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大摆功劳，说某事某事，“人以为大功，而实臣之大罪”，一连列举了十来项之多。
这种不愿为皇帝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崇祯皇帝是更为光火，月末。陈新甲终于以弄不清的含糊罪名被抓进了监狱。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审理的案子，但刑部主管侍郎东林党人徐石麒恰好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和谈派，一向是痛恨陈新甲，因而入之以重罪。
而崇祯皇帝也是恼羞成怒，又需要一个替罪羊为自己顶骂名，因而也动了杀心。首辅周延儒等人多次营救，引用律条说：“依据国法，敌兵不临京城，不当杀大司马（兵部尚书）。”崇祯皇帝却回答：“别的不说，陈新甲任兵部期间。宗室亲王、郡王被流贼屠戮的有七人之多，难道不有甚于敌兵临城吗？”
洛阳、襄阳等处失陷，福王、襄王等亲藩遇难，都是一年以前的事情，如果以为兵部尚书有责任。早就应该处理，何必要等到和谈的情况败露之后呢？崇祯皇帝的这个借口连最糊涂的人也不能相信。但在朝臣群起反对和谈。皇帝又决心杀人泄愤的形势下。陈新甲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并且在九月就被处决。
担任谈判代表的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不久也被削籍。陈新甲事件发生以后，对清方的和谈也就彻底中断，没有人再敢提起同清方谈判。
接着就是故意行动了：
余继所率的汝宁军在镇远城站稳脚跟以后，开始了一系列对满清和蒙古部落的军事行动，以至于在辽东把包括明军将领的所有人都给得罪了。
就在这样四面为敌的情况之下。余继完全显露出其“刺猬”本色，甚至升级成为“豪猪”，让辽东所有的人都感到了相当棘手。
余继所率的汝宁军的具体事迹将在后文叙述。但是他的行动，却完全破坏了明清和谈。
一开始。满清对宁远城边上出现的这座城池还有些不以为然。甚至因为镇远城离宁远城和山海关太近，而放弃了攻打这个新建的城池。
没想到还就是这个城池给满清带来了麻烦，再加上汝宁军历来带有的很强攻击性，根本不像是其他明军一样，只会躲在城墙后白白度日。
可是这时候的清军已经处在松锦大战之后的休整了，并不能马上派出大军。再加上镇远城的所处位置确实很不利于清军大军行动，所以皇太极就想要在谈判中获取利益了。
满清一开始向明朝提出要毁去镇远城。很明显，不要说汝宁军了，就是明朝朝廷也不会答应这个要求。接着，满清就退后了一步，提出要让镇远城停止军事行动。
这倒让明朝方面答应了下来，急于和谈成功的谈判代表马绍愉甚至亲自向镇远城下令，让汝宁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要为和谈营造一个良好的谈判环境。
可余继他们会理睬马绍愉的这个命令吗？鸟都不鸟。照样是我素我行，依然在游猎辽东。而这么一来，也使得谈判更艰难了。直到出现意外的陈新甲失密事件。
而明清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成功希望的和平谈判，却因为一次技术性的小事故和不支胆大妄为的地方军队偏师，而最终流产了。这说明了谈判本身基础的脆弱可怜。但停止了和谈接触，对于现在的大明朝来说，不但意味着失去了通过政治方式争取暂时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而且也失去了通过接触了解敌情的唯一渠道。
除了和谈，崇祯皇帝和朝廷当然也要解决军事问题。首要考虑的就是军事统帅。
在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被俘身死后，一直作为围剿农民军的主力之一的西北军没有了统帅。崇祯帝在认真斟酌了可能的人选之后，决定重新任用原陕西巡抚孙传庭。
孙传庭自崇祯九年出任陕西巡抚起，开始主持一方的围剿，而且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干才。但这位能干的统帅又是一个极其傲慢自负的人，也是少数敢于抵制崇祯皇帝自作聪明的大臣之一，因而很不讨崇祯皇帝的喜欢。为此，孙传庭也付出了代价，在崇祯十二年先是被撤职，而后又被逮捕，关在刑部的天牢中，一关就是两年多。
