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地改进，向着增强抗干扰能力，提高导引头性能，增大射程、速度、威力等方向发展。
南洋联邦在常规武器方面已经小有名气，但高科技武器的发展也在紧追世界领先水平，只不过一直保持着低调，并予以最高级别的保密而已。
即将爆发的中东战争，以及后面爆发的越南战争，无疑将为南洋联邦的新式武器提供最佳的试验场所，也是南洋联邦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垫脚石。无疑，黄历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战火纷乱的局势，对他来说不是困难，而是机会。
第191章 纷乱
一九五六年注定是个不平静而纷乱的年份，苏伊士运河的纠纷只是其中重大的事件之一。
七月，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全部财产移交埃及。英法为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策划召开对运河实施“国际管制”的会议。八月，在英法倡议下，二十二个国家在伦敦举行会议，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九月，美、英、法召集十八个国家再次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协会”问题，仍未达成协议。十月，安理会否决了英、法要求埃及接受“国际管理”制度的提案。
战争的阴霾笼罩着中东，连美国人也觉察到了异样，但他们还不敢相信，作为盟友的英法两国竟然会背着他们进行一场战争。所以，他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匈牙利，那里正在进行一场由群众的和平游行转化成的武装暴动。苏联的坦克和军队正在源源开进匈牙利境内，残酷镇压他们认定的这场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运动。
1947年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名称，事件后改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不顾本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并且大搞个人崇拜和集权政治。拉科西的所作所为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更伤害了匈牙利人民的感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新领导人的推动下，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在匈牙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实施了“新方针”，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早地开启了“非苏联模式化”进程。
但由于苏联的干预，“新方针”实施了二十二个月就被迫中断。此后，纳吉以著述的方式进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取代苏联模式、以主权独立与民族平等反对苏联控制，这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新方针”中断后，匈牙利向旧政策复归，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召开，波兰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选举了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提出了以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十六点要求”，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但随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格罗·艾尔诺在电台发表的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令示威人群由不满转为愤怒，人群推倒了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斯大林广场上的斯大林铜像。随后示威者冲进电台，要求向全国广播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开始向电台大楼发起攻击，流血冲突开始了。
而随着第一批干涉苏军的进入，事态变得更加复杂，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带来的痛苦和怨恨刺激着匈牙利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吸引着他们，波兰的成功鼓舞着他们，西方的宣传煽动着他们，苏军的坦克威逼着他们，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民族屈辱感在激励着他们。因此，人们越来越激进，暴乱越来越严重。
而当并苏共中央领导层对事件和纳吉的看法渐趋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暴乱，纳吉已背弃了社会主义时，更强硬的武力干预开始了。苏军以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了代号为“强风”的军事行动，并迅速地控制了匈牙利全境。
几乎与此同时，中东战争爆发了。英法两国把从苏伊士运河撤军，一直归咎于华盛顿一帮反殖民主义者的催促和施压，并认为目前的困难是杜勒斯造成的，因而对华盛顿采取不理会的态度。他们决定按照他们自己的办法（更确切地说，是按照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所主张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华盛顿时间下午……，电传打字机嘎哒嘎哒打出了第一份新闻公报：以色列军队进埃及展开了进攻。
现在，英国的首相艾登和法国总理摩勒已经拿到借口了。他们故作姿态，同时向以色列、埃及两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立即放下武器。艾登在下议院宣布：“我们已经要求埃及政府同意让英法联合部队暂时进入各重要据点。”如果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说，英法军队“就要使用必要的兵力”对苏伊士运河区进行干涉。
“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犯了什么疯病。照说也算是有头脑的人嘛，竟干出这种荒唐透顶的事来，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可是，我们总不能对弱者实行一种法律，对同我们结盟的国家实行另外一种法律啊”艾森塞威尔获知消息后，十分的恼火，在星期三电视广播里透露出了对英法的强烈不满。
而英国人、法国人则认为这场乱子全部应该由杜勒斯负责，艾登表示，无论联合国提出什么停火建议，他一概拒绝。
周末，全世界似乎都是大战临头了，英法军队正在塞浦路斯上船准备入侵苏伊士运河，英国的空降部队也做好了在运河北端降落的准备。
