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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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 第5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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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从郑戬开始,他接替范仲淹主持陕西事务,又在范仲淹推荐下,滕宗谅担任庆州知州,实际上领手环庆路,某种意义是升了一个大官。范仲淹与滕宗谅关系很好,也对滕宗谅才华十分相信。这种信任还表达在岳阳楼记里。那时候范仲淹自顾不暇,听闻滕宗谅在岳州修建了岳阳楼,吓了一大跳。若是兴修一个水利,或者办一个学校,花了钱没有人弹劾,但为了玩玩乐乐,居然浪费大笔财政,修建一个若大的岳阳楼,你小子要做什么?于是说他政通人和,百事俱兴,对他政绩肯定赞扬,又堵塞了攻击者之口。这才是《岳阳楼记》的真相(大笑,难道我这本书要抹黑这时代的所有名人?)。
  再看郑戬,他十分果敢,在开封府时,因为冯士无案,居然将吕夷简的儿子吕公绰抓进开封府大牢受审。幸好吕公弼让吕夷简弄到杭州,否则也逃脱不了牢狱之灾。此人在职时,最敢于打压豪强,比包青天还包青天。
  果敢是其长,轻锐易进是其短。
  于是有人向郑戬告发滕宗谅在原州时贪墨。
  只揭发了滕宗谅,并没有揭发张亢,这更证实此次揭发存在着某些阴谋诡计。
  郑戬不知道,上了当,听说后又隐隐得到一些证据,于是揭发滕宗谅在原州时枉费公钱十二万缗。
  他才去西北,不知道虚实。
  但朝中诸位太佬知道,西北拉拢各个蕃族需要钱,想要战士训练有素,作战勇敢,不能仅靠朝廷赏赐,也要额外的嘉赏,特别是郑朗带了一个恶头。还有呢,派斥候潜入敌境,反间,额外的添置一些衣服棉被,等等,都属于枉费公钱的范畴。
  若追究起来,郑朗才是罪盔祸首,两年多的市易,再加上大捷时一些所得,最少有六七百万贯钱让郑朗挥霍下去。其他几个缘边大臣,包括庞籍在内,也不是很干净,德操第一的范仲淹同样少不了。
  各个邻近边境的州府,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特别是泾原路,虽未大败,但主持的战役大,老种、狄青、张田、尹洙、张方平,还有张亢,每一个人都用了大笔的钱帛下去,皆属于枉费范围。
  再说赵祯的为人,他是最善待大臣的皇帝,自己吃青菜萝卜干,穿麻布衣服,就差一点打补丁了,然而却担心大臣没有钱吃牛肉羊肉,喝美酒,没钱泡最漂亮的妹妹。况且他不是一个笨皇帝,自是知道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去。西北几年战役打下来,一亿多贯都用去了,还在手这十二万贯。况且滕宗谅虽直接参战,然而泾原路数次大捷,滕宗谅也有很大一份功劳的。
  出忽所有大臣意料,郑戬不知轻重的揭发,监察御史梁坚居然慎重其事的弹劾,然后呢,赵祯悖然大怒,喝道:“诏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邢州鞠查此案?”
  范仲淹几乎昏了,这也要查啊?那么不是滕宗谅一个人的问题,得倒下多少大臣啦!然后就想到一个可能性,难道是因为以前为郭氏一案滕宗谅骂了赵祯陛下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多赢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被美妹淘空身体,不顾国家的色鬼),这是皇帝在公报私仇?