直到崇祯十四年末，首辅周延儒几次提出孙传庭人才难得，希望皇帝能赦免孙传庭委以重任。崇祯皇帝也感到几个堪为任用的军事人才如杨嗣昌、洪承畴、傅宗龙等人死的死，被困孤城的被困孤城，也确实亟需像孙传庭这样的人，因而将他开释，起用为兵部侍郎。
有些可笑的是，现在的诏狱已经变成了大明朝军事统帅的储备之地了。（未完待续。。）
第七百九十六章最后的挣扎
在重新启用了孙传庭以后，崇祯皇帝就在文华殿召见了孙传庭，向他询问平定内乱的方略。孙传庭对于天下大计从来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对皇帝是侃侃而谈。大概是因为在狱中关得久了，其实孙传庭已经很不了解天下大事已经败坏到何等地步，也不知道农民军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当初，所以他还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说：只要有五千精兵，就足以破贼。
崇祯皇帝是第一次单独召见孙传庭，很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立即命他率领京营部队前去解救正在被围困的开封。但这时候的李自成却已经自解开封之围，转而攻打堰城、襄城，并消灭了汪乔年部。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一个孙传庭最合适担当陕西总督的重任了。
这时候在中原对付农民军的名义统帅是七省督师丁启睿，但此公庸碌无能，任职以来毫无作为。崇祯皇帝任用孙传庭，实在是把他当成围剿农民军的中坚人物来看待的。
而丁启睿也没有辜负崇祯皇帝的“信任”，五月，丁启睿统帅的十八万大军几乎是全军覆没。而丁启睿在狼狈逃窜时竟把督师的敕书、印、剑也全都丢失一空。崇祯皇帝是愤恨不已，下令把丁启睿逮捕下狱，杨文岳也革职候代。左良玉虽然倡逃在先，由于他兵多势大，朝廷有所顾忌，只把另一总兵杨德政作个“法头例首”，予以处斩。
而在此时，大明朝可以动用的三支部队只有吴世恭的汝宁军、左良玉的楚军和贺人龙的秦军了。
而这三支官军的状况，都是武将拥兵自重，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突出地表现为调动不灵。或者即便奉调而来，一遇劲敌就丢下督师的文臣各自逃命。尤其是这仨人都是骄横跋扈之辈，都不为朝廷所用。
贺人龙于崇祯十三年曾从四川“譟归”陕西，不肯为追剿张献忠、罗汝才部农民军卖命，后来两次随陕西总督出关都不战而溃，把朝廷的方面大员傅宗龙、汪乔年先后丢给了农民军。
左良玉在杨嗣昌督师时就不服调遣，丁启睿继任督师后对他更是一筹莫展。
至于吴世恭，那就更不用提了。
于是崇祯皇帝就知道，如果不能控制这仨人，根本就无法把农民军造反镇压下去。他遂决定分别采取措施，力图改变现状。
由于贺人龙问题更严重，崇祯皇帝就密令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将他处斩，借以杀一警百。崇祯十五年四月间，孙传庭檄调各总兵会集于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捕贺人龙，宣布罪状后立即斩首示众。接着部署善后事宜。以贺人龙部兵丁分隶诸将。提升贺人龙手下的农民军叛徒、也就是曾经与李自成的前妻私奔的“小白脸”——副总兵高杰为总兵，借以稳定军心。
于是孙传庭就把贺部万余人全部收作自己的标兵。而秦军的各路将领震慑于孙传庭的威严和名望，一时都还驯顺。
于是乎，秦军也就成为了当时大明朝唯一一支有着强大战斗力，而又听从朝廷调遣的主力部队。而崇祯皇帝对孙传庭的表现也十分满意，多次降谕嘉奖。并且把一举歼灭农民军主力的梦想全都寄托在孙传庭身上。
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说透，秦军那强大的战斗力其实是大打折扣的。当年由洪承畴和孙传庭建立的强大秦军，被洪承畴带到辽东损失了一部分；因为孙传庭的入狱散失了一部分；因为郑崇俭的入狱被杀又流失了一部分。因为傅宗龙和汪乔年的战败接着损失了一部分；最后又有丁启睿这个“败家子”，到了现在，还有多少有战斗力的秦军老兵呢？可能活着的都在李自成和罗汝才的农民军那里吧！
而对于吴世恭和左良玉，明廷考虑到他们麾下兵多势重。尤其是左良玉，他麾下相当一部分都是他招抚来的农民军部队，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一哄而散，依旧变为“流寇”。因此崇祯皇帝就采取了结之以恩的办法。
