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对待与自己关系较好的李纲，也能做到不偏不倚，正心为国。当满朝皆论‘和议’之时。他却言公卿大夫应首重“气节忠义”， 抨击朝野的投降派。
这种不结党不结派，又能忠心为国，刚正不阿的良臣，当然很快入了赵柽的法眼。他知道这种人虽然脾气大，说活‘臭’，对抗上级，可办起事情来却是能做到不偏不倚，这正是‘大宋干部部长’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也许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给自己造成点麻烦。却可以保证选官工作的公正性。
随着新的吏部尚书陈公辅上任，清理冗官和吏士合一两项工作终于驶出了车站，一些人搭上了这班车，一些人却要从这趟上下去了。而陈公辅不负所望。接连上了几道条议，赵柽十分满意，立刻下发执行。清理在陈公辅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下全面铺开…
张叔夜在守卫汴京城及其后北行的表现可圈可点，可谓忠义双全。在保定军之战中获救归京，李纲举荐其为兵部尚书。赵柽想想此人文武皆可。当过基层地方官，也主政过州府，更难得的是曾领兵出征，都颇有建树，有过北行的这番经历更知其中弊端。召见答对后，赵柽十分满意，便定了下来。
随后，赵柽命赵义出任兵部侍郎，他虽是王府‘老人’，能力也不错，只是他资历尚浅，也缺乏主持一个大国兵政的历练，即使出任侍郎一职，也是破格，引人侧目，但是他乃官家的心腹之将，也无人敢多言。
户部这次也是改革的重点部门，三司并入后规模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部门，而现在财政匮乏，府库空虚，户部肩负着恢复生产，征收赋税，为国理财的重任。赵柽思虑再三，决定以陈遘为户部尚书，周行己为侍郎，让他们二人肩负其恢复大宋经济的重任。
周行己从大同来京后以年老体衰要求致仕归家养老，但是赵柽将他留下。原来赵柽即位后发现大宋的金融系统已经崩溃，看似经济高度繁荣，却是虚假的繁荣，里边水分太大。连年的财政赤字，冗兵、冗吏这些沉重的负担已是宋廷不能承受的，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政府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为解决财政赤字，从哲宗绍圣元年开始，宋廷开始滥印滥发纸币。饮鸠止渴的短视行为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到了赵佶大观元年，短短十多年的时间，社会上流通的纸币竟达到了神宗朝时期的四十二倍。而后赵桓又接班以此弄钱，赵构为了筹集军资也曾这么干过，由此引发了“交子”的大幅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令宋人想破脑袋也不会想清楚的是，他们滥印纸币会使币值大贬，通货膨胀，反而将责任推给了王安石变法，似乎这种结局与变法有直接的关系存在似的。周行己却对此有些研究，并曾指导过府中四堂的柜坊发行银券，积累了经验，因此赵柽对他寄予厚望，让他重整大宋的金融系统。
陈遘就任后举荐张悫为两淮转运使，称其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那里是大宋的税赋重地，财政收入近半来源于此。但此人是元帅府的人，曾经为康王筹集粮饷，劝其即位，按说是限制使用的人，让他打理大宋的‘金库’实在是让人不放心，赵柽调查后发现此人确实有才，便下旨同意了。
接下来赵柽又任命杨时为礼部尚书，马扩为礼部侍郎；刑部尚书给了守太原有功的张孝纯，工部尚书由拒不担任伪楚皇帝的司马光之孙司马朴，以嘉奖其忠义。陈过廷为御史中丞，陈东为侍御史，重建六案、六察，监督朝廷各行政机构和地方官员。
杨时向官家推荐同门师兄弟胡安国为国子监祭酒，他也是程颐门人，进士出身，太学博士，所学涉猎甚广，对经济、理学和政治都深有研究，在政治和学术领域有较大的影响。以其《时政论》、《治国论》、《春秋传》奠定了将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湘派”风，一方面为理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治国宝典。