 四百八十三章 倒戈

  但赵祯在暴怒之下,自己与滕宗谅关系密切,一时不敢进谏。过好几天后,范仲淹才再三替滕宗谅辨解。
  赵祯淡淡说了一句:“等燕卿查完再说。”
  范仲淹还是不解。
  这是赵祯一个小小的敲打,不是对事,而是对人。
  吴育才任开封府尹不久,便查出两宗大案,先是查出一个奸吏,将其流放岭外,又查获一个巨盗,得其积赃一万九千缗,为了破案,多用刑具,于是众人疑其是冤案。赵祯闻之,派他吏重新审问,卒伏法。大盗事是假不了,主要这个奸吏确实有一些疑问,是何奸,是因为李淑在开封府与吏人多亵近的缘故。并且因此弹劾李淑。
  赵祯没有办法,只好让李淑出知郑州。
  也就是现在赵祯用什么人,只要君子们看不顺眼的,统统一扫干净,赵祯渐渐在失去用人权。而君子党们想要用什么人,便用什么人。
  这个迹象很不好。
  贾昌朝与王拱辰敏锐的察觉出来,然而欧阳修与范仲淹却没有看到。
  但现在赵祯仅是对用人权不满,还没有对新政不满,在继续配合着范仲淹将各种新政落实下去。
  这才是搞笑的地方,明显一次敲打,居然无人察觉。甚至后来在赵祯纵容下,让王拱辰与范仲淹死掐,君子党们依然还不察觉。
  无药可医了。
  反观贾昌朝他们,怎么就将郑戬挑起来的,郑朗居然就想不明白,这才可怕。既然站队,好,先站一站再说!骑在马背上,郑朗恨恨的想到。
  菩萨还有恼火的时候,况且郑朗。
  这一站,君子党更糟糕。
  风尘朴朴的来到京城,要求谒见赵祯。
  合门使不敢怠慢,立即匆匆进去禀报,赵祯召见,太监将郑朗带到内宫。赵祯惊讶地间道:“郑卿,何事要亲回京城?让内侍回来禀报就行了。”
  “禀报陛下,张海已经投降,其实无论投降或者抓获,问题都不要紧,但对张海是杀是充军,却会牵连很大,因此臣特地星夜赶回京城。”
  “有何牵连?”
  “陛下,可召两府大臣与台阁言臣,一道入宫商议。”
  “这,心
  “陛下,臣也是无奈,现在不仅是臣说话未必有人听得进去,就是陛下说话,也未必有多少大臣能听。不当着他们的面说清楚,恐怕就是陛下诏书,也难以通过。”
  欧阳修是没有听到,若是听到,能扑上来用牙齿咬郑朗。
  事实也是这样,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这段时间只看到君子党们在上跳下窜,赵祯的身影几乎全部消失。不但现在,一直到明年上半年,几乎看不到赵祯的背影。
  赵祯叹了一口气说道:“郑卿,新政由范仲淹发起,朕既然恩准其中大部,只能做配合。一切皆是为了这个国家。”
  想用范仲淹的法,只好用范仲淹的人,这才默许欧阳修等人在替整个大宋洗澡,从中央洗到地方。包括吕夷简,君子党们将吕夷简所有权利剥夺,赵祯当真知道不过份?可君子党们与吕夷简是生死大敌,想给吕夷简一个公道,君子党们必然不服,那么无从改革。
  忽然醒悟过来,问道:“郑卿,难道你不同意新政?”
  “陛下,容臣一一细说,臣先说释道儒法四家。虽然后世儒生多对商鞅提出怦击,但臣认为秦朝之所以强大,军纪严明,国内安静,正是商鞅变法所制。臣与商鞅一样,反对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我朝的祖宗家法,臣以为法不可变,度可以调。这与新政思想一样。再说最强大的中兴,便是开无盛世,开无之初恰恰是姚崇提出的各种温和变法,再加上张说与宋螺等人的不断调整,于是出现封建王朝,最强大的国度。但后来唐玄宗倦怠政务,因循守旧,留恋美色,这才有李林甫专权、安史之乱之祸。”
  “也有理,那郑卿对法家微
  “陛下,臣反对法家,之所以商鞅用法家,是因为诸候并起,王权弱化,所以用法家成功。一旦秦大一统后,再用法家治国,就有无数弊端产生。故秦迅速亡国也。到了西汉,西汉惩法家之弊,改用黄老无为。并不是无为而治,而是力求清静无为,国家减少争执,让百姓愚昧。可是人乃是万物生灵之首,怎么能让他们变得愚昧呢?况且有人,就有争执。于是诸候反叛,削弱王权,外有匈奴之逼。这才让汉武看到儒家学问的长处,不愚民,而是用儒家的尊卑名份礼数确立统治,加强王权的权利。对国家治理,对天下平之。但春秋典籍多为秦朝焚烧,又立儒学不久,诸多儒生曲解,儒家大义没有发挥出来,不得不使用法家佐之。”
  “有理,继续说。”
  “由以成为制度,到了唐朝时,看到释家势大,用道家冲之,于是立国之道,道儒参半,表以法家,释家危害不大纵容之使之教化百姓,释家危害大时又开始灭佛尊儒。有时候做得好,有时候做得不好。我朝立国以来,多以儒家为里,皇家虽崇尚道家,但不是用来治国,而是与释家一样,用来教化百姓了。再辅以法家,这便是我朝立国用百家之道。”
  赵祯想了一会儿,说道:“郑卿,果然乃是经学大家,朕以前真没有想过,经你一说,茅塞顿开,果然是如此。”
  “这个无妨,臣之所以说它,是用来说新政的。百家当中,墨家取之儒之仁,法家取之儒之义。道家与儒家同时并存,各有冲突之处,各有融合之处。不过臣对道家种种十分反感。若真是无为,出世,怎么可以将这个国家治好?国家是用吏来治国的,不是用隐士来治国的。隐士虽好,只能用来感化百姓减少自私自利之心,推扬德化。陛下,若林和靖在世,你定当会重重奖励林和靖,但能否让他为当朝宰相?”