当晚，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由美苏联合制止侵略。这使得艾森豪威尔十分愤怒，并且担心苏联借此而渗透进中东，他对一名助手说道：“这些英国人――我一向还把他们看作是我的左右手呢？”接着，他告诉布尔加宁，俄美联合干涉是“不可思议的”，并提醒这位苏联总理，苏联红军“这时正在残酷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基本人权”。苏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分散人们对匈牙利事件的注意罢了。
这话可不是冷战的陈词滥调，正如共产党总是念念不忘苏伊士问题，而西方总是念念不忘匈牙利事件一样。事实上，两件事一样恶劣。
美国政府，既面临苏联要求联合采取决定性措施，又面临英法要求保证北约组织团结，显得有些左右为难。
而此时远在坤甸的黄历既要关心埃及的战况，又要发动对北越的这次极其难得的宣传攻势，从而使南越能够名正言顺地对北越的统一要求加以严词拒绝，并且促使南越民众更彻底地改变思想。
五六年十月，由于北越共产党的生硬而残酷的土攻政策，饱受其苦的北越农民终于向“土改”和党在农村的组织发起了暴力反抗。这次农民暴动发生在胡志明的老家义安省，对，就是历史上曾发生过“义安…河静”暴动并造就了越南的“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基础”较好的“老区”。
这次武装暴动大约有两万多农民参加，越共被迫调动其军队中的精锐第325师，一个星期后才将农民暴动镇压下去，大约有六千农民被杀或被强迫迁移。这次北越义安省农民对政府的反抗，在规模上或许仅次于“匈牙利事件”，但影响却不会再象历史上那样少人知晓了。
就在武装暴动刚刚被镇压下去的第三天，南越的报纸媒体上便出现了对于此事的报导。一开始还是简略的，不详的，但照片和详尽的资料很快便补充上来，越来越引起了南越各阶层的关注。
随之而来的是揭底似的批判，从五三年的“反逃税”运动的恐怖，一直到现在的对“武装暴动”的残酷镇压，北越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和失误，被连篇累牍地暴露出来。由南越政府的官方媒体为主导，引发了连续而持久的社会关注和各方讨论。
北越的反击是可以预见的，但这种反击却被更加确凿的事实和证据所击倒，反倒引起了更加恶劣的影响。
对于这次舆论攻势，南洋联邦、美国和南越政府是处心积虑，并且是准备充分的。针对北越的辩解，出现在媒体和广播中的是亲历者的切身控诉。从失去土地、被批斗游街的地主，到曾经差点饿死家中的妇女儿童，还有在土地改革中深受其害的贫苦农民，以及在镇压暴动中幸存下来、被迫迁移的“老区群众”。
大量的书面资料和照片证据，大量的人证，使舆论的风向不可逆转地向南越政府倾侧过来。而在越南颇有名气的，从北越逃回来的知识分子潘寅的露面和讲述，将这次舆论攻势推上了顶峰。
北越党和知识分子间的分歧早在40年代末就开始了，但一直没有凸显出来。北越共产党1954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结束了武装斗争，进入城市，并建立了国家政权后。城市生活助长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情绪。恰逢赫鲁晓夫掀起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在各共产党国家蔓延，北越知识分子开始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对北越的报坦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直接提出质疑。“为什么没有人去写政府机构？为什么没有人去表现爱情？为什么只准写工人农民出身的人物？现实主义应该鼓励形式和内容上的百家争鸣。”
第192章 强大的舆论攻击
“在北越，一些知识分子把自己比作越共的‘小老婆’，其含意是，不论你如何忠心耿耿，越共也永远不会‘明媒正娶’，改变你的‘身份’。”潘寅在广播电台接受记者的现场访问时，自嘲地说道：“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从1951年开始，‘整风’运动在越北地区大规模展开，延续了几年。这场运动波及北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甚至那些在武装和地下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对党的政治忠诚的知识分子，也被强迫送进与外界隔离的学习班和特殊学校，经受系统的强化的思想改造。很多人不堪忍受压力和折磨而自杀。所以，后来连剃须刀都被没收。”
一个记者抢先继续提问道：“我听说当时在知识分子中流行一个名词，叫‘硬戴帽子’，不知是什么意思？”
潘寅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低沉地说道：“它的意思是不管受审查者如何否认，他必须承认他从未犯过的罪行，丝毫没有自我辩护的机会。审查者会使用很多残酷的方法来达到目的，最常用的是‘车轮战’，即连续多个昼夜对受审查者进行盘根究底的逼问，涉及到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受审者心理崩溃。”
“另外一个常用的手段是‘连环套’式的追究。”潘寅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教师被怀疑为‘反革命’，理由是给了某某学生一个他不应得的高分。审查者，也就是他的学生便就此认为：一，你以此在我们之间制造矛盾；二，有了这种矛盾学生就相互争吵；三，他们从此就不再进步；四，他们甚至会认为现在的教育制度不如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学校；五，他们会进而认为今不如昔，现在的整个制度不如法国殖民时期；六，所以用一个不符合实际的成绩，你就达到了为殖民统治者服务的目的；七，可以得出结论，你就是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提问的记者们沉寂了片刻，一个戴眼镜的记者举起了手，问道：“请问陈先生，您那时候是因为什么而受到批判的呢？”
潘寅笑了起来，很无奈地说道：“因为在我的作品中用了大写的‘他’，你们可能不知道，长期以来，在北越这一人称代词只可以用来称呼‘胡主席’。当我听到这个指控时，我觉得仿佛是在皇家宫廷里。”
“那您对‘胡主席’是打心里不尊重喽？”一个事先安排好的记者很适时地问道。
“嗯，可能如此吧”潘寅挠了挠头，很巧妙地说道：“我觉得他很象是越南农家放置槟榔的石灰罐，这种石灰罐时间一长内部的石灰就越积越多，容积变得越来越狭长，直到无法使用，但却因使用年久而常被农家供奉起来。”
一阵笑声爆发出来，胡志明体型瘦长、年高，而且被崇拜，可不就象是这样一个老而无用的石灰罐吗？
……
如果说南越政府之前所做的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工作是为了解决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疾苦，减轻社会矛盾的话，此次的舆论攻势，则是由浅入深，慢慢发酵扩展，对社会各阶层的民众都形成了巨大的、直观的冲击。而且，对北越政府声誉的打击是沉重而有效的。而且这场舆论攻势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效果之好，在国内外所引起的反应连策划者都感到有些意外。
越共已经陷入了全面被动，是继续狡辩，还是痛快认错，已经无法改变声誉受到重大损害的结果。最后，越共还是选择了后者，发表公报承认在“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犯了严重错误，绝大多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