊
孔教为国教。之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了更激烈的“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甚至有废除汉字、汉语、不读中国书等极端主张。40 年代，朱自清
写《经典常谈》，序中第一句则称“在中等以上的教育等，经典训练应该是
一个必要的项目”。可见“五四”时代的极端又有所回旋。60 年代文化大革
命，传统文化又处于被全盘否定的状态。90 年代，竟出现“国学复兴”。
以上事实，颇给人“朝三暮四”、“朝令夕改”的感觉。历史发展有其
自身规律，“反复无常”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道理。不过，经过历史如此这
般大起大落的折腾，人们发现，20 世纪90 年代尽管有所谓“国学复兴”，
但许多人却全然不知何谓“国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反反复复，即使那些
提倡弘扬传统的人，也有许多已不知传统为何物了。
其实，“国学”并非什么玄妙之辞。按曹聚仁先生的说法，“国学”，
乃是外来语，并非国产。日本人原有“支那学”、“汉学”这样的名词，因
此，19 世纪后期，留学日本归来的学人，译之为“国学”，也就是“中国学
术”之意。
知道“国学”为“中国学术”并不意味着真正了解了“国学”，因为，
我们还必经进一步了解，何谓“中国学术”。关于这个问题，20 世纪的中国
学者留下了不少著作，如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钱穆的《国学概论》、顾
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朱自清的《经典常
谈》，当然，也包括我们这里将要谈论一番的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
笔》。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是曹聚仁晚年之作，最初在香港《晶报》上连
载，从1970 年1 月2 日至1970 年9 月15 日，连载了九个半月。这部书共分
12 部分。第一部分可称引子，从方方面面谈论自己写这本书的动机以及自己
一生治学的经历；第二、三部分专门谈论儒家的兴起和两汉经学，第四部分
谈除儒家之外的先秦诸子，第五部分谈玄学和佛学，第六部分谈宋明理学，
第七、八、九、十部分专谈清代经学，第十一部分谈晚清的学术变革，第十
二部分谈的是中国文章。
曹聚仁自称“这是一种‘有所见’的书，不仅是‘有所知’的书，窃愿
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知者”。此话颇为自负，但确也合乎实情。在我看来，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正好具备这两大品格，其一为有所知，其二为有所
见。
有所知指的是曹聚仁具有广博完备的国学知识。换句话说，读了此书，
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什么是国学。这种理解不是肤浅的、概括的、静止的，而
是深入的、细致的、发展的。比如清代经学，此书不仅指出清代经学与宋明
理学以及两汉经学的根本不同，而且专门谈了清初顾、黄、王、颜四大学派，
乾嘉道咸年代的吴学、皖学、浙东、扬学四大学派，以及清末魏源、龚自珍、
康有为等为代表的今文学。在这里，指出不同，可谓深入；详述流派，可谓
细致；梳理变迁，可谓条贯。此书既以“学术思想史”命名，就必须完善“史
实”。而这里的史实，对作者，是“有所知”，其本身有广博完备的国学知
识；对于读者，亦是“有所知”，可以因读此书而获得广博完备的国学知识。
作为一部述史之作，不仅须有所知，而且应有所见。这里的见指的是史
见，对历史的见解。对待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史，不是顶礼膜拜，而是冷静
分析。这是有所见的前提。曹聚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不仅有
扎实的国学功底，而且有锐利的疑古精神。他表示：“我只是一个病理学者，
我要对年青人说明白，所谓‘古书’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跳出科举制艺的
圈子，用批判的眼光来认识中国学术思想的真面目。”正是这种“病理学者”
的态度，使曹聚仁能看清国学中的精粹与糟粕。他告诫人们，如果对国学有
兴趣，千万莫落入科举制艺的陷阱，必须跳出宋明理学，汉代今文学的圈子，
要研究先秦诸子百家，就得接受清代学人的知识，如皖学、浙学和扬学，经
过了考证学的基本工作，再来求其汇通。这是关于研究国学的方法的经验之
谈。他告诉人们，“不要恋古、迷古、信古，要明白古代文化遗产，其中‘国
糟’多于‘国粹’。。”他叙述亲身的阅读经历，是房龙的《人类的故事》
启发了他有关历史的智慧，是路威的《文明与野蛮》给他指明了文明的真实
历史。他以这种经验为证，强调必须以现代的历史观和人类学知识来对待国
学。这样才能去掉国学神话的外衣，发掘其内在的价值。用他的话说：“我
们只有真正通了‘今’，才可以‘博古’。”可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确是一部“有所见”的书，它处处闪耀着建立在“真知”基础上的“灼见”
之光。
（黄伟林）
《经典常谈》
朱自清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书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最卓越的精神实体。苏格兰作家斯迈尔斯曾说过：
“书是人类奋斗史上最为不朽的硕果，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