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们不是罪犯。我们是为事业而奋斗的人，我们要解放南非的人民。”曼德拉并没有说“黑人”，而是“人民”——意思是每一个人。开始我不相信他的话。但是，每隔一个周末我开始到开普敦的参考书阅览室去看书。我发现曼德拉说的是真话。
尽管我小心翼翼地不表现出来，但是我的同事们还是发现了我的变化。他们都叫我“喜欢黑人的人”。由此引起多次搏斗，我并不害怕，打架可是我的长项。最后他们接受教训，不再主动向我挑衅。
没有比看不见了的创伤更痛苦的了
格里高里回忆道：1968年3月，我不得不告诉他，他母亲已去世了，而他提出参加葬礼的要求被否定了。1969年，他第一次婚姻中的长子腾比死于车祸，我也不得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只能用理解的目光向他暗示一下，此外我不能为他多做什么了。规章非常严格，我只能站在牢门外，告诉他，然后走开。我在被人监视着。
狱中生活有悲有喜。纳尔逊的家人或朋友去世时，他被囚在这间7平方英尺的牢房里，无能为力，更不用说参加葬礼了。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的家庭在1989年也发生了同样的厄运。和曼德拉一样，那年，我的一个23岁的儿子也因车祸丧生。参加完儿子的葬礼回来以后，曼德拉给我写出了一封信。“没有比看不见了的创伤更痛苦的了，”他像一个叔叔或父亲那样对待我，慢慢地把我从痛苦中说服、解脱出来。
冒险将手稿带出保藏
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非国大领导人都是被关在专门隔离开的单人牢房里。按狱中规定，每天7：00到下午3：00，犯人要到采石场劳动，中午在石场吃饭。监狱规定，犯人劳动时禁止讲话。这对于黑人领袖——曼德拉来讲很不利，因为只有在劳作时，他才有可能与他的同胞在一起。所以，格里高里说，在我当班时，我也睁只眼闭只眼，让曼德拉与他的同胞们交谈，没过多久，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在罗本岛上出现了，并马上开展起来。这让当局相当震惊。
监狱是用来折磨人的，它的作用就是瓦解人的斗志。黑人们的劳动强度相当大，可没什么好吃的。有时，中午开饭时，我会把我的那份食物给黑人，当然，决不能让“头”看到。有次，曼德拉和黑人正在棚子下吃午饭，我走过时，将一个三明治扔在了棚子旁。我的动作就像对待牲畜那样向黑人泼泔水。曼德拉却将它捡了起来，他竟然明白了我的用意！我的策略见效了。
罗本岛虽然荒凉，但仍有信件来往。但犯人的信件必须要经过检查。由于我懂黑人语言，因此，曼德拉的信函常常由我来检查。纳尔逊长期在狱中，他急于想知道狱外的消息。一次，温妮在信中写道：7月的一天早晨，人们在铁轨附近发现了卢图利酋长的尸体。他被一辆火车压死。这一悲剧十分令人费解，因为酋长对这条路线非常熟悉，不知走过了多少次……
卢图利酋长，非国大领导人之一，倡导非暴力运动，196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不过，我对他的熟悉还因为他是我的出生地纳塔尔省的黑人酋长。按监狱规定，这种消息必须封锁。我把信压了几天，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把它交给了曼德拉，“阅后请销毁。”他没有任何特殊表情，不过，我相信他听懂了我讲的“绍沙语”。
罗本岛监狱规定相当严格，晚上8点，犯人必须睡觉，只要发现有人读书，必遭指控。曼德拉回忆录前几年出版，但很少有人知道，该书的大部分是他在监狱里完成的。每个周末，我借监房搜查之际，将他的手稿带出保藏。
让他们等着吧，我在和老朋友喝茶呢
格里高里回忆说，曼德拉获释后，没有忘记他三年前出狱时的诺言：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再见面时，曼德拉已是总统。可曼德拉把我尊为上宾，专门供给我一架飞机和一名司机。
在多种族国会的开幕式上，我和妻子格洛丽亚坐在总统的包厢里，看那些当年的监狱犯人们在会议上就座，并掌握国家政权。当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纳尔逊的秘书说：“曼德拉先生想在他办公室里接待你们。”这样，我们就坐了下来和他一起喝茶。工作人员不时地把头伸进门来说：“总统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团等着见你。”他却说：“让他们等着吧。我在和老朋友喝茶呢。”
