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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门槛很高，但由于这个时空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更高，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自然更强，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也就更大（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时空的中国对进出口的管制较严，想要避开这一壁垒就只能到中国投资。），而且门槛抬高无形中减小了竞争，变相地增加了单个外资企业的盈利空间，再加上中方并不要求外资一定必须转让技术，所以依然是趋之若鹜。胡卫东不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他知道西方zhèng fǔ绝对不会允许本国企业无限制地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但只要这些高科技的企业建到中国来，咱们想要搞到技术机密，怎么也比万里迢迢派人到美国去要方便得多。当然，如果高科技什么的只是挂个牌子，或者只将低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放到中国，负责审批的胡卫东却是不会批准的，作为方今世界上对工业化认识最为深刻的专家，想要欺瞒于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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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单一所有制的企业，股份制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且这个比重肯定还会越来越大，对于这些“公”还是“私”相对较难界定的企业，胡卫东确定了只看控股股东的基本原则，但后来大家很快就发现股份制企业有别于单一所有制企业最大的不同只是信息公开，另外募资也相对容易，其他并无大的区别（股份制企业更适应现代企业制度，但往往内耗也多，单一所有制的企业只要经营得好，未必就比股份制企业差，特别是在企业规模还不算大的时候。）。事实上。除了烟酒等几个国家不允许其他所有制经济介入的垄断行业之外，解放区乃至未来新中国的所有营利xìng企业（注1）全都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绝大部分营利xìng国企在政策上并不享有任何特别的优惠。而这就是胡卫东在那次长谈中所说的“同等条件”
但这对公有制企业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坏事，举例来说，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离退休工资都是公有制企业特有的福利，并且这钱都是由企业负担，而外资乃至民营企业却没有这个负担。加之改开初期直到九十年代全国有大批了老工人进入退休年龄，这就导致公有制、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不得不背着一个大包袱跟外资和新建的国内企业竞争，先天上就吃了大亏，此外改开之前国家出于战备等方面的考虑，很多国企都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等附属机构，而福利分房之类的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都进一步增大了国企的负担。加之改开初期国家为了大力引进外资。在税收方面给了外资企业极大的优惠，而国内的企业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这么多因素加起来，东北老工业区这样的国企集中地不衰败才是怪事
工人为国家奉献了青chūn，国家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回报。反而让他们在家庭负担最大的年龄黯然下岗失业，结果工人群众受尽了生活的磨难，而党和zhèng fǔ的威望也由此受到重创，这实在是双输的结果，但在当时痼疾丛生的体制下，却并不容易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不过胡卫东既然穿越了，就不会让这样的悲剧重演，而且与后世问题重重的时候再改革不同，对于现在工业化才起步的中国，只要一开始就在制度上规避这种风险，防范起来其实不难。
根据胡卫东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解放区内的任何营利xìng企业，不论所有制如何，税率标准都将完全一致（不过也并非绝对相同，国内相对薄弱的某些行业与科技创新型企业还是可以享受到一定优惠的，另外企业的规模也有一定影响。）；退休金、子女教育、基本医疗等社会福利则都由zhèng fǔ而非企业负担，企业自建学校医院之类也不再会被允许，这样就保证了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在负担方面全都一碗水端平，而zhèng fǔ财政因此增加的巨大负担则通过提高整体税率来进行平衡，而烟酒等暴利行业也为此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至于企业，因为最低工资标准也相应地降低了，所以还不至于普遍被税负压垮；无论是哪种所有制xìng质，企业自建福利房或者其他建筑（如公园之类）只要不违反城市规划布局，都是允许的，但是扣税在此之前而非在此之后，以免有企业利用这些投资来逃税
仔细分析的话，这些政策后来能够推行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胡卫东务实地放低了福利标准（详见后文），但中国远比历史同期更强的国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注1：服务xìng国企自然不在其内，事实上这些企业根本就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所需由zhèng fǔ统一发放，产品也由zhèng fǔ统筹后作为一个整体投入市场。举例来说，某年国内铁矿石总产量为五千万吨，这五千万吨铁矿石不会由各个矿企自行出售，而是由zhèng fǔ视市场供需状况整体投入市场，价格高就多卖一些，价格低就少卖一些，多余的就存着，来年的铁矿石生产计划则根据市场变化趋势和现有库存进行调整，这样既能获得更高的总和利润，也可以稳定市场价格
而这一做法在对外贸易时就更是有利，因为全国一盘棋的缘故，中国在进口大宗商品时可以“客大欺店”，在出口大宗商品时则又可以“店大欺客”，从而获得超额的利润（当然咱们是很厚道的，不会赚亚非拉兄弟的血汗钱，真正吃亏的是原本cāo纵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的西方财团，尤其是那些犹太佬），以致于后来美国zhèng fǔ一直攻击中国违反zì yóu竞争原则、破坏国际贸易秩序，但这个时空的战后格局与历史上大不相同，美国zhèng fǔ终究也只能打打嘴炮，却不敢真的跟中国撕破脸皮，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未完待续。）
á ）四第四百四十四章 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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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解放区的工业建设成果斐然，城市化的速度也因此快得令人惊讶，其中尤以洛阳为最，几年前洛阳起义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常住人口才不过十几万人，那时谁都没想到在不到五年时间里这座城市的人口竟然不可思议地猛增到150万以上，而在她的周围，巩义、新安等原来的小县城也随着工矿业的蓬勃发展而迅速扩张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整个豫西工业区范围内的人口加起来已经不下500万（包括其中的农村人口），甚至依稀可以看到一点后世城市带的模样
