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给我施加压力叫我“不要给台湾人卖命”；有人暗中向我威胁，叫我“识相一点”；有人则想收买我，即暗示我说，如果批准他办理“迁坟费”，则许诺我什么什么好处……说实话，我性格中较犟的一点就是眼中容不下沙子，我不相信这事就没有个说理的地方。而且我对处理这事是有主见的，我知道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村委和乡镇领导干部的态度如何。而怎样才能使他们端正态度呢？我看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后从中获得了启发，于是就通过老乡联系海口和三亚方面的记者，这个老乡只认识电台记者，我说电台就电台吧，反正媒体来人调查做出要报道的样子，那些村镇干部准被唬住。果然，电台两名记者不但来了，而且他们觉得这事有点意思，又通过自身的关系叫上了电视台的记者一起来，当他们扛着摄像机这大家伙往龙脉岭坡一站，并选择角度拍摄时，乡镇领导一二把手在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的陪同下就屁颠屁颠地来了。那几个记者也真牛，还不愿搭理这些“土地官”，只是一边拍摄，一边画图，一边用文字记录点什么。这边村镇领导就慌了，他们主动和记者答讪，说是村民们提出“坟地”问题，他们都很重视，经过调查已经感到多数是无理要求了，现在正在做工作……记者则以守为攻，说：你们可不要太官僚主义啊，说不定是老百姓的话也有根据，说不定是他们真的老坟头在这里呢？这事由我们作客观报道，引起更高层领导的重视后，再派人专门调查吧。这话更把这些小官们吓住了，谁都知道这一段时间里，各地都贴出这样横幅：“气走一个投资者，摘掉一片乌纱帽。”这村镇领导干部级别虽然很低，但他们感到绝对值得珍惜。这样，在记者们棉里藏针的旋压下，乡领导当即下文件，批评这个村的领导“群众工作做得不力，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并以此事为例通报全乡。至于对记者，他们也有一套，他们马上到乡所在地，摆上好菜好酒，招待记者。并在席间求记者们不要发这个新闻，“要多支持我们工作嘛……”说实话，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媒体和记者的地位。所谓“无冕之王”，不少官员都怕三分的。而只要官员认真去办事，老百姓哪里有能耐闹得起事来？我把这“坟地”事件处理好后，又一心一意地管理好基地中的各项事务。一晃三个月过后，邓老板才回来。本来我处理这件事后，完全可以用电话向远在台湾的邓老板报功的，但我却没有主动提起，而当他问及时，我才轻描淡写地说上一两句。邓老板在电话中听出了意思，回来后对我更刮目相看。邓老板首先决定给我奖励一百万元，然后当即宣布给我提高年薪额度：三十万元。你们一定以为邓老板给我的奖赏是一种醉翁之意，其实说实话，这个时候他对我还是没有这方面的表示。那时候，我身边带着个女孩，他倒是经常来逗着她玩。而且瓜田基地没办幼儿园，他提出来可以用车把孩子送到三亚甚至海口市进全托的幼儿园，一星期才接回来一次。但我一方面不放心小孩远离自己，另一方面，也省得我老公怀疑我有什么出轨的行为，所以一直就没把孩子送去幼儿园。邓老板见我这样，就从附近农村请来两个中年妇女给我带小孩。但尽管我再注意，再检点，我老公还是对我产生了怀疑。说到我老公，到1994年时他当杂工班长的那家建筑队所盖的楼就成了“烂尾楼”，因而，工钱一直就拖着未结，他口袋里一直就装着一个八千元钱的白条。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犟着去给搬家公司去当搬运工一段时间，直到走投无路时，他才接受我的劝告，才愿意到“永隆热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来。邓老板对我老公也是热情有加，他并不安排他做体力活，见他身材高大，就安排他当保安队长，也就是巡看公司所在地和那一片成熟后的瓜田，月薪也不低于五千元。〖HTK〗（笔者听到此就说：这五千元不低，那也才是你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啊，你们已经成为“女比男强”了，这幸福能长吗？）