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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员对矿工的教育是什么，就是再简单不过的开展诉苦会的活动。
顾国樟作为一个读书人，又经受了六年时间的地狱般的生活，他对于人心是怎么回事，真的是了解的不能再了解了。那个所谓的王师尊手下的这些教导员，让大家诉苦。苦是每个人都有的，随着思想朴实的矿工们上台诉苦，他们的悲惨遭遇自然得到大家的共鸣。这个时候，顾国樟也只不过觉得，新主家真的是很会收买人心而已。
在顾国樟看来，这个诉苦会的时机掌握的很不错。诉苦会早不开玩不开，偏偏是在大家开始过上难以想象的好日子之后才开。他以为，新主家开这个诉苦会，就是个忆苦思甜的目的。过去大家过的生不如死，现在大家吃白米猪肉，穿新衣新裤，住的也是红砖红瓦的大房子。过去的苦和如今的甜一对比，不过是新主家让大家记住自己的好，收买人心的手段罢了。
直到诉苦会结束之后，宣传动员工作开展起来的时候，顾国樟才明白，自己的这个新主家，那个所谓的王府的仪宾，十有**是要聚拢人心揭竿造反的。
顾国樟觉得新主家的用心真真的是相当的险恶。先是让大家诉苦，造成大家对于自己悲惨境遇的思考。之后又开什么动员宣传会。也不直接说直接讲，反而是引着大家去思考，为什么自己会受苦会遭罪。结果，大家就都自然而然的就找出了根由，自然而然的把仇恨对准了官府、地主、老财这些有钱有势仗势欺人的人身上。
在这之后，宣传动员的工作就直接指明，这天底下顾念天下穷兄弟的，只有王师尊大老爷一个人。只有王师尊大老爷，才能给大家这样的好日子。天底下的穷兄弟，只有在王师尊大老爷的庇护下，才能不受欺不受辱。
到了这里，就是和顾国樟原来一起干活的组员，一个脑子不太灵光的叫二愣子的傻小子也明白了：想要永远过这样的好日子，大家就得给王师尊大老爷卖命。
可是，让顾国樟佩服的是，教导员却没有直接说出保卫王大老爷就是保卫大家自己的话。反而是在矿工的选拔结束之后，王书辉登台和大家说了一番话，“所谓靠山山倒，靠海海干。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爹亲娘亲不如自己亲。我不求大家感激我的照顾，只求大家有保卫自己过好日子的能耐。”
随后，矿工就变成了军队。每天白天训练，晚上学习。教导员在训练的过程反复只强调一个道理，“不想被人欺负，不想过穷苦的日子，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武艺，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掌握的文化。”就这样，无论是练兵习武，还是读书算术，这些事情都和“不被欺负过和好日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身为读书人的顾国樟，心里不能不佩服这个王师尊，不能不敬仰这位王大老爷。同样是想要造反，和史书里的那些揭竿而起的强盗豪强比起来，王大老爷简直像个圣徒一样。一句让大家卖命的话也没有，上千的青壮就感激的五体投地。不仅每天苦练武艺，这些大字不识一个的矿奴，还真正的读起书，算起数来了。
在顾国樟看来，造反不过是弄个由头让大家卖命罢了。偏偏这个王师尊，一句造反的话也不说。说的不过是练武强身，读书明理的话。可是，顾国樟清楚的知道，只要大家按着这位王师尊的话做下去，造反那就是唯一的道路。
顾国樟知道，只不过过了六年的苦日子，自己这个读了十几年圣贤书有功名的秀才，就觉得造反有理有据了。那么可以想见，那些过了一辈子苦日子的穷苦矿奴，对于造反会不会有什么心理压力了。
顾国樟虽然心里不相信，王师尊真像那些教导员宣传的，是要给天下的穷苦人做主的。可是，看到上千的矿奴，不过半个多月的日子，就被训练成能够排成队列越野跑步；几十人的方阵在石头垃圾的干扰下，一丝不苟的行进；每个人都能写出四五十个简字，用大食数码算一百以内的加减法之后，他就已经知道：造反这件事情，在王师尊的手中，绝对是胜算极大的。顾国樟在这个时候就决定，他要在王师尊的造反大业中出人头地。
受过基本教育的人，想要在一群文盲里脱颖而出，那是要多容易有多容易。顾国樟不仅在识字上比别人块，在算术上比别人灵，就是在训练当中，因为对于口令的理解比别人更轻松更明白，这也让他在训练上，比其他的矿奴出身的普通士兵更出色。
在基础训练结束之后，顾国樟轻松的通过考核。之后，他又在后面的考核中脱颖而出，居然当上了唯一一个不是王书辉原来手下出身的排长。
