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时帝国的第一大守财奴，在朱由检看来自己的钱就是自己的，捂出毛来也不愿意拿出来花，但是他又没有别的办法搞钱，只能不断地加重赋税，最后搞得民怨沸腾，四处造反。但如今他初登帝位，年纪轻、阅历浅，兜里确实也没多少钱，所以一听大臣们要他拿内帑，早就气得半死了。生气之余他便开始胡乱琢磨，最先想到的就是边防军闹事的原因，在他看来，边关之乱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本来他以为大臣们肯定也会这么想，但谁知一开会才发现，自己身边这群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主儿，但自己又不好发火，于是只好装死，迟迟不表态。
第26节：奈何江山唱晚（26）
一班大臣一看大佬阴沉着脸，也不说话，心中各个打起鼓来，但方才话都说了，此刻也没法再吞回去重说，只好傻乎乎地看着。就在这个时候周延儒不慌不忙地站了出来，先是阴阳怪气地说了一番边关守军的重要性，接着又提出疑问说，之前宁远哗变，朝廷给钱，现在锦州闹事还给，给倒是可以给，可这口子一开，各处边境守军要是都来闹事都要钱怎么办？所以呢，虽然这粮饷不得不发，但必须想出一个从根本解决的办法来。
事实上，如今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周延儒的这番表述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一番话基本就是废话。和别的大臣们也没有什么不同，最多就是提出了一个假设而已。但就是这个假设，给了朱由检极好的印象，觉得满朝大臣只有他周延儒才是真正的忠臣，只有他才是真正为自己的江山社稷着想。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朱由检把周延儒单独找到宫中密谈。在这次密谈中，周延儒人五人六地一通分析，虽然依旧没什么建设性，但对朱由检来说，此时的周延儒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元宝，是帝国的赤子。虽然表面上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但事实上已经对周延儒很是信任了。
经过这件事之后，周延儒明白，自己的政治春天已经到来了，但自己来京不久，资力较浅，想要进入帝国的最高决策层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恰巧此时朱由检正要选一批人组成内阁。这在周延儒看来，自然是一个大好机会，但问题是，其时周的政治资历很浅，内阁增补的预选名单里并没有他，所以要想进入帝国政治的最高层，他必须干掉前面的人，这次他选择的对手是钱谦益！
（三）狙击钱谦益
作为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钱谦益文才风流自然一时无两，但对于政治斗争他却没什么手段。运气也差得很！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钱谦益进士及第，结果出任翰林院编修仅仅几个月，父亲大人便病故，按照当时的规矩，必须回老家服丧守制。按照常理，这次服丧，三年即可，但钱大才子足足待了十年。1620年钱谦益官复原职，但屁股还没坐热，就又倒了大霉。天启二年，钱谦益受命主持浙江乡试。考试和录取的工作非常顺利圆满，处理完相关事宜之后钱谦益便返回了北京。谁知，刚回来不久就有负责检查的官员检举说有举子舞弊。这个举子名叫钱千秋，本来在浙江也是有些名头的，但考试之前，有俩骗子跟他说自己和考官有关系，只要他在七份考卷上各写一个字，合起来组成“一朝平步上青天”，就能一举中的。这个钱千秋一琢磨，觉得人家说得很诚恳，当官之心也是急切得不得了，于是糊里糊涂就上了一当。钱谦益在北京知道此事大惊失色，也急忙上书检讨，请求查明实情。最后朝廷的处分结果是：骗子和钱千秋戍边，钱谦益罚俸。这样一来，钱谦益虽然没被罢官，但短期内获得提拔也成了泡影，于是只好继续等待。这一待又是三年，天启四年他抖擞精神再度复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头衔从事编纂《实录》的工作。但厄运此时依然伴随着他。其时，阉党的骨干王绍徽根据魏忠贤的授意炮制《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号，把东林党一百零八人编入黑名单，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及“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钱谦益也名列其中，他应的是天巧星浪子燕青的排位。于是乎，他又一次毫无悬念地被革职回乡。
