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制终身：东汉和帝熹皇后邓绥（3）
真的是天缘巧合，第二天，和帝果然病体康复。和帝得知邓绥受逼寻死的事，不由得产生了怜香惜玉之情，对她更是日加宠幸。
随着时间的推移，阴皇后暗使巫蛊妖术的事传到皇帝耳中。这种巫术，在汉代十分盛行，朝廷对此严令禁止，不少人也因搞这种把戏死于非命。永元十四年（102年）夏天，和帝下令立案侦讯阴皇后与其外祖母邓朱等共行巫蛊之事。不久，阴皇后被废，迁于桐宫，最终忧惧而死。
阴皇后得罪时，邓绥曾出面替她求情，和帝虽然没有恩准，却被她这种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的做法感动了。邓绥在朝野上下、宫内宫外的声誉更盛。邓绥对交口称赞之声，从不沾沾自喜，反而屡次奏称自己有病并且把自己的病说得很严重，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应酬。她“深自闭绝”，就是有意避开那些颂扬她的场面。
永元十四年冬天，朝臣奏称：长秋宫（皇后）虚位，应选贤德者充任。和帝不加思索地选定了邓绥。他说：“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继宗庙，母仪天下，岂能轻视？朕以为邓贵人德冠后宫，贤称天下，最为合适。”邓绥闻知，连忙上疏表示辞让。她虽然再三推却，但朝议已定。这年冬至，邓绥被立为皇后。
册拜皇后的大典刚过，和帝就收到邓绥亲笔写来的表章。邓绥在表中态度诚恳地陈说自己“德薄”，实在不足以充“小君”之选，再次展示出她谦恭礼让的品德。
经历了这番后宫的恩怨以后入主长秋宫，邓绥在政治上越来越走向成熟。
天下母
邓绥登上皇后宝座后，依旧谦和平易，从不居尊自傲，生活上更是俭朴节约，决无丝毫放纵。邓绥对于各地郡国上贡的珍奇之物，全部下令禁绝，只许在岁终时供些纸墨而已。和帝想按成例封赏邓氏外家，邓绥每次都再三推辞，婉言谢绝。在和帝时，邓绥的兄长邓骘只不过做到虎贲中郎将。
元兴元年（105年），27岁的和帝病死。长子平原王刘胜，虽在皇子中最为年长，但患有笃疾。其他皇子前后夭折者数十人，只有少子刘隆寄养宫外，年仅百日，尚在襁褓之中。这样一来，支撑朝廷大局的重任不得不由年仅25岁的邓绥担当了。她首先策定皇嗣，迎立刘隆，历史上称为殇帝。她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自称“朕”，掌握了实际权力。
邓绥临朝称制以后，连下诏令，大赦天下。她下诏赦免了建武（光武帝刘秀年号）以来因罪囚禁者，连前朝明帝、章帝被废黜的皇后马、窦二家也都宽赦为平民。邓绥又提倡德化，对于各地所设祠官，以鬼神难征、淫祀无福为名将不合典礼者全部罢省。她又提倡节俭，减宫内服御衣物。凡不是供陵庙荐享者，不得使用稻米粱肉；日常饮食，早晚仅一个肉菜，不得铺张。仅此规定，宫中每年节省费用数千万。对于各地郡国的朝贡献纳，她也减免过半。州、郡遭自然灾害者，一律减免田租。上林苑中用以娱乐的鹰犬统统斥卖，蜀、广汉二郡特供的器九带佩刀，亦敕令停贡。京师宫中还取消了多种奢侈的摆设，御府、尚方、织室等机构的锦绣、冰纨、绮縠、金银、珠玉、犀象、玳瑁、雕镂等赏玩之物，皆令禁绝，不得再做。离宫别馆储存的米面、柴薪，也统统省去。对于宫中侍女，邓绥又亲自阅视，一次放还了五六百人。邓绥制订的这些措施，使宫中形成了节俭的风气，她也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东汉“五铢”铜钱
邓绥的明察与威望，在一些具体的小事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据说，和帝刚死时，有人趁宫中混乱之际将一箧大珠藏匿起来。邓绥想，若用刑拷问，可能屈打成招，累及无辜。于是，她将有关人员集合起来，细细地察言观色，用攻心之法扫视众人。藏珠者心虚，更迫于邓绥的威望，当时便主动承认，叩头请罪。不久，和帝当年的宠臣吉成被人告发行巫蛊之术。吉成被押往掖庭拷讯后，供认不讳，案定待决。邓绥感觉事情可疑，吉成乃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无恶言，先帝作古，吉成怎会行此法术？看起来不合情理，其中必有缘故。于是，邓绥亲自复审。果然，吉成是被众御者冤枉。邓绥为吉成主持了正义，众人莫不为之叹服，皆称道邓绥的圣明。