怎么办？就启用对这俩人都有恩的侯询为督师。要利用侯询对这俩人的关系加以笼络。又一位“诏狱军校”出身的督师出现了。
侯询上任伊始，朝廷就让其领军以解开封之围。而侯询也上疏朝廷，对用兵方略提出了一个全盘计划。这全盘计划反正是洋洋洒洒一大篇，不详细叙述了。但奏疏的重点，也表明了侯询已经认识到：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处于劣势的大明朝已经不能主动地寻求农民军主力作战，只能扼险据守，等待时机。
因此，侯询反对廷议以援救开封作为当务之急，主张责成陕西、保定、山东、凤阳、淮徐各督、抚固守本境，他自己不是按朝廷的意旨调吴世恭部、左良玉部北上解开封之围，而是前往汝宁坐镇于吴世恭军中相机行事。
侯询还指出：当时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粮食窘绝，农民军近百万之众集中在这里，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粮食危机。到那时他再督率吴世恭部、左良玉部由豫南、湖广北上，会同陕西总督孙传庭夹攻农民军于河南。
不提此作战计划是否能顺利地实现，但起码证明了侯询的头脑很清醒，而且还很有战略眼光。所以说，一个人的私生活和私德与他的能力是毫无关系的。
不过侯恂的建议一提出，立即被崇祯皇帝所否决。他不顾实际情况，坚持首先必须力解开封之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侯询也只能无奈地南下了。
此外，崇祯皇帝还在竭力地“治理维新”。他接连召见群臣，对各方面的政务进行商讨，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对付内乱与外患需要大批精兵，就要整顿部队，操练士卒。在这个问题上，他首先想到了京营的禁军，在召集有关官员会议时提出：从京营中选拔出五万精兵，重新编营操练。
主管京营的兵部侍郎吴担壕┯纠淳陀Ω檬蔷拷捎诔衅饺站貌懦鱿掷先醪〔谐涑猓豢耙换鞯南肿矗肫渲匦铝⒂蝗缇驮诰┯胁锰先酰×肪场Ｋ固岢隽巳斡玫昧臁⒍允孔浣锌己搜“蔚染咛灏旆ā３珈趸实厶撕芨咝耍馊梦猱‘照此办理。
但这次训练京营的计划后来还是成了一纸空文，而且因为一件意外的天灾发生，京营的实力甚至不升反降。这也将在后文详细叙述。
而对于让崇祯皇帝头疼了十几年的财政问题，由于天下民力已竭，开源已大体无望，他只能再从截流方面想办法。他针对各地簿籍上有兵额而调用时却没有兵的情况，要求户、兵两部对各处兵丁人数进行彻底清核，以后一律按实有人数支取粮饷，以节约开支。
崇祯皇帝还要求各地将向来拖欠中央的应缴钱粮迅速结算交清，要户部拿出具体办法。但在朝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崇祯皇帝的这两个措施同样没有被执行，财政状况依然在急剧恶化。
此外，崇祯皇帝的“新政”还包括一些不太重要却也能显示少许新气象的方面。比如：他要求刑部及各地方官对于全国的在押囚犯进行一次大清理；此外，还作了一些礼制方面的改革等，均属无关痛痒。
可面对着中原残破的危局，朝中大臣们却手足失措，毫无对策。复任首辅之职的周延儒把大批的东林志士引入朝中，崇祯皇帝本来对这些号称忠贞，把过去的执政者批得体无完肤的“忠臣义士们”抱着很大的希望。
但重新得势的东林党人在应付国家大难的时候，却同他们的对立面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是不思进取，同样是消极推诿，同样是不知所措。开封形势吃紧，许多河南藉的官员敦促内阁快想办法调兵解围。周延儒却说：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放弃开封了。
大臣们对这种回答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开封又不是边疆城镇，放弃了也只是缩小一点疆土，放弃开封也就意味着放弃河南，放弃中原，允许一个反叛的国中之国存在。再发展下去，又会意味着什么呢？
这年六月，大学士贺逢圣乞请退休养病，得到批准。在临行前崇祯皇帝最后一次召见了他，并且破格赐宴。在召见的时候，贺逢圣似乎是预感到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