在出来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极其激动。在过道里，我被新上任的大法官高比考西叫住。他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位同事说，“就是这个人把纳尔逊曼德拉心中对白人的仇恨消除掉的。”
（本文作者：月生编译）
不及时成功就是失败
在这个极端竞争的时候，你不但要成功，而且要及时成功，否则就是失败。
由于后院紧邻着被列为鸟类保护区的森林，使我经常能观察到鸟类的生态，尤其是在屋檐下挂了野鸟的喂食器，躲在百叶窗后，更可以近在咫尺地持它们的小动作。
最爱仲春、山茱萸花盛开的时节，红雀、蓝坚、斑鸠、麻雀，都携家带小地来进嚼。其中阵容尤其庞大的要算是麻雀了，一对父母，足足领来五只小宝宝，不知是否因为怕冷，宝宝紧紧地挤在同一枝上，等着父母喂食。
大鸟总是先飞到喂食器里衔取谷子，然后飞到地面咀嚼，再回到枝头哺育孩子。而每当大鸟飞临的时候，小雀都极力地抖动翅膀，张大了嘴巴，并发出了叫声。别年那些小鸟不大，它们的嘴巴张开了可是惊人，似乎整个头，就只有一张嘴的样子。而且小雀的嘴跟大鸟的颜色不同，色彩较浅，边缘呈淡淡的黄色，变得非常显眼。
观察久了，这些小鸟的生活，竟使我产生一种惊悸，我发现在那一窝初生的小鸟之间，居然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生存的竞争。至于那张大嘴巴、高鸣、乃至抖翅的动作，则莫不是为了吸引大鸟的注意。
鸟毕竟是鸟，那做父的食量，它们可以来来回回地喂同一两只小鸟，因为那两只嘴张得特别大、声音特别响、翅膀抖得特别凶。有时候看到最瘦小的一只，半天吃不到一口，真是让我发急，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只怪它的父母太蠢，更怪它自己不知道争取表现哪！
几乎是一定的，那不知道表现而吃不到东西的小鸟，后来都不见了，剩下壮硕的两三只，被喂得更结实，终于能独立进食。我常想：这是否就是自然的定律呢？因为大鸟的体力有限、食物有限，在成长过程中，当然有些子女要被淘汰。
于是那抖翅膀、张大嘴、高鸣的表现，就值得我们深思了。因为鸟的社会正反映了人类社会，生物间生存竞争的道理是相同的。
去年底，当《民生报》公布畅销书排行榜的时候，也道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卖得好的书与滞销书，是一比四。金石堂每月进书近七百种，其中百分之七，可能全年一本也卖不掉。
好些卖不掉的书，难道就差吗？不！它们可能从进书店，就没被摆在显眼的“台面”，而被塞到书架的一角，因此一年下来，不曾被顾客翻阅过。如此说来，内容再好又能有什么用？滞销书的命运，不仅像我所看到的那只瘦小麻雀，不知所终，而且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早夭的命运。
我们常说人才不怕埋没，迟早会被发掘出来。但是，今天这句话或许不对了！
在这个极端竞争的时候，你不但要成功，而且要及时成功，否则就是失败。甚至你要嫁个理想的丈夫，再也不能凭自己天赋的外在或内在吸引异性，而要主动地展示给你中意的人看。
否则你可能只是一本封面无比精美的书，由于出版商少了炒作、宣传和疏通，而被束之高阁；也可能是内容无比深入的精品，却落得一本也卖不掉的命运！
你的内容再美，人家翻都不翻，又有什么用？尤其现实的是：在这个时代，一过时，就没人要了！
所以，不如学学我窗外的两只聪明的小雀吧！
（本文作者：刘墉）
人应该有点“野心”
人要有点“野心”，当然首先是指青年人，主要是指青年人。青春之所以宝贵，就在于那时你要想“闲在”，“机会成本”极高——多一份闲暇，你所损失掉的可能是你这个人一生的潜能、一生的成就、一生的“名利”。
就我自己而论，我推崇一种比较积极的生活观，在“人生如梦”这一共同的大前提的后面，“反正也是活着，不如做点事情”，而不去苟同另一句话：“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干什么与没干什么是一样的”。