时光流转，转眼就到了崇祯元年，皇帝朱由检大肆捕杀“阉党”，发动了持续两年的清查“阉党”逆案的运动，同时大面积为昔日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钱谦益也跟着官复原职，为了表达自己得到召唤后的喜悦心情，文采卓然的钱谦益在上京的途中曾写下《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一诗，诗中有“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可见此时的钱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是多么的看重。入朝之后，钱谦益的行政工作算得上兢兢业业，并且很快升任礼部侍郎，于是又写下了《戊辰七月应诏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其中有一句这样写道：“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朱由检的感激涕零，直到崇祯元年。就这样，在不断的努力下，钱谦益小心翼翼地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崇祯二年，钱谦益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十月，朱由检增补内阁，钱谦益名列十一人的候选名单中。
第27节：奈何江山唱晚（27）
对于这次内阁的增补，钱谦益的入选让周延儒非常不爽，同时不爽的还有礼部尚书温体仁，二个家伙都不是什么好鸟，一个是厚脸皮，一个暗藏杀机。此时两个浑球更是一拍即合，结成了战时联盟，他们的目标就是倒霉蛋儿钱谦益。
在《明史？温体仁传》中对他有这样的描述：“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这种评价自然不是什么好话，而在他日后飞黄腾达之后，也确实没有落下什么好名声。在《烈皇小识》中曾记载了这样一首流传京城的民谣：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探花榜眼，有些惶恐。
内阁翻成妓馆，乌龟王八篾片，总是遭瘟。
这里面遭瘟的“瘟”指的就是温体仁，而“内阁翻成妓馆”这样的话也实在是有够刻薄。
从温体仁后来的名声看，他的确不是什么好鸟，从他发迹的开端说，他也阴险得可怕。内阁增补名单一出，他便大为光火。于是立即和周延儒结成一党，翻出昔日的科场舞弊案，半路狙击钱谦益。朱由检此时刚刚干倒魏忠贤不久，开眼就是鬼，看谁都提吊三分。加之此时又对周延儒颇为赏识，一来二去自然对钱谦益起了疑心，立刻招他和温体仁当庭对质。钱谦益面对咄咄逼人的温周二人毫无办法，虽然极力分辩但却无济于事，更何况科场舞弊案多少和自己也有些联系。而恰恰此时其他内阁成员又都纷纷替钱谦益说好话，温体仁见状也是当仁不让，拐弯抹角地误导本来就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皇帝。这样一来，原本就时刻提防大臣结党营私的朱由检，立刻觉得现在的这批增补成员肯定串通一气、意图把持朝政，不由得大为光火，一生气，十一个人一个也没用，至于钱谦益这个倒霉蛋干脆罢官赶回了老家。
从周温二人联手吃掉钱谦益这件事来看，我们基本上就能断定，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其政治智商实在有限。相比皇帝而言，更适合他的职位是个行刑官，或者干脆就是个刽子手。整件事他除了出手够辣、够独断之外，在别的地方都是被周延儒和温体仁牵着鼻子走。作为帝国的最高领导，他对政局毫无把握能力，对事件完全没有判断能力，在偏听偏信的基础上又独断专行。而只因钱谦益一人之事迁怒其他官员，这也直接说明朱由检的内心从一开始就盛开着狂暴之花。他是个昏君，从一开始就可以确定，这并不能因为他那些冠冕堂皇的《罪己诏》而改变！
罢了钱谦益，又连累了另外十来个倒霉蛋，朱由检只好又重新选了另一批人。钱龙锡等人纷纷入阁，周延儒也在一年之后被提拔为内阁大学士。而在狙击钱谦益一事上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的温体仁却白忙了一气。如此结局自然让温体仁心有不甘，而为了达到个人权力的顶峰，他必须又一次重新寻找机会。
二 不可谅解的悲剧杀“袁”退“钱”，温体仁初入内阁除了狙击钱谦益之外，在周温二人的发迹历史中，还有一件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冤杀袁崇焕，并借此收拾了钱龙锡等在朝中既有威望又有实力的对手。在这一役中，周温二人和昏君朱由检联手做下了大明朝最大的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冤狱。怨杀袁崇焕一案对后世的影响直逼秦侩杀岳飞，而这同样也是明朝末年的最大遗憾。杀掉袁崇焕对朝野人心的震动不可估量，从袁崇焕被杀那一刻开始，曾经英勇绝伦的关宁铁骑便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模样了……
