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呢？难道除了王先生之外，你再也没有其他交往了吗？而这种交往的程度和前景你又有何说法？）〖HT〗男女老板之间的交往当然是难免的，毕竟总有合作的可能，总有互相借力、互相担待、互相攻守同盟欺骗第三方、第四方乃至更多方面的时候。当然，男女老板之间也有一个互相防范、互相封锁消息互相守口如瓶的时候。男女老板之间一接触不是谈正事就是一起玩。这里所谓谈正事，大多是心照不宣，也有投石问路，也有旁敲侧击或者干脆装孙子的。至于这个“玩”，指有时打牌豪赌，有时疯狂派对、咋咋呼呼逢场做戏。根本就缺乏一种与“情”有关联的气氛，更没有一种与“爱”有联系的氛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男女老板之间，除了有时候喝酒喝多忘乎所以外，正常情况是不会上床的，至于男老板带有女秘书，女老板带有男随从，基本上也是相见一笑，尽在不言中，当然也并不是说女老板都认定男老板必泡女秘书，男老板都认准女老板必泡男随从，反正一切都是心照不宣，一切都是莫须有或莫须没有。总之，这年头谁去为谁操心啊！和你们说了半天，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诉苦，更千万不要就此认定我——并通过我这个“个案”进而推断全部女老板都缺乏幸福或者是都在伪装幸福。说到“幸福”二字，自是每人的理解和体验不一样，正如同酸甜苦辣心中知一样，幸福也全凭自己的感觉。以我自己为例，我虽然目前还找不到白马王子或黑马王子，但我并不认为我为此就生活乏味，就毫无幸福可言。我敢率性而为，我敢坦荡地裸露包括情爱史、幸福观及形形式式人生在内的一切和一切。加之财产巨额，出有豪车，住有豪宅，办事呼风唤雨，连某些地方小官也是奉承相迎。想出国嘛，就像玩儿似的，说走就走。北京“三高”演唱会我置身其中，耳聆世界顶尖的歌唱水平，深圳高尔夫邀请赛我也到场，亲眼领略“老虎”伍兹的挥杆风姿。而盐湖城冬奥会，本来就与我毫无关系，但我心血来潮了就去看了它的开幕式……所有这些，你们看看是否属于“幸福”的范畴？我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年龄，是离你们男人常挂口头的“豆腐渣”不远了。但即使如此，我也绝对不将就人选，不压低价码，我的婚姻理念是：随缘；我与心上人相处的宗旨是：愉快、开心；我的做人姿态是：我行我素；我的交友原则是：诚信。
时装裹住爱情的谎言美丽的时装裹住躯体也裹了爱情的谎言（1）
在人类，先有劳动还是先有爱情，应该是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的翻版。笔者小时候读过的通俗政治读本这样告诉笔者：人类通过劳动产生爱情，又通过相爱来促进劳动的积极性。长大之后，笔者对少年所受教育感到困惑，不劳动的人就没有爱情了吗？而笔者还因为谈恋爱被批判过，指责笔者谈情说爱影响了劳动。非经院学者戏称：男人的文明是从劳动开始的，女人的文明是从爱情开始的。这应该是一段调侃的话，可也并不是荒谬到不可接受。笔者更戏称：男人用劳动改造世界，女人用时装改造爱情。于是，当一个用爱情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服装厂女老板制造出美丽的时装包裹住自己的躯体，又无可奈何地包裹住爱情的谎言时，笔者再一次发现了以往爱情哲理的悖论。从她的装束上，笔者已经看不出毛小妹身上温州小镇女性的质朴了，但从她的谈吐中，所谓走出农田的农家女的本分还依旧存在。她不艳丽，可很耐看，这大概是由于江浙女子身材苗条，皮肤白嫩的关系。三十三岁的亿万富姐并没有改变她的基本性格，起码她不像一些还远不是富婆的女人那样虚张声势，咄咄逼人，这大概又和她只上了六年小学有关系。她的杭州彩蝶服装厂离风景秀丽的西子湖还有一段距离，应该算是杭州的郊区了，可这里依然绿树成荫，点缀着栋栋已经富裕起来了的农家小楼，这些小楼绝非海口市区内那些千篇一律、贴着低档瓷砖、一栋紧挨一栋、被自豪地称为别墅的低层建筑，而是风格各异，色彩不同，高低不一，错落有致。远远望去，可见六和塔高高耸立，成群的鸽子在塔尖缭绕。她的厂房并不高大，和笔者曾到过的重型机器厂不能同日而语。但整个厂区有如花园，干净整洁，尤其是车间内，完全能够用一尘不染来形容，最时髦、最性感的女性内衣和千奇百怪的女性时装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走向市场，去领导中国的时装新潮流，也为拉动内需贡献着力量。