〖HT〗我就知道你们记者作家敏感。你说得不错，问题马上就来了。我老公到公司后不久便开始怀疑我和邓老板有染。我老公先前是听我的，但这时任我怎么说他都不吱一声。但我看得出，他微微翘起的嘴角就已经表示了他的不满。我知道我老公这态度与一些风言风语有关。有时我笆老板连夜在办公室时研究工作，我老公在公司周围巡逻，这时就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他“你真是一个好保安啊？”这种有潜台词的话叫一个大男人怎么咽下去呢？于是在听多了传言和不负责任的议论后，我老公咽不下这口气。这天我和邓老板一起到定安和琼山交界去看一处将要转让的花卉基地，回来后发现他已经不辞而别，并抱走了我们的女儿。我焦急万分，邓老板也很着急，他马上派车派人到海口，找到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找我们的老乡，包括我的广西老乡和他的湖南老乡，但都没有我老公的任何消息。邓老板还把找人的范围扩大到三亚、琼海、儋州、文昌等，但仍没有一点消息。老公的出走我是难过的，天地良心，我敢发毒誓，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的事，而他怀疑我和邓老板有染，则是对我和邓老板一种伤害。邓老板在寻找一段时间后仍不见我老公踪影的情况下，这天他就在办公室里和我细谈。说白了他就在这个时候才向我求爱。他冷静地对我说：“你我本来是问心无愧的，但却被别人怀疑，你的先生也不信任你，这种没有信任感的夫妻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我承认他也不是个坏人，但她不会是你理想的丈夫。我建议你离婚——如果找不到他，就可以在婚姻登记所在地通过法院，用诉讼离婚的方式来个缺席判决。否则，他这么不负责任的出走，对你是太不公平了。”我承认邓老板说得有理，而且他并不自私，他当然也表示对我的爱慕，但他又说：“你考虑嫁不嫁给我是另一码事，但你离婚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追求到幸福，否则，你陷在这种不清不楚的境地中怎么行呢？至于我向你求爱是我的权利，我马上就回台湾离婚——请注意，我可并不是为了追你才要离婚的，我这个离婚已经成了马拉松了，别以为内地离婚就难，台湾就很容易。我的婚姻问题由于有财产的确认问题，所以一直就搁着，已经是好几年事了。我上次回去三个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还是一下子没到位，还有很多财产确认和财产分割问题，其实我本来想退让了，但我的家族就不允许我退让，家族中长辈甚至叫我就在海南找个“二奶”，再跟她耗下去，但我想，如果这样一来，我就理亏了，所以我一直清清白白。我承认邓老板较理性，而且较文明，说实话我要是孤身一人的话，我会毫不顾忌地嫁给他。但此刻我当然不能随便答应，因为这涉及到我那失踪的丈夫和一对儿女——噢对了，他不但抱走我身边的女儿，他还回老家湖南常德，抱走了留在老家的儿子。你说这对龙凤胎我能割舍得了吗？况且，我什么事还没有呢，我广西老家及我嫁在外地的三个姐姐均打电话给我，没有一个不指责我“太过分”。我真想问所有指责我的亲人一声，我到底在哪里“过分”了？我尽管心情烦乱，可我仍协助邓老板先后把定安和琼山交界的两块价格非常优惠的土地吃了下来，办起了花卉基地。邓老板叫我管理花卉基地，但我却想向他辞职，邓老板绝对不同意，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个时候你是不能离开的，就算我求求你。即使你不同意我向你求婚，甚至反感我在这个时候向你表示，从公司的角度上你也是不能离开。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可能要回台湾，并不是说这一去就一定能解决离婚中的遗留问题，能不能解决是另一回事。但这里的事又是另一回事，这里要运转，新的花卉基地我已经请来了专业的技术员，我请的花卉技术员是一对夫妻，他们明天就到，我马上安排你和他们夫妇一起到泰国、新加坡去考察花卉园艺培育的状况，泰国和新加坡都有台商在那里开发这类产品，我已经联系，我回台湾前，争取把你们送出去看看。