原本，不少王书辉的老部下，对这个身份不明的年轻矿奴心里不托底。不少人都建议王书辉，不要轻信这个背起《万物一统律》和《万世归一律》，比原来教导营的教导员们还要顺溜的年轻人。可是王书辉觉得无所谓。
在王书辉看来，这个叫顾国樟的年轻人，很可能是这个时代的读书人的出身。封建文人固然是很难改造的。可是，像顾国樟这样，被抛弃到暗无天日的矿坑里，过了六七年非人生说的读书人，他只会比普通人更憎恨现有的朝廷，更仇视目前的政府。因为既得利益者的上层生活和社会最底层生活的鲜明对比，只会让这个原本是体制内的读书人，更加疯狂的仇恨现在的世道。
因为生活在现代二十多年的王书辉知道。在现代社会里，骂政府，骂执政党最凶的，甚至于敢于，在现实中敢于操作颠覆性的阴谋的人，往往是那些利益既得集团内部的竞争失败者们。
顾国樟不知道王书辉是怎么看待自己这个脱颖而出的新人的。不过，在之后的大练兵中，发现王师尊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三十多个乡村，一声令下就能召集起一千多个受过基本训练的青壮劳力的时候。顾国樟知道，想要在这个团体中取得更高的地位，实现自己向朝廷复仇的目标，自己就要全身心的努力。
心中默默的背着《步兵手册》和《基础指挥手册》对照自己的指挥过程的顾国樟，命令士兵们开始打扫战场。
看到本排的参谋已经和侦查员押着活口去审讯了。顾国樟又看了看正在对士兵们说着话的教导长。转身走到一颗大树旁边，拿出《数学基础》开始看了起来。
顾国樟清楚的知道，在“七步走”的军事原则下，在“敌情侦查”、“战场设定”、“远程打击”、“近战杀伤”、“救治伤员”、“防疫清场”、“总结经验”这七个步骤里，他只需要对“敌情侦查”、“战场设定”、“远程打击”、“近战杀伤”这前面四个步骤负责。至于后面的“救治伤员”、“防疫清场”、“总结经验”这三个步骤，自然有医疗长、参谋和教导长去负责。
顾国樟并不是个喜欢揽权多事的人。他清楚地知道，想要在团体里脱颖而出，就必须按照王师尊的规矩，一丝不苟的去做。
规矩就是规矩。顾国樟知道，自己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遵守规矩和做出成绩。他现在抓紧一切时间来背书，正是因为他清楚的知道，王师尊一手组建的复兴会，马上就要进行大考核，开始招纳人员了。
第81章外国传教士
王书辉对于自己的认识，是有层次性特点的。他首先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之后，他才认为自己是世界人或者说人类。
先是中国人，之后才是人类。应该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分析王书辉，我们可以说，排在他身份标签的第一位的是民族主义。之后是**国主义，再之后是帝国主义，再之后是霸权主义，最后才是国际主义。如果用批判的视角来看待王书辉，那么，他就是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和大国沙文主义者。
不是没有人这么批评过王书辉。不过，他在大学里也好，在研究院里也好，在工作里也好。他的老师，导师和领导们，都是沙文主义者。以他的研究生导师为例，那位温文尔雅的社会学家提起外国，往往就是用鄙视的口吻提到“蛮夷之族”和“弹丸小国”之类的话。
实际上，因为沙文主义者在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壤上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王书辉的那种，认为中国人、中华民族，先天性的就优秀于世界上的一切民族；中华文明先天性的就优秀于世界上的一切文明的沙文主义思想，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一直高居人类文明首位的中国，居然是比较稀少的类型。
在王书辉看来，满清入关导致的中华文明的中断和倒退，以及**无能的清政府在近代时期的丧权辱国，彻底的打断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以至于到了现代，在中国逐渐重新走回世界第一的圣坛上的时候，居然在中国人里，还有那么多汉奸卖国贼以及洋人的奴才，在现代中国肆无忌惮的卖国求荣。
实际上，对于身为历史**好者的王书辉来说，西方列强对于中华民族的窥探和觊觎，从明朝中后期就开始了。
