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完槽以后，谷正卿就说出了解决方案：他要朝廷把汝宁军分成两支，一支由“名将”乔松率领仍然驻守在汝宁；另一支由吴世恭率领，去战斗在第一线。两个方向：一个辽东，一个陕南，要发挥吴世恭善于战斗的特长，而且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可崇祯皇帝看到这奏章。却着实纳闷了半天。很简单，他根本不相信吴世恭现在会造反。因为没什么造反的人，会把家人全部留在北京城的。
而且在近半年来，吴世恭接连取得了两次大捷，而且都是决定性的大捷。只是出于恶感。崇祯皇帝才一直拖延着没有论功。而在襄阳大捷后，崇祯皇帝也有些躲不过去了。所以开年以来。他本来就准备给吴世恭升职，而现在谷正卿却来了这么一个奏章。
如果奏章没道理，那倒好处置，最多就是留中不发。可是谷正卿的奏章却很有道理，那倒让崇祯皇帝犯难了，所以他就先让王承恩参谋一下。
王承恩一目十行地看完了奏章。他很聪明地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笑着说道：“皇上！依老奴来看，谷知府想把薛侯女婿赶出汝宁府呢。这俩人之间肯定不和。”
王承恩的话说了等于没说，而崇祯皇帝也不是真的想听王承恩的主意。应该说。如果王承恩经常出主意的话，崇祯皇帝也早就把他从身边赶走了。
于是崇祯皇帝就简单地思考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留中。谷正卿所说的吴世恭的罪名，要么就是捕风捉影，要么就是武官的通病，本不值一提。而冒然调动汝宁军，肯定会引起吴世恭的反弹。而现在的崇祯皇帝天天被内忧外患搞炸了头，所以这种小事，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可是崇祯皇帝想少一事，那个薛侯女婿却不让他省心。接着，齐证的泣血奏章和黄冈知县的弹劾奏章上来了。看到吴世恭的汝宁军这样胆大妄为，崇祯皇帝顿时是大惊失色。
吴世恭的行为其实已经是挑战了整个文官团体，所以这事件一传开，文官们纷纷声援齐证，要为他讨还一个公道。
但是底下的那些文官可以瞎起哄，怎么爽快怎么叫，但崇祯皇帝和大学士们可就不同了，他们需要考虑全局。就是定罪吴世恭，也要把影响消弭到最小的程度。
有的大学士就提出：去黄冈县的只是汝宁军的一支偏师，可能吴世恭根本不知道手下的行为。因此，只要追究偏师将领的罪责就可以了，对于吴世恭，最多追究一个领导责任。
还有的大学士提出：再怎么样，也要让吴世恭上个辩驳的奏章，这样单方面的弹劾，很可能导致事实不清。再说，如果把吴世恭抓了起来，发生了兵变怎么办？而且在外人眼里，吴世恭还是一员屡战屡胜的大将，这样的自毁长城，不是有损于崇祯皇帝尧舜之君的名声吗？其实说到底，那些大学士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商议的时候，温体仁见到风向不对，崇祯皇帝也是一副想大事化小的模样，于是温体仁就一言不发了。他根本没想到解决一个武官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弹。
其实这也不奇怪，到了这个时候，带兵的武官已经没什么人敢碰了，他们的羽翼已经丰满，甚至朝廷在很多时候都要迁就他们。反而是文官比较弱势，崇祯皇帝想杀就杀，就是带兵的文官照样如此。
于是温体仁就决定缓上一缓。可这一等，温体仁就幸运地等到了东林党的猪队友了。
首先是钱谦益和瞿式耜下了诏狱以后。东林党人凭着在朝野上下的势力，先是在江南地区百般阻挠。因此，命地方调查追究的朝旨虽然下来了，但地方官员却故意拖延，以便寻找转机。而在朝中的东林党人一面上呈求情的奏章，一面往死里弹劾温体仁。
而温体仁则是冷眼旁观，他已经摸透了崇祯皇帝的心理，东林党人闹得越欢腾，崇祯皇帝的戒心也越大，钱谦益和瞿式耜的罪名也是越重。眼看着钱谦益和瞿式耜就是在劫难逃了。
而这时候，一件事引发了导火索。一名南京新安卫千户杨光先进京上言攻击温体仁。而这名杨千户很会博眼球，他竟然随身用车拖来了棺材，以示必死之志。于是京城哗然，赠诗赠文的争先恐后，把他带来的棺材上都贴满了。
这下子立刻把崇祯皇帝惹毛了，崇祯皇帝痛恨杨千户的哗众取宠，命令对他廷仗八十，并发配到辽西极边。据说行杖的时候，观者如堵，全都为他大念阿弥陀佛。