湖湘学派虽然也是理拿中的一派，却自创立之初就反对“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胡安国提倡实际生产劳作，提倡学者不妨锄锄地种种菜；认为君子之学，最重要的就是一“实”’宇，除经史之外，还必须致力于兵、农等经世实学，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对这类知识就多有涉及。
由此，在知行关系上，湖湘学派阐述“知行互发”，特别注重“行”的作用，强调“践履”，即实践，认为 “知之”。这种务实的态度当然很对赵柽的胃口，他需要的正是有思想能干事的人，立刻同意了。
………
军队是赵柽起家的本钱，也是他的禁地，所以要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他本打算让宗泽出任兵部尚书，但是以其当朝宰执的身份去出任一部首官有降职使用之嫌，更会留下卸磨杀驴的口舌，所以便没动他，待有合适的位置再说，不过按照历史上的发展他这会儿已经被赵构给气死了…
枢密院下设四房作为办事机构，并入的三衙相当于后世的各军种司令部，由都虞侯赵廉主管。赵柽任命赵耻为步军司都统制，炮兵这次没有独立，而是划入步军司，由副都统制赵孝兼管；马军司都统制由赵礼担任；水军司都统制当仁不让的有程僖绶接任；军情司仍以蒋飞为首；辎重司当然还是赵智的地盘。这次赵柽为了提升武人的地位，他将各职务由过去的五品提到了三品，免得都成了文官们的跟班。
皇城司作为皇帝身边最后一道防线，责任重大，兵马不属兵部和枢密院调遣，分为兵马司和机宜司两班，掌宫城出入、周庐宿卫、宫门启闭以及刺探情报等职责。如今正好将过去一直由赵柽亲领的近卫师和情报司划了进去，仍然由赵忠和李峻两人分别统领。
这样下来，过去跟随王爷创建王府军的‘十大将’，只有赵信和赵勇没有安排。赵信现在是皇妃不能担当军职，自然排出在外。赵勇是府军中的二号人物，西京军的创建人，为府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出人意料的却没有任何实职。
大家这时又想到了府军中另一个重要人物高宠也一直务闲，他是龙将第一任都指挥使，征讨西夏之后便奉调回京，一直默默无闻。在金军二次南下时昙花一现般的率虎翼军配合官家打了一仗后，便又悄无声息了。
正当大家迷惑不解之时，皇帝下达命令，以高宠为东南镇抚使领军南下，统领两淮和两江兵马清剿流窜江南的流寇，迅速扑灭匪患。而赵勇被任命为两河镇抚使，统领河北、河东兵马镇守北方，厉兵秣马准备收复燕京，征讨女真，迎回先帝。（未完待续。。）
第一百五十六章 海陆齐进
自宣和七年女真第一次入侵已经过去了四年，宋朝的禁军基本解体，各州府的勤王军及义勇和乡兵成为抗金的主体。朝廷、赵构和赵柽当时为了安抚众军都曾各自任命官员，由他们掌管所辖州军的兵权、政权和财权，作为抵抗金军的“救弊之道”，在宋金接壤地区和京畿周围的各州军，事实上已由土豪、溃将、摄官、“群盗”等所分据。
有些朝臣认为不如承认既成事实，分设镇抚使，在某种程度上稍复唐朝的藩镇之法，借以实现统一政令。赵柽虽然也算是‘藩镇’出身，但是他深知其害，国家的统一不仅仅是接受朝廷任命各行其政的名义上的统一，是要以军队和行政上的统一才算是事实上的统一。
如果现在予以承认，日久便会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待他们垄断财赋，供养私军日益强大之时，朝廷面临的却是财政枯竭，无可调之兵的局面。赵柽当然是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而现在必须将这种贻害无穷的，威胁中央政权的形势扼杀于摇篮之中，绝不能等地方割据形成尾大不掉之时在动手。
因此，高宠和赵勇两员大将的南北之行就肩负着这两项重任，他们要在完成剿灭流寇、防御敌国的任务的同时，还要协助政府完成整编各地割据势力的武装的工作，以便整合全国的武装力量。
原有宋禁兵的各种番号和编制，已无恢复的可能与必要。中兴军作为赵柽的主要武装力量经过月余的休整和补充后，一分为三。龙将、狮将和虎将各抽调三个旅随赵勇北上。豹将和狼将抽调三个旅随高宠南下，余部留守京畿地区。