邓绥所立的汉殇帝即位不足一年，便夭折了。邓绥又与其兄邓骘商定，立了和帝之兄、清河王刘庄的儿子刘祜。这样，13岁的刘祜做了东汉的皇帝，是为汉安帝。邓绥再次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她感到，国家连遭大忧（和帝和殇帝之死），百姓一定很为工役的繁重而苦恼，于是她特令营建殇帝康陵的工程规模及其他劳作，均“事事减约，十分居一”。
称制终身：东汉和帝熹皇后邓绥（4）
邓绥两度临朝称制以来，邓骘开始受重用，邓绥的诸兄弟辈常居禁中。殇帝延平元年（106年），邓骘任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的设置就是自邓骘开始的。
邓氏外戚的崛起，是东汉政治的必然产物。东汉时期，凡太后摄知国政，必引外戚参预机要，委以重任。毕竟，对于皇太后来说，娘家的亲属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据《后汉书·皇后本纪》说：整个东汉时期，“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安、质、桓、灵），临朝者六后（章帝窦后、和帝邓后、安帝阎后、顺帝梁后、桓帝窦后、灵帝何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但是，邓绥临朝时期，能鉴戒历史的经验，对外戚加以束约。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她特意给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下了诏令：“每览前代外戚宾客，假借威权，恣肆不法，咎在执法懈怠，不能依法制裁。今车骑将军邓骘等虽怀敬顺之志，但家族广大，姻戚不少，难免有人奸猾不肃，多犯宪禁；汝等应严加检敕，依法办事，勿相容护包庇。”要知道，司隶校尉自汉武帝设置以来就专门负责京师周围的治安，尤其是负责纠察京师近郡犯法者；河南尹因为官衙在洛阳，正是负责东汉京都内的事宜；南阳郡乃是光武帝刘秀的起家之地，同时是皇太后邓绥的家乡，这里到处都是强宗豪右之家。邓绥特别授意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要他们严格执法，制裁奸猾，其深意十分明显。事实上，邓绥对于本家亲戚族属犯法者，从不无故释放宽贷。邓骘等人在邓绥的严格要求下，也谦逊守法。邓骘任侍中的儿子邓凤曾有一次给尚书郎张龛写信，向他推荐郎中马融到台阁中任职，事涉请托；又有一次，曾经送给邓凤几匹良马的中郎将任尚，因盗窃、克扣军粮被押往廷尉衙门审理。邓凤害怕得马的事败露受到牵连，就向邓骘自首。邓骘一听，惟恐皇太后邓绥降罪，便毫不犹豫地将妻子和儿子邓凤剃成秃头（髡刑），带着他们向邓绥谢罪。
在邓绥看来，严厉约束外戚，正是为了保证他们能历久不衰。她一直牢记章帝时窦氏外戚被诛的教训，并引以为戒。在东汉历史上，邓氏一门差不多可以称为最为贵宠的外戚，史称“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正是由于邓绥注意“检敕宗族”，宗族成员也能够有所收敛，人称“阖门静居”。其实，这正是邓绥的高明之处。她倚重外戚，又不大权旁落，防止受人挟制。邓绥为了选拔有识之士，稳定统治，她也多次下诏选举贤良。其兄邓骘等人理解邓绥的深意，为了表示忠心王室，也曾举荐当时的天下名士何熙、李郃、陶敦等列于朝廷，同时又辟举杨震、朱宠、陈禅等置之幕府。邓骘和邓绥一样崇尚节俭，且不恃权用私，也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邓绥临朝称制的十几年间，水旱蝗灾，接连不断，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内侵，各地“盗贼”蜂起。天灾人祸，对于邓绥来说，无疑是严峻的考验。面对挑战，邓绥以她的智慧和才识，采取了有力措施，集思广益，有针对性、有条不紊地处理每一件事情。每当听到有人忍饥挨饿，她都通宵不寐，并且亲自减撤饮食，还分派官吏巡视四方，赈灾济民，劝课农桑，抚慰天下百姓。在她的勤勉之下，东汉社会经济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下仍能获得复苏，史称“天下复平，岁还丰穰”。对于各边地民族的暴动，她采取虞诩等人的建议，转守为攻，先将西羌暴动平息，又转而安抚，逐渐平息了各地边衅，保持了边境的相对安定。