（一）袁公如此悲哀在赶跑了第一个绊脚石钱谦益之后，不到一年周延儒便被朱由检提拔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了帝国的最高统治层。但由于在狙击钱谦益的过程中，周延儒是幕后推手，因此也为东林党人所看不起。环顾帝国的内阁之中，他的势力非常微弱，相比首辅而言，他还只是处在权力的边缘，而横在他面前的最大一只拦路虎就是钱龙锡。作为此时的内阁首辅，钱龙锡算得上非常称职，而在此之前，他也是讨伐魏忠贤的中坚力量，深得朱由检的赏识。有这样一个忠臣、良相可以说是社稷之福、江山之幸。但可惜的是耿直的个性却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第28节：奈何江山唱晚（28）
由于前面横着钱龙锡这样一个颇得人心的首辅，周延儒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权力顶峰，在这种情况下，光靠拍皇帝的马屁显然是不够的，他必须找到一个、或者栽培一个重量级选手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这个人在他而言自然是曾经和他共同进退的温体仁。在周延儒的大力举荐下，温体仁又充分调动了自己在朝中那一撮不大不小的势力，加之在狙击钱谦益的过程中，温体仁伪装的孤鸟面目颇得朱由检的欢心，于是他的内阁之路也迅速平坦了许多。但让他们气愤的是，以钱龙锡为首的其他内阁成员却并不愿意与温体仁这样的人为伍。而就在此时，一件大事震惊了朝野，这就是袁崇焕的被捕。
事实上，当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之后，在这件事背后有着诸多无法了解的历史谜团，我们也无法确切地描绘那时险恶的政治环境，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准确的或者不准确的史实尽量去还原这个历史悲剧。我们无法得知周、温二人在袁崇焕被捕这件事上到底曾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当这件事发生之后，他们两个找到了整倒钱龙锡的大好时机。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在辽东防线领兵多年，可以说是功勋卓著，极具谋略与胆识。作为文官出身的武将，袁在政坛上与东林党人关系较为密切，对于帝国内部的败坏，袁崇焕有着知识分子似的愤怒，他总试图以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进入这个世界，凭着一腔爱国忠君的热血，来挽救岌岌可危的王朝。在对内无比忠贞的前提下，从战争策略的角度来说，知识层次较高的袁也显得比较灵活。
事实上，在当时的明朝，出现秦侩式的叛臣非常难，出于对历史骂名的恐惧，不论是贪官还是清官都不大愿意被扣上卖国的帽子。所以在对待后金这样的外来民族侵略时，朝堂内外到处充斥着主战的声音。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明末的政治环境和南宋时期有着较大的不同，南宋时期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再退就山河沦丧。而明朝末年呢，后金的冲击虽然是显著的，但在当时，它的实力还不足以完全征服明朝，在进攻与据守之间，它也处在一定的摇摆中。而作为综合实力占优一方的明帝国，其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国内已经激化的官民矛盾和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边疆短期的稳定是很重要的，最起码这也可以有足够的战略准备时间。在袁崇焕守辽时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即所谓的几次大捷，但事实上这几场战役都是在防守的情况下完成的，并没有大兵团野外作战的经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明朝本身的战略准备是不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朝臣们盲目的主战策略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也是缺乏战略智慧的。
在这种不利于盲目进攻的情况下，崇祯二年正月到十月间，袁崇焕与皇太极议和，在战略上赢得了宝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袁修筑城池，整饬军备，加强了宁锦防线。可以说，这是袁作为指挥官的灵活之处，由于他善于选择谈判时间，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但这件事却反遭崇祯帝的责备，并在最后成为他被残忍杀死的一大罪证。
袁崇焕极富智慧的斗争策略，使皇太极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