她是在办公室里和笔者进行交谈的。她的办公室分为两个区域，一半是现代化的，豪华装修，红木家俱显示着典雅高贵，一排青铜模特做出各种造型；另一半则是近乎原始的，红砖墙，三合土地面，一张老式方桌和一张高凳，一台老式脚踩缝纫机和一个用煤炉子加热的熨斗。她用这种方式泾渭分明地诠释了她人生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而笔者只能认为这叫忆苦思甜。我过得很好，起码在别人眼里我过得很好，很风光。我是政协委员、青联常委、妇联常委、区人大代表、省民营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全国时装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妇女问题研究会副秘书长，还有什么儿童的、少年的、文艺的、街道的、法律的等一些群众团体的头衔，要是都印在名片上，起码五面才印得下。这都是荣誉，说明社会看重我，我也不能辜负这些看重我的领导，为社会多做贡献呗，该捐款就捐款，该出席什么仪式就出席什么仪式，该送礼就送礼，该请谁出国考察就请谁出国考察，无非就是花点钱。按我们那地方的习惯，有钱不花在社会身上，也得送庙里去，给菩萨花，重塑金身嘛，积个阴德。我的钱不是祖上留下来的，也不是抢银行抢来的，完全是赶上好时代了，社会给了我好机会，让我靠个人能力挣来的。所以，要回报社会，回报这个时代。我是真正的农家妹子，只读了小学，就回家干农活了，什么养猪、喂鸡、插秧、打柴，我都干过，空闲时，还学着刺绣，就是给县里服装厂做的出口服装和被面上绣上花草鸟兽或古代仕女。到了十六岁的时候，我爹给我说了两条路，一是嫁人，二是出去学一门手艺，都是因为家里不再养我了，我家五个女孩，他想养也养不起。那时是1984年，我们温州出去打工的已经不少了，但大都是男人做小买卖，少数女孩子是去大城市里擦皮鞋。我想了一晚上，做小买卖不太可能，因为我家没本钱，擦皮鞋我不愿意，因为我听说那些女孩子白天干的是擦皮鞋的营生，晚上是陪做小买卖的男老乡睡觉，跟不喜欢的男人睡觉，打死我都不干。我跟爹说，我去学一门手艺，温州裁缝多，做衣服的师傅在全国都小有名气，我就学裁缝，学好了，以后开个裁缝铺，自己吃饭没问题，嫁人的事我想都不愿想。我娘说我心野，我爹不在乎我干什么，反正不在家吃饭就行了。结果，我爹托亲戚在温州找了个师傅，说好了管吃管住，不给工钱，学三年，出徒以后另立门户。我一想，出徒我才十九岁，二十五岁嫁人，还可以自自在在地过六年，六年，什么变化都可能发生，什么机会都可能出现，所以我挺愉快地离开了我们那个小村庄，来到了温州市。温州是个老城市，但它出名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上面批判它资本主义尾巴泛滥，其实就是搞小买卖的多，还走私从台湾运来的布匹。我到温州的时候，几乎家家都有人做小买卖，懂得提高利润率的人则用走私来的布匹加工成衣服，能赚到更多的钱。我去当学徒的那家裁缝铺就干这个，我师傅三十岁，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人也挺温和，不像传说中的师傅对徒弟非打即骂，而且在传授手艺上一点都不保守，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理想中的男人就应该是他这个样子。这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农村里生活，见过的男人都是像我爹那样凶巴巴的，只会欺负女人。我师傅的店铺是一座临街的两层楼，楼下隔成两间，外面是店，有柜台，摆着各种布匹和衣服样子，里面是厂，有三台缝纫机，楼上是他的家，住着他和他老婆，还有两个儿子。他带了两个徒弟，另一个是男孩子，是温州郊区人，每天骑辆破自行车上下班，而我就睡在楼梯下面。日子本来过得很正常，我对裁剪、缝制衣服的一些基本知识也掌握了，师傅夸我很聪明，在我亲手为顾客做出第一件衣服后，还在晚饭时添了两个菜，为我庆贺。可一切都在我得感冒那次改变了。那时整个温州都闹流感，我也被传染上了，师傅的老婆怕把她的两个宝贝儿子传染上，就带着他们回老家去了。我浑身酸痛，四肢无力，干不了活，只能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可又睡不着。