这里所说的“做点事情”，不是这也做一点，那也做一点，都会一点而哪一门都不太专，而是说要至少把一件事情、在一个领域内做得像点样子，真正搞懂一些问题。也就是说，生活不仅应该有点目标，有点抱负，而且那目标应该高一点，抱负应该大一点。这同样是为了使生活更充实一点，因为山高、难爬，就总有一个高高的山顶在上面等着你去爬，你也就不会觉得无事可做，没有新鲜的东西等着你去掌握。所谓生活的充实，无非就是不断地见到一些新鲜的东西，不断有些新的感觉、新鲜的刺激、新鲜的难题，来填补我们容易陈旧的心灵。我不确切地知道我的这种观念最初是怎么形成的。父母都是安安分分的人，稍有些不大安分，又早早被扣了个“右派”的帽子，一辈子坐南朝北，不会有多大的野心；从小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也不过是听老师的话，做个好学生，不做出格的事，等等，总的来说比较放任、听其自然，不像现在的家长，把出人头地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日程排得满满的，学这学那，早上起来讲爱因斯坦，晚上临睡前讲拿破仑，在公共汽车上还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早年学校里的教育，也总是强调要做一名“人民的勤务员”，做革命的“普通一兵”，批判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说“将来要当工程师”都可以算是一种罪过，不像现在可以公开“叫嚣”“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野心”的形成，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生活逼的，二是读书读的。所谓“生活逼的”，就是在农村时有一种强烈的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生活条件、工作条件优越的人不一定没有“野心”，但从一种较恶劣的条件中走过来的人更容易不安于现状，力求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生活环境。现在大学里从农村来的学生刻苦，而城里的学生比较随意，容易懒懒散散。我想这种现象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想人活着是应该有点“野心”的，特别是青年人，“野心”不可没有。有“野心”不一定将来就能有成就，天时地利、个人能力等等因素多了；但若从一开始就没有“野心”，便很难会有成就，因为你就不会在那一个较高的目标下去吃苦耐劳、克已奋斗，你就会觉得吃那份苦不值得。干一件事是如此，活一辈子也是如此。在经济学里，这叫作“目标”不同，“路径！”不同；从一开始的每一步，都与最终的效果有着内在的联系。比如做学问，你若从一开始就仅想混个教授当当，那你就可以只把该考的试考好，该教的书教好，每年想办法发表两篇文章，过几年翻译一本外国人的著作，仅此而已；但你若是想真的搞通一些问题，提供一点创见，从一开始你就得把“摊子”铺开，把知识基础打得牢些、伸得广些，不能眼睛仅盯住那几门考试，否则你将来就不可能走到前沿去。因为知识就像一座金宇塔，底子不大，顶不会很高；你打下了一个大的底子，将来不一定就能爬到很高的顶上去。但若没那个底子，你就压根儿别想爬上去。再比如“做官”，如果仅想混一官阶，那你尽可以想法进入国家大机关，把视野放在本职工作、本单位人际关系上，不必学很多的知识，不必去提什么创见冒什么尖，老老实实、安分守已，作出一副忠诚样，到时也许有人提拔你；但若想真的做点大事，当个大政治家，你就得熟读《资治通鉴》，广交八方朋友，不贪图大机关的舒适，早早下到基层去从地方官做起，吃苦耐劳，几上几下，该韬晦时韬晦，该冒险时冒险。这样做也不一定就成大气候，但你若不如此却绝对成不了大气候，至少做了大官也不会成为名留青史的大政治家，做出些与众不同的事业让大家记着你。克林顿要不是一开始放弃了在华盛顿大都市舒舒服服当一个挣大钱的律师的前途，回到偏僻的阿肯色州“从基层干起”，也就不会有今天大总统的风光。“发财”的道理也是一样，若一开始不过就想混碗饭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老来有一笔稳定的收入，子女有一栋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