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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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英雄- 第3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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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峰先生想的也是我想的,但是杀土豪分田地的本意不是杀人,也不在分田,如果地主心甘情愿的把所有的家产无偿的交给我们,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斗争了?显然不是!即使地主把地契送到我们手上,我们也决不能要!因为这样就没有斗争的必要了,既然没有斗争,那我们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历朝的造反,都是带着农民杀官杀地主,然后呢,等着官兵杀农民,这样一来一回,剩下的那些农民就不得不团结在造反者周围。有一个词叫裹挟,就是说造反的杀官杀地主的时候,农民被拉去旁观;而当官兵杀回来的时候,这些农民惊慌之余又被拉着逃跑,这样一看一跑,不是匪也会被当作匪。所以,杀不杀人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不是农民有没有被发动起来,如果发动了农民,杀人与否未必重要。不过,农民一旦激动起来,情绪失控会难免的,控制不住的情况下,杀人难免,但情绪失控对我们控制农会也不利,这种情况会有,但是少。再说过来,如果不是地主佃户对立严重的地区,我们也就无法发动农民,严州那边就有这样的情况,要打一个土豪的时候,有很多农民反对,说这个地主为人好、行善多,最后那个地主杀猪出谷给大家吃了一顿就了事了。”

杨锐啰嗦了一大堆,徐华峰听到他说‘杀人不杀人不是关键’就松了一口气,而钟观光却问道:“这么说来,革命成功之后就不要再杀土豪分田地了?”

“革命成功以后,农会就会变成我们在各地的行政组织,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必要杀土豪了,至于分田地还是要的,只有每个人温饱都有保障,那社会才能稳定,经济也才能发展。”杨锐朝钟观光看了一眼,他明白他这是在帮自己,点名杀土豪只存在于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内,而不是全国范围,根据地虽然有不少,但是每块根据地最多也就一个府,三四个县了不起。如此算来,三、四十个县,半个省的面积还不到。

“我同意竟成的主张,农会只是帮雇工助农户的组织,这个我想诸君不会反对吧?”章太炎出声问道,他见诸人都点头,又道:“根据地做法我亦赞同,既要革命就必定要流血,不光要流我们的,满清,百姓的也得留,历来造反,死人千万,而现在军政府不流窜,就少有破坏,更不会乱杀,如此革命亦算平和了。不过,军政府每一次杀人都必需要审判,有罪的杀之不为过,无罪的还是不能妄杀。”

‘耕者有其田’是章太炎一直提倡的,‘专以法律为治’也是他主张的,他的支持杨锐不出意外,不过根据地里的农民运动,哪能完全用法律束缚得了的。他摇头道:“还是定指标吧,根据实际情况定一个死亡人数,其实我们并不是要至地主于死地,而是要让农民学会斗争,这种学习中,搞不好激动起来的农就会把地主打死,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控制。不过,这些都是细节,关键是根据地要存活下来。革命很多时候无法人道,也不可能完全理智,但有农民讲习所出来的干部,可以保证这种运动最终不会是义和团,也不会是洪杨之乱。”

杨锐的话说完,诸人沉默之后便让杨锐继续说下文,其实大致的计划都说完了,剩下的只是策略的可行性问题了。他道:“计划的可行性分成面,一面是农民会不会响应,另一面官府会不会禁止。我们先说农民相应的问题,”说到这里,杨锐看向一直在做记录的俞子夷,道:“这还是让秉遒来介绍吧。”

俞子夷闻言站起身,然后拿出一份事先装备好的稿纸念了起来,“这是前一个月,我们在报纸上收集到各地的民变信息,因为各大报馆的记者并不一定深入全国各县,所以这些信息是不全面的。”俞子夷解释之后,清清嗓子开始念下文:

“初二日,江西余干县黄花墩等地数千人反对开办白土统捐,次日又有千余人参加,时报;

初三日,沪上城厢内外皮箱业工人聚医,要求增加工资,时报;

同日,沪上英租界水木作工人罢工,要求加资,时报;

同日,安徽歙县百姓捣毁潈川学堂,并波及学堂总办士绅罗某房屋,以反对学堂捐,汇报;

初五日,浙江仁和县塘栖镇农民聚众拆毁学堂,汇报;

初七日,湖北薪州有百姓暴动,东方杂志;

