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数年后虔信了威拉德的教条。这个教条是：每个人都有权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在上帝和预言书的魔鬼之间，在上帝和圣经中的巨蛇之间作出抉择。上帝对那些选择他的人负有全部责任，能把他们带到天堂。反之，选择魔鬼的人将走另一条道。
威拉德·多塞特怕把女儿托付给魔鬼，并由此把自己也搭上。所以，当西碧尔要求他放她去芝加哥做心理分析时竟然无法置答。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西碧尔说，“我得跟韦伯牧师商量一下。”
牧师本是一个果断的人，如今碰到了威拉德·多塞特提出的难题：精神分析究竟是否有利。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牧师深知多塞特是个有本事的建筑承包商，便聘他来建造他们这个宗教派别的教堂。多塞特的工作地点正是一所尚未完工的教堂。他们两人在这个工地上商量，而牧师的态度一点都不明朗：“我不知道啊，多塞特兄弟，我真是不知道，”他重复了好几次。
沉默了半晌以后，还是多塞特自己评说起来：“如果芝加哥心理分析家与我们同一信仰，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我怕一个与我们信仰不同的大夫会用麻醉剂、催眠术和其他我坚决反对的技术方法去作践她。”
牧师在铺好的教堂地面上踱来踱去。他沉思良久，仍是茫然不知所措。当他终于开腔时，只有这样几句话：“你只能自己作主了，多塞特兄弟。我衷心地想帮助你，但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轮到多塞特来回踱步了。他担心地说：“如果祷告和赞美上帝不是治疗的内容之一，他们要把我领到这条道儿上来可不容易。”
“是啊，”牧师附和道，“就象在密苏里州把一头骡子牵进新谷仓，你得先蒙住它的眼睛。”他停了很久才补充道：“我主张思想自由、意识和信仰自由。多塞特兄弟，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有说服力的，甚至使人不可抗拒。但我所使用的唯一方式是同人们谈话。我一辈子从来不强迫人。心理分析会不会强迫人，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并不反对西碧尔去芝加哥。这个决定不该由我来做。主意，得由你和她来拿。”
威拉德·多塞特把他同牧师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西碧尔。他苦于找不到出路，便叫她自己来拿主意。“我仍是要去芝加哥。”这是西碧尔坚定的回答。
下一个安息日③，西碧尔在教堂同牧师有一次简短的谈话。她凝视他的黑衣和他锐敏的褐色眼睛。在暗淡的光线中看去，真是很有意思。这是一幅恐惧的图象，暴露得一览无遗。牧师感到她的凝视。他柔声说：“你父亲和我只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问题的。我们承认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如果你确实要这么做，我们不应反对。”
西碧尔的决定一直未变。她在等候克拉克森医院的住院通知和芝加哥方面的回话。她把不久即将发生的事，看作是朝那“可怕的事物”所发动的一次强化冲击。在她父母和她自己多年踌躇和拖延以后，终于采取了首次行动，的确使人慰安。在年纪还轻时无法显示的坚毅果断，现在终于能充分发挥出来了。
突然，一切都变了。原因是她在患咽炎的同时又患了肺炎。其实，肺炎不是原因，而是一种手段。她感到剧烈的头痛和咽痛。她想起床给威尔伯医生挂电话，取消10月6日预约门诊，但头晕和衰弱得实在不行。西碧尔请她母亲打电话给威尔伯医生。
西碧尔听见海蒂·多塞特把医生的号码告诉接线员，跟大夫的秘书说了几句，便同医生本人通了话。“是的，我是多塞特夫人，西碧尔的母亲，”海蒂一口气不停地说下去。“西碧尔病了。10月6日不能见你了。是啊，好象每个人都嗓子痛，但她还得了肺炎。反正是她叫我打电话找你的。谢谢。”
咔嗒一声，她母亲挂断了电话。
“大夫怎么说？”西碧尔问道：“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母亲回答。
“没有提到下一次预约时间？没有提到住院？”
“一句也没有。”
