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光帝于九月十五日登基，登基后立即就降旨为崇祯皇帝议上庙谥。九月十五日，谥号议定，全称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庙号、谥号用“思”、用“烈”，特别突出对崇祯帝“杀身成仁”的痛悼。
后来就有人提出，“思”字曾经是蜀汉后主刘禅死后的谥号，用“思”来称崇祯皇帝极为不妥，建议改定，朝臣们又反复磋商了很久，最后改定庙号为“毅”。
接着，在崇祯朝作过一个月大学士的文震孟的儿子文秉，更上先帝谥号曰‘烈宗正皇帝’。”虽然文秉的看法在当时很有代表性，遗民们出于亡国的惨痛和对故国深刻的怀念，对于作为故国标志的最后一个皇帝难免要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何况“自古艰难唯一死”，崇祯皇帝毕竟是杀身殉国了，那死就被看作壮烈非凡，是合互乎大道的“仁”，甚至连在死前逼杀后妃也成了“义”，不争天命也成了“智”，临死前的一句激愤之言也成了“礼”，仁义礼智俱全，简直是独立于天地之间，垂则于千秋万代。
可笑的是，这些大臣们就忙着玩这些文字游戏，却不把心思放在如何来保住南明小朝廷上。（未完待续。。）
补充说明
关于张献忠屠川事件，有些书友有争议，而关于这段历史，笔者也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四川当时确实发生了灭绝性的大屠杀，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屠杀的刽子手无非是张献忠和清军这两方面之一；
其次、清军在统一中国的时候，确实也进行过大屠杀。例如：扬州、嘉定等。但清军一般是在抵抗激烈的时候才采取大屠杀的，这是当时作战时的一种野蛮作风，当然不好，但也不是清军所独有的。例如：李自成在宁武的屠城；
而当时的清军已经是想要统治中原，他根本不可能把天府之国的人全杀光，再耗费气力从其他地方迁移。这不是蠢事一件吗？所以清军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
第三、张献忠的屠杀是有前科的。他在凤阳和安庆等地也进行过屠杀，只是没有在四川这样的丧心病狂罢了；
第四、当清军入川以后，根本未遇上张献忠的大西军有力抵抗，而当清军斩杀张献忠时，他身边竟然只有二十几人，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张献忠，已经因为大屠杀而众叛亲离了；
第五、在当时文人的笔记中，有着张献忠屠川详细描述。而有些文人是死在清朝文字狱中的，这些文人总不会粉饰清军吧；
最后、清军入川肯定也有屠杀，不过如此大屠杀的“首功”，毫无疑问是归于张献忠的。但是张献忠的大屠杀，也不能掩盖清军曾经的屠杀。
总之，现在网上有些不良的历史观，好像全部要推到清军这个异族的身上。确实，那是一段汉民族的血泪史，但笔者总以为，治史要客观，尽量客观吧！
当然，笔者欢迎对于这个观点的讨论。（未完待续。。）
第八百九十九章天下战事（四）
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在新帝上的一系列不良的举动，现在的南明小朝廷也处在分崩瓦解之中。
当北京城被攻陷，崇祯皇帝身死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作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文官之首。而此时的当务之急当然是立新君。
可接下来，清军和关宁铁骑奉鲁王“清君侧”；李自成的大顺军玉田惨败；汝宁军北上勤王，收复京城并救出太子；吴世恭黄袍加身。这一连窜眼花缭乱的消息使得南京的大臣们是晕头转向，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然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光中，围绕着立新君，那些大臣也恢复了大明朝文臣们的“优良传统”，开始赤膊上阵，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党争。
按照与崇祯皇帝的血缘疏近，福王朱由崧是新君的当然人选。可是以钱谦益等热衷于东林门户之见的官绅却群起拥潞王。当然，这些东林党人的真正用意，就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
而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则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
最后，史可法亲自写信给南京高级官员说明定策意见：“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而南京的官绅对于这个折中方案比较满意，由南京礼部准备乘舆法物前往广西迎接桂王。
可就在此时，形势却急转直下。南京镇守太监卢九德暗中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
因为卢九德在万历末年曾在宫中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所以在朱由崧的幕后策划之后，卢九德就当仁不让地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游说。
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的积极参与拥立显然是为了攘取“定策之功”，以此来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至于那些原先不赞同立福王的东林党大臣，他们大多都立刻见风使舵，为了自己的权利，加紧时间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而史可法却还蒙在鼓里，继续写信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之理由。
可是当南京各大臣被卢九德邀请到家中。传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的效忠书信时，虽然不少人感到震惊，但是他们既无兵权。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凭借，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
在此次立新君中，史可法完全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作为一名亲东林党的文官。他这样的做法是有些门户之见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史可法性格上有着致命弱点。他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没想到最后却落得个事与愿违。
但是真正一度拥有决策大权的是史可法，他却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镇将。从此南明小朝廷的大权旁落，史可法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
