厢兵，厢兵的任务宋朝明确规订就是以供百役。例如壮城军修筑城池、作院军用于制造武器、桥道军修路铺桥、船坊军用于造船、河清军治河、装发军用于运输、惩罚偷懒的禁兵以禁入厢、看押牢城，等等。
起初设置它也非是为了战争，一有灾害，将灾民编入军中养起来做劳役，抚恤灾民，用意是好的，可养兵的钱还是出自百姓，因此它成了宋朝沉重开支之一。
在郑朗陆续带动下，灾害时用工带赈，厢兵安抚灾民的目标已经失去了，至于各地建役，大型建设也于灾害之年，用灾民做了，或者朝廷直接拨款做了，劳役的意义也进一步削弱。因此改制后，郑朗削成二十七万人，后来又出现了保安监，许多坊场河渡拍卖出去，增加了乡兵保丁联防捕盗，进一步削弱了厢兵的作用。若不是有一些作用，厢兵这一编制可以直接取消。
陆续裁减下，此时厢兵只剩下十七万人。
禁厢兵只剩下七十几万，若没有乡兵与保丁，就是赵顼也不会太放心，因此增加了乡兵数量，乡兵从改制后十九万人增加二十五万人。这是一次有着积极意义的改制，首先费用，养一个禁兵费用等于是养两个乡兵，节约了大量军费。其次兵士本身，养禁兵费用高，可京城物价高昂，禁兵家属未必会衣食无忧，但作为乡兵，一家人非是生活在物价高昂的京城，再加上各驻地又有一些营田，让他们增加收入，朝廷用费减少，但作为兵士本身，一家人少了后顾之忧，又减少了禁兵轮戍所带来的全家分离之苦。三是间接的费用，各地都有营田，但禁兵会种田吗？因此这些营田多是租给当地百姓种的，造成了种种矛盾。乡兵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前方出了粮食，后方就减少了粮食供给，也等于是替朝廷节约了大笔费用。四是乡兵生活在本地区，熟悉当地的环境气候，特别是南方的山区，比禁军作用更大。五是将乡兵正式编制，减少了当地的兵役，让百姓松压。
不过在宋朝制度下，郑朗也不敢过份裁减禁兵数量，维持在六十万，更不敢过份地增加乡兵数量，就是武器，同样优先供给禁兵，再就是乡兵、蕃兵。
正是这种情况，宋朝立四十军，只包括了二十几万禁军，其他的包括河北河东这十一万军队，还有陕西的乡兵与少量蕃兵，但远非这四十军，此次虽出动了二十五万禁军，还有。陕西九万乡兵会全部参战，同时还有陕西与河湟十万蕃兵。明确参战的兵力就达到了五十五万。还不止，一旦伐夏，章楶还会从甘凉四州动援数万蕃兵与回鹘兵种。这中间还不能计算二十多万民夫。
这将是宋朝史上最大的兵力调动，不仅有八十多万兵士与百姓投入战斗或者后勤运输当中，还有五千门火炮，以及二十万把神臂马球与马黄弓，以及新式盔甲，与其他的武器。仅是战前，朝廷就花费了一亿一千万缗钱准备了大量粮草武器盔甲以及其他各种物资。
但西夏失去河西走廊之后，举国动援，兵力也不可能超过五十万人，财政上更是一塌糊涂。
若从民心士气，以及财政与兵力武器等因素相比，此次宋朝伐夏，几乎是一场辗压。
而且更可怕的，宋朝还有其他的后手，作为即将开赴前线的郑朗，在这么大优势下，还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态，省怕宋朝史上五路失败的故事再次上演，甚至为了保持后方支持，将王珪都弄了下去。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河北河东的乡兵渐渐到齐了。（未完待续。。）
九百二十章 平与正
在这段时间内，郑朗先是将两个养子调回京城，又将小女婿调到京城，再就是将郑苹母子一起喊回京城，一家团聚。
不知道真相的以为郑朗是以权谋私。
但不是。
大战开始，朝廷动用的禁军就达到了二十五万人，余下的禁兵更多，但河北河东要驻扎了近两十万兵力，巴蜀、两广、两荆、两淮、两江、两浙又分去近十万禁军。
也就是说，京城的禁兵只有几万人。
还有几十万保丁，保丁不能说不起作用，一是济贫，阻止了兼并夺佃蔓延，维护了京畿地区的稳定。二是全民练兵，可以抽调出一些勇士进入禁军，提高禁军的战斗力，扩大禁兵家属郊区化，减少禁兵家属的生活成本。三就是联防捕盗。当然，在迫不得己的时候，如果将他们征集起来，多少会发挥一些作用。