火车已经到达特伦顿，但西碧尔的白日梦仍在继续。
她母亲话语的回声还不能停歇。她在奥马哈所说的话似乎是现在说的。她粗声粗气的嗓音，清晰得犹如她坐在西碧尔邻座一般。火车向纽约行进。她的回忆，按照她的假设，是依着其自身的逻辑，一个个自动地显现出来。发动这一切的是那位医生，她如今去寻找的那位医生。
西碧尔听见母亲说威尔伯医生一句也未提到以后的预约门诊后，很快就排斥了失望的情绪，认为医生一定以为自己在康复后会打电话联系的。但当她完全恢复健康后打电话时，对方却告诉她威尔伯医生已经离开奥马哈市，不再回来了。西碧尔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是很自然的。
经过家中多次苦斗，经历了说服父母同意她治疗和住院的极度痛苦，如今，这一条康复之途却转眼间烟消云散了。她觉得，象自己这样感情脆弱的人，哪怕最最勇敢，也不能经受这一次打击。
她离开电话桌，软弱地坐在床上。她想她母亲又该大加嘲笑，她父亲又会默默地表示不满了。她想到威尔伯医生，想到她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呢？她把医生得罪了吗？医生会不会以为她不是真病，便停止了治疗？这些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现在又是什么？一封来自芝加哥的信。信中声明心理分析家的时间已约出了两年，所以眼下不接受新病人。这一来，心理分析完了。失去威尔伯医生，克拉克森医院和继续治疗也完了。于是，在她宁静的卧室中，西碧尔面对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她不得不单独一个人干了。她甚至说服自己：由于威尔伯医生离去，由于芝加哥之行一笔勾销，她反倒更加可以随心所欲。而她心中最主要的愿望是回学校去。
她身体怎么样？她心中无数，但威尔伯医生的治疗可以作为复学的手段。不管怎样，她已经见过精神病大夫了。
她给厄普代克小姐去信，表示希望返校。厄普代克小姐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来玉成此事。在这同时，西碧尔继续在初中执教，而且绘画。她所画的“城街”和一幅铅笔画在奥马哈一家画廊中展出。但那不可名状的可怖之事仍然纠缠着她。有一天，她感到未被它所纠缠，便在当天的日记中委婉地写了一句“今天一切都好。”1947年1月，西碧尔回到学校。
在第一个星期，厄普代克小姐惊奇地知道了实情。当西碧尔告诉她整个课程可以听下来而没有内心的紊乱（要是在过去，她就非离开教室不可）时，厄普代克小姐好象十分高兴。西碧尔在1947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最近很好。”在1947年1月8日，西碧尔提到那不可名状之事时在日记中写道：“我如此自豪，如此欣慰…我居然能象昨天那样同厄普代克小姐谈到这件事，且维持在这水平上。一直没有”倾向性“。我盼望了多久呀。上帝一定听到了我的恳求。”
可是，这不可名状之事，这种“倾向性”，并没有停歇。她的日记是那“倾向性”存在与否的确切标志，因为当西碧尔还能把持整个处境时，她总是记上一笔的。但即使在她自认为“最近很好”的时期，日记中仍然有些天是没有记载的。事实上，在1月9日，即在她十分乐观地夸耀后的次日，就没有记载。一般来说，是好几天，坏几天。
对西碧尔来说，好日子仍是不少，使她完成了近三年的学院课程，胜利地进入了四年级第二学期。但在1948年，在上学期结束前不久，西碧尔接到父亲的电话，要她去她父母现在居住的堪萨斯市。她母亲患脾脏癌④，已离死亡不远。她坚持非要西碧尔前去护理不可。“如果这是你母亲所要求的，她就应该得到它。”威拉德·多塞特告诉女儿。
西碧尔来到堪萨斯市时，不知是什么命运等待着她。昔日的恐惧又来临了。但海蒂·多塞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平静和通情达理。在此危机存亡之际，母女二人竟相处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真是荒谬绝顶了。
事情就出在这异常宁静的背景之下，令人啼笑皆非。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晚上。海蒂·多塞特当时不感到疼痛的折磨，正坐在那把红色的大安乐椅中，傍着小台灯，读一本《妇女家庭杂志》。西碧尔端着晚餐的托盘走进了这间起居室。这时，海蒂·多塞特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我根本没有打。”