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了殖民主义的大门之后，西班牙人首先成为世界霸主。他们先后征服非洲和美洲，之后又通过吞并葡萄牙，占领了它的殖民地。西班牙先后占领了大部分加勒比海岛屿、墨西哥、南美大部、地区、北美西部（直达加）和北美中部内陆。
东帝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莫桑比克、苏丹、阿曼、巴西、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秘鲁、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美国中西部等国家和地区，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16世纪末，西班牙人在征服了菲律宾之后，即开始积极考察、分析中国国情、民情，并对福建沿海进行侦察，熟悉航道并绘制地图。
1576年，桑德在给腓力二世的一份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他的侵华计划：“这项远征需要4000到6000人，配备矛、枪、船、炮和所需要的弹药”；“有2000到3000人，便足以占领所要占领的省份，用那里的港口和舰队，组成海上最大的强国，这是十分容易的。征服一省之后，便足以征服全国。”
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以葡萄牙国王曼诺尔外甥的身份兼任葡萄牙国王，组建“无敌舰队”，使西班牙成为欧洲第一海上强国。在亚洲，葡萄牙在印度建立了殖民据点，占领了马六甲，并征服了菲律宾群岛。这时的西班牙殖民者打算利用菲律宾为基地来征服中国。
1574年1月11日，殖民者雷克尔上书国王说：“如果陛下乐意调度，只要不到60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够征服和镇压他们（指中国人）。”1576年6月2日，西班牙驻菲总督桑德在给国王的信中说：“这项事业（指征服中国）容易实行，费用也少。”
西班牙王国并没有把入侵和统治中国的想法，当成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还制定了面面俱到，涉及从入侵到统治中国的，各个阶段和方面的详细计划书。当时的西班牙统治者腓力二世，已经同意了这个计划。
如果不是西班牙陷入了欧洲战争的泥潭，先后和英格兰、荷兰发生了战争。恐怕，入侵中国的第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就不是晚了几百年的英格兰，而是当时的西班牙了。
所以，可以想见，当骨子里是个民族沙文主义者和大国沙文主义者的王书辉，看到被士兵们绑来的葡萄牙传教士时，会是一种什么情绪了。
在王书辉看来，明朝的西方传教士和清朝的西方传教士完全没有本质区别。王书辉知道，无论是明王朝时期的西方传教士，还是清王朝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他们都同样的具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文化入侵的先锋军，一个是军事入侵的领头羊。
只不过，明朝末年的西方传教士，是为西班牙和它屁股后面吃着残羹剩饭的小弟服务的。而清朝末年的西方传教士，是为了英格兰和它屁股后面吃着残羹剩饭的小弟服务的。两者之间，只有这么一个区别而已。
王书辉是在公事房（办公室）里见到这个被五花大绑的传教士的。如果不看这个白皮老外苍白的皮肤和乱蓬蓬脏兮兮的大胡子的话，单从衣着打扮上，还真的很难看出这是个外国人。
这个传教士是被今天负责警戒值班的军官训练营的军官逮捕的。逮捕这个“白皮鬼”的人王书辉是认识的。他的名字叫做贾三强，不过士兵们都管他叫傻强。
大练兵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了。从1620年8月末到9月中旬，王书辉不仅对所有的民兵和复兴团士兵进行了全面的训练，而且还开展了一次大考核。三十多个基地村，有近百人通过基本考核，被吸纳进了复兴团。其中这个叫傻强的小伙子和牛大胆、蒋大壮、杨三黑、许驴子等几个年轻人，被王书辉非常的看好。
在大考核结束之后，王书辉把从各个基地村选拔出来的合格青年，以及复兴团的所有士官和军官，都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