同日,奉天辽东半岛貔子窝(今大连)马贼攻抢日本税关,东方杂志;

同日,湖北武昌农民反对苛政,殴伤知县方雷,东方杂志;

初八日,安徽芜湖米商罢市,反对抽路矿米捐,汇报;

十一日,江苏清江浦百姓哄抢运送军米船只,时报;

十二日,江苏新阳县水灾米价腾贵,农民结队报荒,县令不准,三千人拆毁县署,东方杂志;

同日,湖北罗田县会党联合农民反对教会,汇报;

十五日,广东韶州府商贩罢市,反对屠捐,捣毁捐局及绅董住所,汇报;

同日,湖北汉阳县鹦鹉洲木商三人因故被县令软禁,脚夫两千余人到县属大闹,并捣毁警察局;汇报;

二十日,贵州毕节县‘红灯教’数十人进入县城闹事,东方杂志;

二十二日,江宁土药税局苛扰,土行商人罢市,东方杂志;

同日,江西宜春知县阮保泰苛待农民,被农民殴打,汇报;

同日,广西思茅府土司及百姓暴乱,人数上万人,汇报;

同日,江苏扬州大桥镇农民抢劫米店,汇报;

二十六日,浙江浦江县要求农民完粮以洋银计算,千余人大闹县属,焚毁各库书家,汇报;

同日,山东曹州府会党联合农民抗击军队镇压,汇报;

同日,江苏扬州汜水农民千余人抢劫米店和粮船,汇报;

同日,江苏泰州马家庄百姓捣毁初等小学堂,时报;

二十八日,安徽霍山县会党捣毁教堂,东方杂志;

同日,广西桂林府永福县农民捣毁高等小学堂,汇报;

同日,山东潍县酒商罢市,反抗酒捐,汇报;

同日,山西左云县‘义和拳’进入县城,强迫知县供给粮食,汇报;

二十九日,奉天岫岩县开办官盐督销局,百姓反对并乘机抢盐,汇报。”'注:'

即使是再一次听这些东西,杨锐还是心生感慨,一是感慨满清无能,四处民乱,二是觉得满清再野蛮残暴,也不会比自己以后要实行的民主专政厉害,不要说捣毁警局,就是冲击警局,也要鸣枪阻止。

丁卷第七章汉奸

俞子夷念完就坐下了,在座诸人有些高兴,有些哀愁,杨锐对此再道:“这还是只是报纸上登了的,沪上的报纸不可能深入各州各县,实际上发生的民乱一定是数倍于此。这些民乱,有些是因为灾荒,但更多的是因为捐税,各地公办的小学堂频频被捣毁,就是因为县里面要收学堂捐,还有巡警局也不被待见,因为要收巡警捐。至于其他的捐税就更多,而且最关键的是,下面收捐的人基本都是贪赃枉法,收来的捐税最少有一半是中饱私囊的。而现在,随着开国会,更多的新政会被提出来,其他不说,就是六个镇的满蒙新军,光筹建费用就要一千两百万之巨,以后更要每年一千两百万的年饷,这就不得不让满清又要加捐。也就是说,从明年开始,我们在报纸上能看到的民乱必定要增加数倍,我相信,不管是合法斗争的农会也好,还是‘不合法’的根据地也好,都会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培养几万甚至十数万农会干部,然后让这些人去领导农民运动,尽量让整个运动处于可控的转态,而不会变成义和团或者洪杨之乱。”

“农民会响应,那剩下的就是官府会不会禁止了。就目前看来,兴农为本,经商为未,满清对助农兴农之事不但不会禁止,反而会支持。届时派出去的干部可以先找县令,表明自己要兴农会、改良农技,以增产增收,我相信没有那个县令会不同意;而后等农会建立,继而熟悉当地之后,那么就可以开始鼓动农民抗捐斗官,再后面就可以减租减息了。我拟定的时间表里:今年要做的,第一是在会内做全体会员的思想工作,让会员赞同新的革命策略;第二,讲习所的课程,特别是对于基层农民的课程要编制完毕,要农民易学易懂,包教包会。明年,也就是07年,沪上的讲习所培养出来的一千余名干部,开始陆续到各地建立农会;08年,这些成立的农会,一边熟悉农村,一边在当地培训干部,这期间可以通过帮农民说话、或者帮农民增产,获得他们的信任;09年,完全熟悉当地和取得农民信任的农会,可以开展抗捐斗官行动,但是要注意策略,要让满清认为这是百姓的抗议,而不是造反;10年,抗捐斗官的同时,可以开始减租减息的斗争;11年,起义。”