在整编他部的过程中招募新兵扩编。将成为宋朝禁军的主体，并以原各将军部为主体筹建镇抚司。统领所辖地区部队，他们虽驻于地方，但是不随地方政府管辖，而是直接听从皇帝的调遣，后勤和兵员归兵部管理，训练则由枢密院指导。
北上的部队将编成以龙骑为主的三个步骑混编军，称为龙翼、狮翼和虎翼，以示传承溯源。以五五编制，即每军辖五旅。每旅辖五个指挥，每个指挥辖五都；军、旅各设炮、辎重、斥候、军法等直属队，并将留守大同的沙漠旅和猎骑旅编入其序列；整编完成后，满编为每军二万余人，将来分驻西安、大同和真定，成为各镇抚司的主力部队。
南下的部队同样编为豹翼和狼翼两军，与之不同的是考虑到南方水网纵横，不利骑兵奔驰，因此两个混编军将以步军为主力。在每军下设一个内河舰队配合作战，设两淮和两江镇抚司。两淮镇抚司负责淮南北路、淮南西路、利州路、湖北路等地区的防务，驻于江陵府；两江镇抚司负责江南东路 江南西路 荆湖南路 荆湖北路、福建路、广南两路等地区防务，屯驻于杭州。
留守京城的部队重新扩编为中央禁军。沿用中兴军各军番号和编制，设京畿镇守司，负责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四路、四京府的防务。至此中兴军完成向禁军的转变。总兵力达到二十万人，虽扩充了一倍。但是比之原来鼎盛时期的八十六万禁军的庞大仍然缩水不少。他们仍沿袭中兴军的过去，使用以火器为主的兵器。而兵力分布依然保持了太祖时代定下的中央、地方兵力各半的格局。防止兵变的发生。
大宋分为二十六路，其中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个，监六十三个，但是此次改编后，解散了过去的厢军，改之以各路帅司统领的地方军，每路根据人口多少、治安状况与边情设一将或数将镇守，每将编制二千人至五千人不等。同时可视情况编组役军，担任修造、治水、运输等工作，当然这些部队实际上就是苦役营，兵员多为流放、服刑的罪犯和战争中的俘虏，就当是劳动改造了，待遇当然也不能同等了。地方军总兵力为二十五万余人。
路军分守各个州县，担负保卫边防、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地方部队在平时归兵部和地方政府守臣领导，战时则由枢密院统一调遣，实施与禁军相同的兵役制度和享受同等的福利军饷，但是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依然装备冷兵器。虽然他们人数众多，但是想造反也得掂量下自己手里的家伙是不是禁军的对手…
………
与此同时，程僖绶也领水军趁江湖未结冻之机南下，接收、改编大宋的各路水军。
宋的水军大部分部署在南方，而具有维持各地治安的性质。在明州设沿海制置使，通常由明州知州兼任，为常设机构，武将任沿海制置使时也兼任明州知州。其下辖有一支海军，由正副使分任总领、同总领海船，设总领海船所。平江府知府或绍兴知府，偶亦以沿海制置使为兼衔，沿海制置使有时并入浙东安抚司。设置两个沿海制置使时，分驻明州、平江，副使常以武将担任。
宋朝的水军真正用于边防者，主要是京东登州的水军。登州在山东半岛尖端，过去与辽朝所辖、现在归金所属的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号为极边”，“便风一帆，奄至城下”，故宋“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每岁四月遣兵戍駞基岛，至八月方还，以备不虞”。在登州驻有禁兵澄海水军弩手两指挥和平海水军两指挥，算是宋最大的一支水师。
另外还设有沿江制置使，但多是临时设置的机构，常设的沿江制置使，置司于建康府，由知府兼任，“专一措置水军海船”。也常在鄂州设沿江制置司，有时只设沿江制置副使，单独置司，均由鄂州知州兼任。现在这些内河水军划给了镇抚司也就不在接受之列了。
郑僖绶现在是意气风发，迎着海风站在船头，自己熬白了胡子终于脱去了商人的长袍又换上了军装，成为大宋水军的首官。当他接到王爷登基的诏书后，立刻乘船到达登州上岸，赶往京师。一个月后，他被任命为水军都统制接管水军，临行前官家召他入宫整整谈了两日，解说了水军的重要性，并详细交代了新军的兵力配置和组成。
程僖绶接令后立刻又快马赶回登州，他在登州知府刘子安的帮助下早已在此设立了基地，当他身穿三品官服，手持圣旨走进登州水军大营时，满营皆惊，谁也没想到昔日对他们奉承有加的程大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