“打什么？”西碧尔柔声问她，以为她又在追悔往日什么事。
“我根本没有打那电话。”海蒂·多塞特说。
“什么电话，母亲？”
“给威尔伯医生的电话，”母亲解释道。
“你打过了，”西碧尔坚持道：“你忘啦？我听见你说的话，字字句句都听见了。”
海蒂·多塞特在回答时镇静自若，“噢，我一直按着电话按钮。我根本没有打那个电话。”
西碧尔把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她母亲如此坚决破坏她康复之路，真是难以令人相信。她母亲竟使她自1945年10月以来的近三年时间中陷于命运不定和对医生的疑惑之中，简直不可思议。
在那么短暂的治疗时，这里有一丝揭露，那里有一点醒悟，就足以维持内心的平衡，使她返校复学。威尔伯医生那天看见西碧尔朝窗户冲去的那个不可名状的事，在奥马哈，在学院和在堪萨斯市，都一直持续下来。正是她的母亲，培育着她那怪诞的秘密，并用中断治疗的手段，着意地塑造了她的命运。
多么恐怖，多么痛苦，多么悲伤！可是，没有控诉，没有人批评海蒂·多塞特。没有人对她发脾气。愤怒，就是魔鬼呀。
海蒂吃着晚餐。西碧尔把托盘拿回厨房。母女二人都没有再向对方提起那次电话，也没有再提起威尔伯医生。
可是，这一次揭露彻底改变了西碧尔对那医生的态度。事实显然是：那位医生根本不知道西碧尔生病，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她逃避治疗，连说一声今后不再来的话都难以启齿。所以医生离开奥马哈而不用电话告诉她一声。感到大失所望的不应是西碧尔·多塞特，而应是科妮莉亚·威尔伯医生。
未知真情以前，西碧尔故意不去想威尔伯医生。可是现在，医生的形象再次突出地显现出来，而西碧尔感到内心的希望象一阵波涛突然汹涌。回去找她，是恢复联系并彻底痊愈的美梦。但这次决不能让那条巨蛇插手干预。美梦的实现必须推迟，推迟到西碧尔自己有能力支付自己的治疗费用。
西碧尔从一本精神病大夫姓名地址录中得知：威尔伯医生是纽约的一位心理分析家。西碧尔决定去纽约。
1948年7月，海蒂·多塞特离开人间，葬于堪萨斯市一家公墓。以后两个月，西碧尔为她父亲管家。到9月，她回到学院。1949年6月，她大学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这时，她父亲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与韦伯牧师在一起。还是西碧尔的一位老师，把她父亲说服来参加学位典礼。这一天下午一点西碧尔跟随父亲去了丹佛。
随后数年，她与父亲同住，在学校教书，并以职业治疗家⑤这项工作为生。威德拉·多塞特的建筑计划使他经常搬家，西碧尔随他一起迁居。但到了1954年夏天之前，她已存够了钱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学位，并去威尔伯医生那里恢复治疗。她父亲只知道女儿去纽约念书，便开车把她送到纽约。
西碧尔来到纽约的日子是1954年劳动节⑥。但她一直拖到十月份才去找威尔伯医生，一方面生怕医生会拒绝她，一方面又担心医生接纳她。 拒绝，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西碧尔似乎是那样傲慢地中断了治疗。但可能性更大的是医生记不起她了。这更使人伤心。西碧尔本就为自己不公平地责备威尔伯医生不辞而别而感到内疚。如今在害怕自己被拒之门外的感情中又掺杂了内疚之情。
接纳，又是另一种可怕的事。如果她被医生接纳，她就得告诉医生她在来纽约前住在底特律三年快结束时所感到的那种山穷水尽的情绪。她在教书的时候，似乎一切良好，但有时人在教室而不复记得。然而在她离开教室的时刻…回想起来实在可怕…出现了奇怪的、莫名其妙的事。这些事并不新鲜，实际上在她三岁半的时候就出现了，而且在十四岁时被自己所察觉。但在底特律，这些事不仅出现得愈来愈频繁，而且愈来愈吓人。她不敢告人的秘密，已成为可怕的负担。她常常要拼凑理由来隐瞒自己的秘密并且装作正常，这更成为负担。对此，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
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会坚持说他们认识她。她去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