“为什么要等到11年,10年不行吗?”章太炎问道。农会计划的可行性大家都知道,官府支持,农民响应,完全是顺风顺水的事情,只不过看到杨锐把计划订到11年,诸人很是不解。

“这个还是问自勋吧,他最清楚了。”杨锐话说的累了,正好把解释的事交给了虞自勋,日本那边的情报还是他在负责。

虞自勋没想到杨锐会把问题踢给自己,再想到之前他给自己的密电之后,他便道:“竟成把举事定到11年主要考虑的是日本吧。现在日本的政局是立宪政友会轮流执政,之前因为和美国哈里曼签订了南满铁路收购草案,总理大臣桂太郎用辞职下台,使得美国人无法得逞,而西园寺公望由此上台。按照乱流执政的意思,他估计在明后年就会下台,然后桂太郎再上台,然后再两三年,桂太郎下台,西园寺再上台,由此推算,11年12年的时候,就是西园寺上台的时候。

桂太郎此人是长洲藩出身,陆军起家,是山县有朋的得意弟子,他的对外政策向来都是强硬的,1874年出兵台湾,他曾深入中国各地探查军情,甲午之战,他是急先锋,日俄战争,他是主战派;而西园寺公望,他本就是文官出身,更在后来留法十年,是伊藤博文的亲信,骨子里稍微斯文一些,外交上坚持国际协调注意。如果中国发生政变,那么桂太郎和西园寺两人的反应会有些不同……”

“是,就是这个意思。”喝完茶的杨锐又把话题接了过去,“日本虽然会从东北撤军,但是他有一个师团的部队已经直接用铁道守备队的名义,驻守在辽阳,而在大连,也就是关东州,还有一个师团,朝鲜也有不少部队。举事之后,即使我们获得英国支持,碰上不会谈判直接硬上的桂太郎,那东北也是很危险的,毕竟那里是满人的老家,我们北伐过去,日本人只要手中有一个贝子贝勒,就很有可能建立一个满洲国,如果他再拉着俄国一起,让蒙古也建国,到时候一个满洲国,一个蒙古国我们就难办了。只有等到西园寺上台,举事之后我们先和他谈判,谈判总要时间,一个月内,不,半个月内,东北就一定要控制在手,之后事情就好办了。”

杨锐所言,战略是美好且可行的,战术,特别是根据地要执行的杀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却是残忍的,不过,这是唯一可以使根据地存在的办法。四个委员有所分别,章太炎和钟观光赞同杨锐的做法,认为这是革命不得已之办法,但执行的时候一定要少死人,同时要依法审批;而徐华峰和虞自勋,一个从道德的角度认为妄杀不好,一个则是从西方的私有权不可侵犯出发,认为这样做恐怕会被国人指责,毕竟,现在杀的是有罪的地主,等到革命炽热的时候,就会到‘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疯狂地步,到时候便是普通田主也会杀掉。

虞自勋从03年出洋而后投身革命开始,便不再仅关心化学,也开始慢慢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特别是到了美国之后,在纽约的纽约市大学的法学院进修法学课程,

徐华峰的反驳还好,杨锐可以把他斥之为妇人之仁,用事急从权来反驳;而虞自勋所说,则是涉及到公有制和私有制了,在杨锐现在的概念里,对两者不存在什么喜好,哪个合适就用那个,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过,现在根据地这么一搞,以后再选白猫的时候,还有人再相信复兴会吗?后世不管,清末新政从02年正式开始,但是前面几年商绅都不敢大规模投资实业,深怕露了富被满清当羊宰,直到去年,立宪的呼声开始高涨的时候,各种厂矿实业的投资才火热起来,一旦大规模杀无罪士绅,那以后再搞私有制就没人信了。

日后影响是一,而假借革命为所欲为是二,杀土豪杀多了,底下的人心自然就会野,到时候见到一个有钱的就想把人家戴上土豪的帽子,杀了之后家产充公。是不是土豪不重要,关键是要有钱,到最后,与其说这是革命,不如说这是抢劫,这就和打草谷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样的复兴会,只有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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