  “不能。”
  “所以臣不提这个道家而提法家与墨家,常期以来,因汉以来对义的误解,将它与仁并列之缺少了这个义,便无法恩威并用,于是才用法家辅助治国。实际这个义便是法家的法。有仁有义,才构成儒家真正的仁义。何须用法家的法。儒家之道,中庸是本,而不是仁,孤极阴阳能生万物吗?那么夫子何必修易经?这一点与道家观点十分相同。但道家最终归还一,于无。儒家却讲三对立与中和。姚崇等人法变之所以不被人重视因为一直用了微调之法,不需要重大的仁义中和,所以多被人忽视。但是新政之法,所举实乃大,首先范仲淹所说的明黜陟、抑侥幸是重中之重。用心是好的,可是裁撤的是诸路监司州县官员,失去世袭领地的宦官,因恩荫升迁的权贵磨勘之法又密,一密必难以执行,所图者又大大就容易出错。臣也赞成改革,国家弊端太多。若陛下不振奋精神改革,纵然陛下以仁爱将一次次危机化解,必然留下许多难题给后人。宋朝一旦失国,干百年后,后人会怦击陛下不作为也。”
  “你说这个新政似与儒学微
  “陛下,正是,儒学乃是夫子创立的治国救世的学问。
  精研,足可以用来治万世之国。只要千万不要将它曲解成墨家那种妇人之仁就可以了。”
  “有何关系?”
  “儒家的对立三分中庸之道,阴的一面重,就往阳的一面调节,文的太重,略略增加武道。兼并田亩严重,国家就必须用财力支持贫困百姓有田,不易弃田的政策。范仲淹所图谋乃大,所触犯的又是精英权贵集团,可以,臣认为可以,毕竟是弊端。所谓的权贵,他们还是国家的臣与民,国家给他们寄贵,他们也必须为国家服务。”
  “朕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陛下,他们可是国家的精英,掌控着国家的许多政权,财政,甚至在军队都有着影响。新法实施,必然骚动天下,可以骚动天下,权当是商鞅在改革秦朝法制。但没有辅助的东西,这些新法可不可以实施呢?不可以。”
  “用什么来辅助?”赵祯茫然了,心里琢磨着,是不是等会儿再将郑朗写的中庸重新翻一遍。
  “小动小辅,大动大辅。昔日太祖惩武将专政割据之祸,杯酒释兵权,给了石守信他们无穷无穷的大富大贵,又有王霸之道震慑之,所以国家才迅速从武道转向文治。大富大贵便是仁之术,王霸之能便是义之术。陛下想要新政成功,首先臣问一声,许多精英集团利益受损,陛下给了什么大仁之术,使之感恩配合?”
  赵祯更茫然。
  郑朗又说道:“不仅是大仁之术,臣要杭州实施平安监,给诸大户以大仁,但依然有人逐利而行,贪得无厌,大肆私盐,最后我怎么做的,朝廷怎么做的?惩罚,甚至动用诛杀,这便是义。臣风闻诸多言臣说惩戒吏民,吏还是民,若不是官员无能或者鼓励,作为小吏能有什么胆量?虽然祖宗有法,说刑不上士大夫,这个刑是指牢狱之灾,是刑具,并不是说对士大夫不能惩罚。罢官,免官,除名,流放,祖宗之法也没有禁止。范仲淹仅说改革,可曾说过有人阻止或者反对,又如何制裁,什么样的行为用什么手段制裁。没有大仁笼之,没有大义震慑,新法所图又大,特别针对各个豪强,与人事黜陟而去,臣认为,必败矣。”
  用儒家的学问,断定庆历新政必然失败。
  而且自新法实施以来,郑朗可以说是开反对的第一个先河。
  赵祯呆了,问:“郑卿,你认为如何做?”
  “陛下,无妨,可以做尝试,虽是争议,但新政本义不坏,治国救民,也确实针对种种弊端而去的。即便败,也可以借鉴。用这次变法,为下次积累经验。”郑朗徐徐说道。
  其实章得象也暗自里说过一句话:“我看到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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