先开开眼界，才能把这花卉基地做大做好。恕我直言，现在海南也有不少同类花卉盆艺场，但我觉得他们首先是眼界不开阔，根本分不出来泰国和缅甸盆景榕的区别。更不要说引种自南美的种种铁树和微缩乔木了。他们只能去卖一些柑桔，只能卖一些胡乱用“发财”、“进宝”、“吉祥”之类的词汇装点的种种盆景……我承认邓老板是一个干才，如果他不被婚姻所累，他会做得更好。而我在他公司那里确实学了不少东西。我不能在他脱不开身又十分需要我的时候离开。邓老板略约考虑了一下后，又对我说：“这样好不好，现在开始你不再拿年薪，我同意把全部投资的百分之二十的份额拨到你的名下。如果我们以后有缘份走到一起，这当然最好，但如果没有更深的缘份，也算你在我几个关键的时候帮过我的酬答。”人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想，是人都会有所触动。这样，在邓老板的安排下，我和搞花卉技术的夫妇一起到泰国和新加坡考察，我们考察的地方大多是台商在这里办的实业。这次的泰新之行真的使我眼界大开，我现在的花卉盆艺基地很多地方就是模仿人家。邓老板等我们考察回来后便又回台湾去了。走前那天晚上我们几乎是彻夜长谈。我们那晚谈了很多，各自谈了身世和种种际遇，对各自婚姻前景作了预测，还抒发了许多人生感慨。我承认那天晚上我是动了情，我第一次如此痴迷地向一位男人倾吐。邓老板年龄比我大十二岁，属相上刚好大一轮，而阅历和各方面知识他比我不知强多少倍，他为人儒雅，却也不乏激情，他经商算计精明但仍算慷慨大方，不管从哪方面看他真的都成为我的偶像。我承认，那天晚上要是他真的表示要进一步亲近我的话，我是不会拒绝的。但他没有任何表示或暗示。说实话，我们这里的人议论起台湾老板来一般都认为是最爱玩女人，又最小气且不讲信义。而通过对邓老板的认识，我觉得这种议论有失偏颇。邓老板回台湾后我便开始投入花卉盆艺基地的经营。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印尼、文莱、沙巴等国运来的优良盆艺陆续到货，邓老板又从台湾稍来了一些经过培育的盆艺样板。除那对技术员外，邓老板又请来了一位泰国盆艺师，由他做技术统筹，这样我们的花卉基地便发展很快。不到一年，便有客商到场里来订货物。从投入到产出，速度之快，无不引起同行的羡慕。以后，当我们的盆艺打到广州，打到北京时，同行更是嫉妒了。当然我们新开的这花卉盆艺场也碰到一些麻烦，比如在产品上市时，有一些小流氓来捣乱，说什么来收“保护费”。这方面我可没有半点怯懦，我只冷笑地问他们那小头目一句：“你们当真是黑社会？”当那个小头目不置可否地抖二朗腿时，我一拍桌子，怒吼一声：“你先去打听打听姑奶奶是谁，别来这找打！”此外，与当地老百姓、乡村干部以及水电等部门打交道时都有一些小故事，这些我都一一处理得妥妥贴贴。邓老板回来之日，他带来了一脸灿烂的笑容，他的婚姻问题终于处理好了。他对我说他可以正式向我求婚了。但我的情况依然是没有下文。我的老公仍然没有下落，我二姐来电话说，有人在深圳看到他。我马上亲赴深圳，并花钱雇请好几个乡里人协助找，却仍是找不着。我的几个姐姐都来过海南，她们了解情况，都已经不再怪我，而且都支持我立即处理这起已经死亡的婚姻，不能把自己给憋死了。但我自有主意，我并不听取她们的意见。至于邓老板这边，他原先说给我拨划百分之二十份额一直没有办手续。此刻我再一次向他辞职，我说，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老公可能还躲在哪个暗处窥视着我的一切呢，我要这样继续下去，肯定没完没了，只有我辞了职，自己出来干了，他才可能露面。邓老板听了我的话，频频点头，长叹一声，他对我说：“好吧，我说话算数，我现在就把这个花卉场拨划给你，这个价码虽然略多了一些，但我也就无所谓了。我还是坚信我们最终的缘分。你现在没完没了地等待你丈夫的消息，一方面我是反对的，从人的基本权利来说是没有这个必要：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也还是感叹你的忠贞和诚挚。在当下是已经少有这么负责任的女人了。”果然，我从邓老板那里办完拨划手续后不久，常德他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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