于是温体仁趁机密奏崇祯皇帝，他指出：文官结党不可怕，可怕的是文武勾结，东林党人已经把触手伸向了军队了，所以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对东林党将领——吴世恭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密奏确实让崇祯皇帝有些毛骨悚然。他连忙问策，于是温体仁就建议道：先是为吴世恭论功，升其为总兵安其心。之后让其入京述职，到了京城以后，怎么样处置反正朝廷都掌握了主动。崇祯皇帝立刻是深以为然。于是在正月二十七日，传旨的钦差和一批执行秘密使命的锦衣卫从京城出发赶往了汝宁。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党争使得整个朝廷有些不务正业。但崇祯皇帝倒也相当勤政，他在二月，召见了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一见面，崇祯皇帝就询问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摆脱当前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而杨嗣昌则从一个兵部尚书的角度全面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构想。而其核心思想就是：攘外必先安内。
杨嗣昌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天下的大势就好像是一个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府、蓟镇等边防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地区是腹心。
而一个人身上最重要的是头脑。边疆烽火燃于肩臂，对身体危害甚急；流寇作乱于腹心之内，对身体影响甚深。紧急的固然不能谋画迟缓，而影响至深的更不可以稍有忽视。如果腹心安然，脏腑无恙，就可以输送精血，运行骨骸，以拥戴头脑，护卫风寒于肩臂之外，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所以杨嗣昌就以为：必先安内然后可以攘外，必先足食然后可以足兵，必须保护民众才能够荡平流寇。这是今日辨症施治的根本，不是敢缓言攘外，因为急切于攘外，才不得不先安内。
接着杨嗣昌分析道：清军的攻势再猛烈，暂时还不会危及到明王朝的根本统治，因而只是肩臂之患；而中原的农民起义不但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军饷，还造成了人心浮动、城乡凋敝，使帝国大伤元气，所以是心腹之患。
而出于这样的分析，他认为应该首先集中全力对付农民军，而对清军采取守势，甚至想办法与其妥协构和，将来内乱彻底平定后再作长远打算。（未完待续。。）
第五百八十六章十面张网
所以说，杨嗣昌是一位很有战略眼光的人，比起过去崇祯皇帝和他的朝臣们忙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穷于应付，确实要高明多了。
而崇祯皇帝也从来没有听人从战略的高度为他系统分析过形势，所以一听这番话，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感慨地说道：“只恨用卿太晚啊！”
那么战略构思完成以后，杨嗣昌又有什么具体的实施方略呢？
杨嗣昌针对农民军分散流动作战的特点，提出了一个以主力兵团流动进剿和地方兵团固守协助相结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十面张网”方案。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方案与吴世恭曾经提出的全场紧逼加区域防守很类似。
而根据这个方案，五省总理和陕西总督将分别统率各路援剿部队和三边劲旅，作为主力在中原和西北两地突击剿灭大股农民军；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个巡抚辖区的地方兵团一面固守自己的区域，一面配合主力兵团围剿，所谓“分任剿而专任防”，称为“四正”，就是围剿大网的四个正面。
此外，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个巡抚辖区的地方兵团作为“六隅”，是大网的六个边角，主要负责严守自己的区域，相应协助围剿。杨嗣昌以为，一旦张网部署完成，只消三个月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全部农民军。