然而保丁就是保丁，战斗力不可能达到正规军队的水准。
郑朗西去，手中拥有各种兵力几乎达到六十万，外加二十多万民夫，几乎拥有全国六成的兵力，一旦有不好的心思，宋朝亡也。因此将其家属全部调到京城来，以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闲话，骚乱后背。
但这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岳飞就做了傻事儿，对赵构说，俺们将家属一些做人质扣在京城了，你这个老儿为什么还不放心。下面就不大好说了，四大节度使除了部分军队是来自朝廷的，余下的全部是各自从江淮征来的兵力，说是岳家飞，实际大半就是岳飞的私兵，甚至供给都是各自想了办法来解决的。
当然，岳飞死因很复杂，即便他那个责问让赵构很难堪。在群臣面前下不了台，尽管他参与了太子一事，尽管他想要将刘光世的军队兼并到手中，将徽钦二帝迎回，反对赵构议和，可是赵构仍给了他太尉、宣抚使兼营田大使，甚至前所未有的一品官职开府仪同三司（开府指能有开府衙权，三司就是三公，乃是名义上最尊贵的使相，在岳飞之前只有赵普、吕夷简、王钦若、韩绛、文彦博、蔡京等少数十几人拥有的头衔）。实际十二道金牌召回后。赵构打算对付的还是张浚，非是在庐山守孝与文人唱和的岳飞。
岳飞之死与郑朗无关，但前后车之鉴不得不防的，更不能让十二道金牌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郑朗还嫌不够，让高遵裕担任此次出行的副帅。不是让高遵裕指挥这几路军队，高遵裕也没有这个胆量与郑朗抢指挥权，而是让他起一个监军作用。
小心驶得万年船。
正是因为郑朗这一生的小心，才取得这样的功绩。
一队队乡兵抵达，是真的讲武阅兵。各队乡兵训练了一年时间，仍然不够，借着阅兵的借口，再次整编。随后又打着前线乏粮的旗号。当成民夫押运着粮草去西北了。
契丹仍在迷惑之中，前方西夏人与宋人僵持很久了，运送粮草颇为正常。他们虽注意了乡兵这一建制，因为待遇比较差。又鼓励半兵半农，再加上一些不好的将领不重视乡兵，仍让他们参加了一些劳役。再者宋朝本身各种民兵军队，比宋朝的政治更混乱，因此没有太注意。甚至为了迷惑，十几天前，宋朝还在大肆讲银行监扩股一事。拖得久了，不过西北在战争，那有钱来扩股。这么做，主要还是防止契丹的。
随着这支军队离开，郑朗也要离开京城。
四月到来，重臣们于都堂参加都堂会，也是郑朗最后一次的都堂会。有可能他告老还乡后，宋朝政府还会向他询问国策，但不可能到都堂来与大臣们讲了。
大臣们坐下来，赵顼宣旨，让郑朗担任陕西河湟二路宣抚经略使。
到了这时候，图穷匕现。
知道真相的大佬一个个静默不言，但更多的人不知道真相，甚至与老百姓、契丹西夏人一样，认为宋朝是想捞好处，吞并河西四州，不会想到宋朝想的是吞灭整个西夏。
甚至还有人私下里奇怪，郑朗说辞去相位，为什么一年过去了，未辞去相位呢？
这道任命宣布，一起会意。
担任知制浩的王安礼说道：“陛下，太过忧民。”
因为熙宁改革，郑朗做了部分妥协，矛盾没有史上的严重，改革本身是由郑朗带头发起的，王安礼虽用了，但没有史上突出。
“和甫，王韶说用兵过多，郭逵说兵力要多，否则会成李信之败也，章楶没有表态，并且兵者，不是越多越好，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很多很多，而且兵力越多，对主帅的指挥能力要求越严格，故韩信对汉高祖说，你只能率十万兵，而我则是多多益善。但我心中多有考虑，西夏人狡猾，反反复复，李继迁未起势之前，太宗陛下派五路伐李，兵不可谓不多也，将不可谓不勇也，然而我朝无功而返。仁宗时伐夏，有狄青四大名将在世，史称唐明皇晚年穷兵黜武，但那时一年兵费仅是一千五百万缗，庆历之战却花费了近两亿兵费，等于是唐明皇晚年十几年的兵费，以至民间盗贼四起，可仍不得功，仅自保互有胜负尔。因此，我赞同了郭逵意见。”