城市化的速度如此之快，肯定会带来很多问题，无论是交通还是居住条件，现在的洛阳都根本无法令人满意，若非中原解放区人民zhèng fǔ这几年里一直在拼命地修筑铁路和公路，胡卫东更是利用后世的活动板房来救急，洛阳会不会变成后世墨西哥城那副模样还真不好说。
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境内山川纵横，西依秦岭，东临嵩岳，北靠太行山又有黄河之险，南望伏牛山，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夭下”之说，这里更是十三朝古都和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如今又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工业中心，因此赤sè党上下普遍已经将这里视为将来定都的首选。这样一来洛阳的城市建设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
后世的中国因为zhèng fǔ普遍缺乏整体规划的意识，也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因此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举不胜数，拆了建、建了拆造成的巨大浪费就不说了，就拿毫不起眼的城市排水系统来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城市这方面甚至还不如一百多年前德国人在青岛修建的下水道系统，足见在城市规划方面中国与西方列强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距。不过现在既然已经与德国展开全面合作，胡卫东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良机，他特地从德国聘请了多位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来到中国指导咱们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
本来按照胡卫东的想法。洛阳作为未来的国都，人口迟早都能增加到一两千万，为了避免将来遇到麻烦，他希望洛阳城的扩建要按照2000万人口来设计。但是德国专家们却普遍认为以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几十年内都不可能出现500万人口以上的超级大都市，要知道就连这时的德国都没有这么大的城市呢。可是胡卫东却知道后世的běi jīng有多少人口，因此还是坚持让德国专家尽可能将城区规模设计得更大一些。但是德国专家们却告诉他，因为伊洛平原（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还不到现在上海市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的特殊地势，加之洛阳城内及其周边地带到处都是重要文化遗产，洛阳城区的人口增加到500万就已经是极限了，若要生活得舒适一些。200万人口更加合适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首都来说，200万人口显然太少了，不过胡卫东考虑到德国专家是以目前洛阳的平均楼层高度进行计算的，另外将来洛阳城区的工厂也迟早会迁往郊区乃至更远的地方，因此其中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但即便根据胡卫东的这些意见进行了修正。德国专家依然认为洛阳城区的适宜人口在500万左右，最多也不能超过1千万。这与běi jīng相比无疑差了很多。但是德国专家考虑的不只是洛阳一地，他们同时指出距其不远的郑州与开封两城都具有发展成超大城市的潜力，胡卫东顿时眼前一亮，只要郑州和开封都能容纳一千多万人口，那么洛阳城区小一点就完全不是什么大问题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中心小一点反而更符合后世的cháo流。
后来洛阳的发展方向也正像他们所设计的那样，最终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世界级的文化中心，而其原来的工业中心职能则由先后发展成千万人口级大城市的郑州与开封分担，而且做得比当初的洛阳更好。而有了这“三驾马车”的带动，河南省也得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稳居全国经济、工业与人口这三项第一
除了工业城市的分布、各城市内的基本布局等较为宏观的方面，德国专家还对交通网线、排水系统、人防工程等细节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城市规划方面的合格人才，中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热情帮助和德国人民的珍贵友谊
城市固然重要，但作为赤sè党控制下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中原解放区的农村工作同样受到了胡卫东的高度重视。身为一个工业党，胡卫东之前一直都提倡大量建立国营农场，但当他自己主政之后却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营农场要有较高的单产，要么机械化程度得高，要么农场工人的觉悟得高，或者说农场干部的素质要高。
随着中原解放区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和部队的不断扩编，人才越来越往城市和军队集中，农村缺乏优秀干部的问题由此rì益显露了出来，加之这两年里中原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飞速增加，摊子越来越大，国营农场在中原解放区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因此rì渐减小。此外，由于城市和军队肯定优先获得资源，燃油和电力的不足也极大地妨碍了国营农场的扩张和推广。
由此，胡卫东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一次工业化热cháo结束和抗战获得胜利之前，长远前景更好的农场化路线不得不暂时搁置，而必须先找一条更加适应目前中国国情的农村经济制度。
胡卫东首先想到的是后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制度虽然也有不少缺点，但是对农村干部的素质要求极低，只要不太混账，靠着农民自己的努力就能获得不算太差的产量，看起来正好符合眼下中原解放区的现状，但胡卫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考虑不周，而将这个想法放弃。
á Y？！）十第四百四十五章 农村问题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挺好用，但是一旦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其不利于集中群众力量防灾抗灾的缺陷就会完全暴露出来（注1），偏偏三年之后就有一次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在那里
后世被冯小刚拍摄成影片《1942》的1942年大旱灾在历史上影响到了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山西五省之地，其中河南更是全省受灾，加之大旱之后又起蝗灾，令河南的农田几乎全部绝收，造成了解放前最严重的一次大饥荒，光是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