而仅就军事方案而言，“十面张网”的计划还是相当严密的，但要认真执行起来却需要许多基本条件。首先是要有充足而精干的兵力，否则网大眼稀，只靠空架子无法收到实效的。
因此就要增兵。根据杨嗣昌的调配，五省总理和陕西总督的两个主力军团各增兵三万人。而湖广、河南两巡抚增兵各一万五千人，凤阳、陕西两巡抚各增兵一万人，此外还在凤阳祖陵和承天（今湖北钟祥）祖陵各增设专防兵五千，总共增兵数达到惊人的十二万。
到了现在，连同中原、西北两个战区和“六隅”地区原有的兵额，十面网中所用的部队已经是超过了二十万。调集这样多的部队完成一个总战役，在明代的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而且光从数字上来说，也至少足以同各路农民军相抗衡。
但这里有个问题：在军制败坏的明末，这些匆匆招募的部队。到底有多大的战斗力？只有天晓得啦。
当然，增兵以后就要增饷，户、兵两部经过仔细筹算，共需增加军饷二百八十万八千两。又是一个天文数字。而这笔庞大的开支确实很让人伤脑筋。
崇祯皇帝曾经在以前谕令勋戚之家捐助，但遭到了普遍的抗拒。那些官绅勋贵根本没有急公体国之心。就是那些身处在战区的乡绅也不不愿意捐助。崇祯皇帝忍不住发牢骚道：及至贼来时。都成了他们所有。怎么这样愚蠢？
可是崇祯皇帝也不用五十步笑百步了。连他本人也同样是守财奴本性，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意拿出内库的银子来助饷。看到这里。忍不住又想起了臭名昭著的魏忠贤。他当年见国库空虚，倒是拿出家财充做辽东的军饷的。也说不清谁的思想境界高了。
那大家都不愿出钱，巨额的军饷也只能再从民间榨取了。杨嗣昌因此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加派“剿饷”的计划，在辽饷之外又在每亩加粮**，每石折银八钱，合计天下增税一百九十二万多两。再加上所谓“溢地”——就是重新核查纳税土地——等项，全国年加派共二百八十万两。
崇祯皇帝和杨嗣昌就想长痛不如短痛，可是他们没想到，这加饷却丝毫没加到官绅头上。却全部加到了地方百姓的身上。再加上地方官府乱收耗募，最终从百姓身上搜刮超过了千万两。
更为可怕的是，这项“剿饷”是为完成“十面张网”的大战役而临时设立的，所以 “十面张网”一天没有完成，临时设立的“剿饷”也就一天延续下去，再加上天灾，那流民数量真是节节上升，为农民军提供了充足的补充兵员。
也许崇祯皇帝和杨嗣昌也明白这一些，可是他们已经顾不上了。为了剿灭农民军，他们俩已经红了眼了。
解决了增兵加饷，就要解决另外一个命将用人的问题。特别是总理、总督和四正六隅的十位巡抚，能否有力地节制军队，机动地运用战术，积极主动地以围剿为己任奋勇歼敌，实在是整个战役能否成功的关键。
对于十位巡抚，由于涉及到全面的人事安排，杨嗣昌不便插手过问，只能继续使用原来的在职官员。而在其中，以陕西巡抚孙传庭最为深沉老辣，所部战斗力也最强；其次如湖广巡抚余应桂、凤阳巡抚朱大典、山西巡抚吴热耍不估铣筛闪贰�
用人中关键的关键当然是总理、总督两名主帅的选择。洪承畴久任陕西总督多年，经验和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自然无庸再议。而总理一职在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以后，就由平庸无能的王家祯接任，而大战当前，显然必须调换。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重新调回卢象升肯定是最佳方案，因为他毕竟有多年剿除农民军的经验，人才胆略又堪称朝中第一。但杨嗣昌对于卢象升却并不感兴趣，一半是出于人格气质方面的不合，可能还掺杂着几分嫉妒，另一半则是由于党派的纷争。
杨嗣昌同他的父亲杨鹤都是在天启时期因为不满于魏忠贤的专权而被罢免官职的，本来同东林党人关系并不坏。但在任永平、山海巡抚期间，因为辖区内有人为迁安的原任侍郎郭巩被收入“逆案”呜冤叫屈，他也觉得郭巩确实冤枉，曾为之向朝廷请命。郭巩并没有因此被宽赦，他本人却因此背上了为阉党翻案的恶名
东林党人最痛恨企图翻“逆案”的人，一律目为奸邪，从此把杨嗣昌打入另册。而杨嗣昌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宁愿为一件小事同东林党人作对到底，决不屈服。
而卢象升出自江南士绅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