永初二年（108年）夏，京师遭受大旱。邓绥亲往洛阳寺复核囚徒，审查冤狱。有位死囚实际上未曾杀人，却因刑讯逼供自诬，他见皇太后邓绥亲来，本来想借机陈诉冤情，狱吏在旁，未敢造次。即将被押下去时，他抬起头紧紧地盯着邓绥，似乎有话要说。邓绥觉察后，便命人将这个囚犯押回讯问，结果，此人确实冤枉。邓绥遂将他无罪释放，并将主持此案的洛阳令收监抵罪。邓绥处理完案子，烈日炎炎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在回宫的路上，久旱的京师得降甘霖。后来，每逢大旱，邓绥都亲往洛阳寺复查囚徒，审理冤狱，整顿司法，这对于社会秩序的安定起了积极作用。
称制终身：东汉和帝熹皇后邓绥（5）
虽然每日面对繁重的军国朝政，但邓绥十分注重经史学术，教化天下。早在入宫之初，她就随同博学多才的曹大家（即班昭，《汉书》作者班固之妹）学习经书，兼习天文、算数等，如今更是带头读书，为宫中表率，使宫中形成了一股读书的风气。她还经常向曹大家请教学问，咨询政事。
永初四年（110年），邓绥的母亲病重，她亲自侍疾。母亲病故，她忧伤毁损，十分哀痛。邓骘上书请求还家为母守丧，邓绥本来打算让他留下继续执政，但曹大家劝她说，让邓骘归家守丧，既可全其孝义之名，又可赢得谦退之誉。邓绥就听从劝告，令邓骘还归故里，并居住在母亲的坟冢之侧守丧。
曹大家（班昭）宫内教读
邓绥白天上朝听政，处理国事，夜晚则诵读经史，孜孜不倦。后来，她发现诸书之间错讹甚多，恐乖典章，特选大儒刘珍与博士良史等五十余人，在东观校雠五经、诸史，并委任宦官蔡伦典掌其事。这位蔡伦于造纸术的推进大有功劳，因受邓绥宠任，曾被封为龙亭侯，故有“蔡侯纸”之说。等到诸书校定，邓绥又命中宫近臣于东观授读经传，宫人们日夜习诵，朝夕不辍。邓绥还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元初六年（119年），她创办了一所官学，以教授经书，专门下诏征召和帝之弟济北王、河间王5岁以上的子女四十余人，以及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入学。有时候，她还亲往监试。对于这一做法，她曾对堂兄弟河南尹邓豹、越骑校尉邓康等说：“我所以引纳群子，置官设学，实是因为眼下承前代之弊，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若不力加化导，就将使风俗日薄，人心难教，尤其是贵戚食禄之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知善恶是非，往往由此而招祸败。故而以文德教化子孙，使他们知有约束，不触犯国法罗网。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元初五年（118年），平望侯刘毅上书安帝，认为应该按照帝王之制给邓绥立注纪：“皇太后膺大圣之姿，体乾坤之德，齐踪虞妃（娥皇、女英），比迹任（文王母）、姒（武王母），孝悌慈仁，允恭节约，杜绝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内朝，流化四海。……巍巍之业，可闻而不可及；荡荡之勋，可诵而不可名。考检古代名妃贤母，无有像皇太后之功著者。应按汉家旧典，为之立注纪，使太后功德不绝于世。”既然朝廷之上有这样的动议，安帝当然不便拒绝。这件事反映出，邓绥的权力和地位已经十分稳固了。
这一时期的邓绥，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营造着施展才干的大舞台。有些大臣提出，安帝已渐渐长大，皇太后应该归政皇帝。邓绥对这些人基本上是轻者削职、重者处死，郎中杜根就曾因此被邓绥派人装入一个大口袋中，于殿外扑杀，然后丢于城外。谁知杜根命不该绝，竟然慢慢苏醒过来。当邓绥派人验尸时，他只好装死，如此三天，以致眼里都生了蛆。杜根死里逃生，后来做了酒保，直到邓绥死后才敢出头露面。堂兄邓康见她久临朝政，也心怀畏惧，委婉地劝她听从大家的建议还政安帝。在遭邓绥拒绝后，邓康便推托有病，不再上朝。邓绥派宫中一位女婢前去探问虚实，这位女婢早先是邓康家奴，见到邓康后倨傲无礼，被邓康痛斥一顿。她回宫后便向邓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