两人不是讲能不能伐夏，而是说兵力多所带来的浪费。
章楶从凉州反馈来消息，说计达近五万蕃兵回鹘兵要求参战。这使得伐夏实际兵力就达到了六十万人，许多粮草物资是送到了前方，但非是前线，在渭州、原州、泾州、延州、麟州。从这几州府将粮草运到前线，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甚至深入到西夏后，道路更长，又没有很好的水路运输，只能一车车地慢慢推到前线军营里。
就是将十一万河北乡兵当成民夫，还是不足的，还得要从陕西征来二十万以上的民夫，才能保持粮食不能耽搁。因此实际参战的就达到了八十多万人。是史上最大的兵力调动。这么多人与马，一天所消耗的粮草最少就达到两万多石，而想灭西夏，没有四五个月时间是根本办不到，前线粮草消耗可能就要四百万石。
不仅是粮草，还有武器、帐蓬、车辆、牲畜、工具，兵士吃的喝的，因此前线需要四百万石粮草，后方就得供给四千万石粮食。这只是伐夏时所需的粮草，河西走廊打到现在。再加上其他数路的僵持，将兵士一起调到前线，粮草就得运到前线，伐夏后，宋朝还得要安抚百姓，以及驻军，还得要奸灭部分的反抗部族，还得要粮草。
仅是粮草一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么多粮草不是产在陕西本土的。而是从两荆两江两浙两淮与河北京东，从百姓手中一担担地挑到官府，再从官府一步步运到京城，再从京城运到陕西。
若是商品粮罢了。但这是官粮，即便为了不扰民，给了少许补助与薪酬，但相对于这个天文数字。不但扰民，甚至都会严重影响到今年的农业生产。
因此王韶在前线说不用那么多兵力。那怕少十万人，对于后方将会产生大量的松压。
然而郑朗不放心。史上宋朝五路伐夏，兵力是三十五万，民夫二十万，用人数五十五万，但它失败了，不管什么原因失败的，郑朗不想重蹈覆辙。
郑朗又说道：“我朝非是象秦朝那样穷兵黜武，此战只能胜不能败，况且还有一个强大的契丹在边上虎视眈眈，因此征用了重兵，以雷霆之势催毁西夏。甚至为了不发生淝水赤壁悲剧，提前几十年前就做了安排，而且我还会让章楶做为副帅，协助我指挥这次伐夏行动。”
但是御史台的十几个言臣急了，郑朗改制后，给了言臣极大的权利，但也做了一些限制，也就是言事可以，要实事求是，可现在发生了这么大事，无论御史台或者谏院，却不知道半点风声，如何了得，并且出兵多少，不与诸臣商议，却同前线三个将领商议，祖宗家法何在？
实际也就是民主与集权所产生的矛盾。
赵顼也正准备问这个问题。
这些年言臣给郑朗带来极大的麻烦，但也确实起了监督作用。
包括章惇案，大理寺弹劾章惇父子章俞与章惇叔叔沈邱县主薄章恺侵占民田。开封府官员畏惧章惇的势力，各怀佥书观望。事情闹到御史台哪里，纷纷弹劾。主要还是章惇个性太强横，得罪的人多，郑朗虽看重了他的才华，也不能包庇，而且侵占民田也是郑朗最痛恨的地方。因此朝廷做了重惩，牵连的兵曹参军吴潜勒停职，开封知府钱藻罚铜，开封府判官虞大、熙展磨勘一年，推官胡宗师、冲替，司录参军路昌衡磨勘二年，户曹参军刘陟、士曹参军王本、仓曹参军蔡旻竝差替。
章俞当杖一百，以年八十勿论，章恺勒停。御史台再接再力，又弹劾成都府转运判官周之道隐瞒章惇误着朱服一事，袁默妄言为章惇逃脱罪名，周之道徒一年，默杖一百。
章惇自辨，错肯定他也有错了，但侵占民田一事，他并不知晓，况且章家那么多人，他的好友亲朋更多，如果这些人犯了错，全部让他承担，也不大公平。
最终还是将他外放。
对此郑朗看法很公正，虽牵连广有重判之嫌，但也不是没有好处，多少会使重臣约束家人与亲戚，否则这些人仗着背景雄厚，为非作歹，影响会很大。也就是利大于弊。
但在这时候，章惇外放，无疑是一个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