师傅为我熬了姜汤，煮了鸡蛋面，还给我买了退烧药，坐到我床头，一勺一勺喂给我吃。说实话，从小到大，我还从没有被人这样无微不至地照料过，再加上本来我对师傅印象就很好，他还没喂完，我就扑到他怀中哭起来，你知道，人在生病的时候是最软弱和最渴望有亲人的。他当时要是推开我，也就没事了，可他放下碗，捧住我的脸，温柔地说：“别哭，有我在呢。”还用嘴把我脸上的泪珠都给吃下去。此时此刻，我觉得他就是我天底下最亲的亲人了，一个乡下女孩子对男人的所有戒备全都消失了。我一把抱住了他，他的嘴也不再吃我的泪珠，而是亲住了我的嘴，又亲我的耳朵和脖子，紧接着，又亲到我的胸脯。不知是发烧烧的，还是他的抚摸搞的，反正我迷迷糊糊，好像腾云驾雾似的，整个人就交给他摆弄了。我一点都没有疼痛的感觉，好像是在妈妈的怀抱中做梦，好像是在我们村边的小河旁幻想着未来，等到清醒时，我已经是他的人了。（笔者不得不感慨：“我已经是他的人了”，这是中国传统女性有时最为自豪，有时又最无可奈何的一句话，也是西方及东方现代派女性最不理解的一个问题。）我和师傅是没有结果的，我把女人最宝贵的东西和最难忘的初恋都奉献给了他，但他并没有勇气为我的一生负责，他告诉我说：“我老婆也是把她的初恋奉献给了我，我已经许诺要和她过一辈子，现在中国又不许娶小老婆，所以……”他没说完，我就扑到他怀里痛哭起来，他又是用嘴吻干我的泪，又是继续吻我身上别的地方，又是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脱光了我的衣服，又让我在短暂的时间内忘记了痛苦，使我在清醒以后更加难受。我只有离开他，我不愿意让我、他和他老婆都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因为女人的敏感使他老婆一回来马上就感觉出我和师傅之间的不正常，她没有和师傅吵闹，也没有对我打骂，而是对师傅照顾得更加体贴入微，对我也格外关心。我受不了这种难堪，心里也有了对她的负疚感，于是我没向任何人打招呼，在一个黎明，师傅全家还在梦乡中时，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告别了温州。
时装裹住爱情的谎言美丽的时装裹住躯体也裹了爱情的谎言（2）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我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故乡，那里实在是太贫穷落后了。在中国，一个农民一旦离开了农村，打死他他都不愿意再回去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城市中那么多打工的农民即使找不到工作也还赖着不走的原因，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哪里是天堂，哪里是地狱。我之所以不能留在我已经熟悉了的温州，一是那句俗话；二是我怕风言风语，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和师傅的事肯定会被传得满城风雨，虽然城里人可能不在乎，可我受不了；三是我怕再见到师傅，那我肯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又会和他再续旧情，这就失去了我离开他的意义。我到了杭州，我们省的省会。杭州我是人生地不熟，初来乍到，连在什么地方落脚都不知道，但我不傻，嘴也不笨，就直奔布匹批发一条街，到那打听有没有老乡。果然，在那里碰到了不少温州人，其中有几个还听说过师傅，知道我是他的徒弟，就帮忙给我介绍了一家也是温州人开的服装厂，让我上那儿去打工。我一去果然就被聘用了，吃住都管，计件工资，每个月干好了能挣一百多块，这可是在农村一年都得不到的收入。表面上我是知足了，其实不然，我娘说我心野，这是真的，我拜师傅学手艺，不仅是要解决生存，更想有朝一日能有间自己的店铺，当老板娘。所以，我打着工，也在寻找着机会。是一个男人帮我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是我打工的这家服装厂厂长的表弟，比我大五岁，人长得挺精神，在厂里搞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