福王朱由崧先是就任监国。他立刻主持了廷臣会推，要先选出众位内阁大学士。会推结果，任命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不久又以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与原礼部尚书王铎，二人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召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他衙门官员也先后作了安排。
并且福王朱由崧按照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等人的意向是尽量让“正人”占据要津，使朝廷建立之始有一番新气象。开初在安排朝廷重臣上，他们得以如愿以偿。然而，这种局面很快就改变了。
争夺朝廷权力的较量先从首辅开始。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就成为当然的首席大学士。可是在定策问题上，史可法那首鼠两端的表现，却得不到朱由崧的信任，因此，包括勋贵在内的一些人立即就随风转舵。如：魏国公徐弘基等原先顶奉史可法不啻天人，“权寄稍移，下石随起”；现在竟然倡言可法“勤王无功”“可杀”
于是，最后承受不了压力的史可法，就以江北不能没有重臣督师的理由，自请督师淮扬。而朱由崧也批准了史可法出任督师。
诚然，史可法为官是比较清廉正直，但如果认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进而恢复中原，那就未免对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计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可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
史可法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倒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他眼看将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
而一度掌握着拥立大权的史可法，他却未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既立，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
史可法自食苦果，被迫让出首辅之位过江督师，只是证明他决策错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一批倾向东林党的士大夫大喊大嚷“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国将不国，其实为时已晚矣。
所以对于当权者来说，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绝不能犯错，否则是一步错则步步错。而史可法和弘光朝也进入到了风雨飘渺之中。（未完待续。。）
第九百章天下战事（五）
史可法的失势，使得一帮善于钻营投机的官员执掌了南明小朝廷的朝政，这样的人，其品格道德也是可想而知的，更不用说他们肯定不会把全部心思用在治国之上了。尤其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坐收“定策”之功，而朝廷中的大臣又纷纷拉拢这些武将形成奥援，这就造成了南明小朝廷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
尤其是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南明如果想要有番作为，就一定要保持内部稳定。纵观整个大明朝的历史，无论是文官、武将，还是太监，随便哪一方得势，可朝廷的威信却总是至高无上的。尤其是明朝皇帝，他们总是把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从武将这一方来看，直到崇祯末年，除了吴世恭、左良玉、吴三桂等寥寥几人，文贵武贱的传统却一直积重难返。可是当南明的武将们发现他们已经翻身，于是他们的“翻身农奴的高歌声”就唱得异常响亮了。
由于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导致朱由崧乞援于武将。使得弘光既立时，那些武将坐收“定策”之功。而那些武将们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也徒拥虚名，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业已形成。
于是在南明小朝廷的内部，逐渐形成了四股军阀势力。他们都割据一方，根本罔顾朝廷谕令，飞扬跋扈，只想着自保实力，鱼肉地方。对此。已知铸成大错的史可法等人，还想着竭力挽回这种局面。可是那些军阀已经是尾大不掉了。
而当弘光朝一成立，朱由崧就召见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人。让他们迅速议定用人、守江、设兵、理饷的事宜。于是史可法上奏本，除了重申设立四镇外还谈到了督师问题，他说：“有四镇，不可无督师，应驻扬州，适中调遣。”这时候的史可法他们还想要用文臣节制住那些武将。
而弘光朝廷决定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左良玉封宁南侯，镇守安庆这一带。并且分兵一部镇守淮安、扬州地区。
从这个兵力部署来看，史可法提出的四镇驻地和所谓进取之基，都是在南直隶境内，而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的扬州。所以当时的一些人士。都已经看出了史可法的毫无远图。只是意在保住江南。
而在当时，汝宁军主力已经全部北上京城，而山东的鲁军也被刚入境俘掠的清军打得是元气大伤，而且对归顺南明还是大平朝是态度不明，因此，弘光朝廷足可以联络刘泽清部归顺甚至攻略，夺取山东。而汝宁军所占领的湖广地区更是兵力空虚。可是南明的军队根本不敢去攻打山东、河南和武昌、襄阳等湖广之地，只是龟缩在长江防线。一心只想维持目前南北朝的局面。
当然，史可法这些人未必不能看到这一点。可是他们做出如此决策，无非是有着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因为吴世恭身为前明勋贵子弟，又曾经是前明旧臣，再加上他还是被划为了东林党一派的武将，所以与南明的许多勋贵和官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弘光君臣认为吴世恭是可以“争取”的。他们甚至还脑洞大开，认为吴世恭现在的称帝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可能会如同北宋灭亡时的张邦昌一样，最后会归顺弘光朝的。
就是退一步来说，两国如果能划江而治，弘光君臣也可以接受。因此，他们甚至派出了使者至北京，探寻“罢兵议和”的可能性，希望自己能够苟安一方。
其次，由于前明是亡于农民军和清军之手，所以弘光君臣对于农民军和清军即是恨之入骨，又是惧如虎狼。所以他们幻想着吴世恭的大平朝可以抵挡住农民军和清军的联合进攻，为南明建立起一道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