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审此案的刑部尚书冯英是一个还算公正的官员，经过审理后，向皇上报告：“郑鄤假箕仙幻术，蛊惑伊父郑振先无端披剃，义假箕仙批词，迫其父以杖母。”并未直指郑鄤杖母，接着又说郑鄤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希望皇帝能网开一面。温体仁得知此事之后勃然大怒，立刻找个理由把冯英革职回家，然后一转手把此案移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理。锦衣卫都督吴孟明看过卷宗之后，也感到温体仁的控告缺乏证据，但又不敢得罪他，于是便一直把郑鄤关在牢里，拖住了案件的审理过程，使该案始终没有审判。
崇祯十一年夏天，京师酷旱无雨，朱由检为了祈求上天降雨，于是要各衙门“陈弊政宣冤抑”。由于此时温体仁已经罢官回家，所以吴孟明便把郑鄤案作为“冤抑”上报。但令人惊讶的是，崇祯皇帝在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还是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判决：将郑鄤磔死！这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活剐。
郑鄤的结局清楚地说明，在温体仁长期的蛊惑下，朱由检已经没有了基本的判断能力。郑鄤的死既是属于他自己的悲剧，同时也是属于整个明帝国的悲剧。朱由检以他的残暴、刻薄亲手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温体仁的倒行逆施一方面对自己的对手形成了极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也使自己的政治声誉陷入了绝境。如果说在温体仁入阁之初，东林党人还仅仅是有些看不起他，那么如今则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他们之间关系已经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此时的温体仁心中愤懑至极，偌大的朝堂之上，相信他的只有愚蠢的朱由检。而元首信任他的条件，一是他在政治上的孤立，二是他从不收受贿赂，三是他能拍马屁。这三条，最后一款倒没什么，古来宠臣皆是如此，但前两款却让他非常郁闷，政治的孤立让他时刻存在墙倒众人推的危机，同时也让他的首辅生活压力重重，而从不收受贿赂的结果就是他自始至终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委屈着自己还捞不着一句好话。这种郁闷的政治生活，让温体仁越来越痛恨那些与自己为敌的官员，特别是东林党人，仿佛附骨之蛆，让他日夜不得安稳。而针对这种景况，他的攻击手段也越来越阴狠，打击范围也越来越大，攻击当朝的官员不够，还把目标对准了那些已经被自己赶出京城的对手。这种穷追猛打、不留活路的做法，最终也成了他败走政坛的导火索……
而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此时则完全陶醉于自己“非凡的领导才华”中。自从有了温体仁，他的政治多动症更加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心中，始终无法对自己的那些臣子形成绝对的信任。对于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他似乎总是抱着一种用之不爽、不用可惜的心态。而假如我们仔细地审视这一阶段的朱由检，努力地去探究这位元首的内心深处，也许我们就会发现，他有着一种极端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很可能认可东林党人的才华，另一方面他又对东林党庞大的势力充满戒心。前几代皇帝的执政历史让他对士人结党充满忧虑乃至厌恶，而更加可能的是，朱由检也许同样明白温体仁的有些做法是在打击异己，而他似乎非常乐于借着这位首辅之手来削弱朝野间的朋党势力。但如此一来，朱由检又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防范温体仁！但可惜的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朱由检走了他先人的老路——那就是开始重新起用身边的太监，而那位最终打开彰仪门放进李自成的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就在此刻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直接促成了温体仁的倒掉！
五 东山直落见黄昏
温体仁自掘坟墓，周延儒最后一搏
在温体仁种种倒行逆施的作为中，有两件事为他日后的陷落埋下了伏笔，一是对复社的暗算，另一件则是对钱谦益的穷追猛打。这两件事将他和东林党以及新兴阉党之间的矛盾扩大、激化，并最终引爆，也直接导致他在多方政治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不得不灰头土脸地退出了明末的政治舞台。而其后，虽几经周折，但最终登上首辅宝座的正是八年前被自己赶出京城的周延儒……而历史也在这一刻以一个错误平衡了另一个错误！
第38节：奈何江山唱晚（38）
（一）是首辅就要倒掉
在东林党的政治谱系中，复社属于周边组织，它的发起者之一张溥属于东林党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崇祯二年（1629年）他和临川知县张采在江苏吴江将浙西闻社、江北南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到一起，形成了最初的复社。复社的成立之初并未和政治有太大联系，他们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也正是源于此，社团的名字才最终确定为“复社”。但其后由于张溥等人的东林背景，这个文学团体逐渐变成了一个政治组织。同时由于张溥本人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声望以及非常好的人缘，因此复社的势力也变得逐渐庞大起来。这自然招致了温体仁的不满，特别是复社士人时时“自矜‘吾以嗣东林也’”，更让温体仁极度厌恶，一心寻找机会摧毁复社。崇祯十年，苏州监生陆文生上疏，攻击张溥领导复社祸乱天下。苏州推官周之夔也上疏讦奏复社在地方肆意妄为、妄自尊大。有了这些由头，温体仁立刻连挥重拳，企图将复社的势力一举摧毁。在这个过程中，凡是对复社心存好感的朝臣多遭降谪。但即便是如此，温体仁依然不能完全得逞，而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此时也不愿意任由温体仁将复社一网打尽，加之朝臣对此事响应者甚少，于是严旨察究之事便搁置了下来。
在此次针对复社的斗争中，由于温体仁并未达到目的，因此张溥等人并未受到切实的伤害。不过梁子结下了就总要解决，而机会也很快出现在了东林党人的面前，尽管它来得有些让人胆战心惊。
在复社之事还悬而未决之际，对东林党人恨之入骨的温体仁又开始调转枪口、寻找新的目标。这一次他选择了一个曾经被自己打败的人——钱谦益。
早在崇祯二年在推荐阁臣候选人时，温体仁与周延儒勾结，借口科场舞弊案，使得钱谦益“夺官闲住”，回到了家乡常熟县。钱谦益在家乡“休息”了整整七年，每日寄情山水、吟诗作文，本来消遣得很，但谁知他的老对手温体仁却并没有放过他。崇祯十年，温体仁指使常熟县衙门的师爷张汉儒诬告钱谦益“居乡不法”等五十八条罪状，把赋闲在家的钱谦益逮捕入狱。
钱谦益入狱以后，接连上了两道奏疏为自己声辩，同时也揭露了温体仁的所作所为。不过可惜的是，这些奏疏并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黑狱沉沉中，钱谦益心境落寞，只好以诗言志，借此排遣内心的愤懑：
支撑剑舌与枪唇，
坐卧风轮又火轮。
不作中山长醉客，
除非绛市再苏人。
赭衣苴履非吾病，
厚地高天剩此身。
老去头衔更何有？
从今只合号罢民。
从上面这首钱的狱中诗，我们可以看出他自己非常明白眼前的景况，也晓得此次被抓后凶多吉少，凭他一人之力，要想翻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只好花了大把银子四处求人，希望能保全性命。而在他所托之人中最后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竟然是大太监曹化淳。这对于身为东林巨子的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个讽刺。但无论如何，保命要紧，此时倒也真由不得他多想什么。而至于说这曹化淳为什么会“仗义援手”，这得说到这曹大太监的出身。曹化淳原本是大太监王安的门下。而王安死后，碑文正是由钱谦益主笔，而且写得还很考究。这样一来二去，曹化淳便真把这件事认认真真地应承了下来，并联合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携手清查此案。与此同时，钱谦益又以攻为守，使重金贿赂抚宁侯朱国弼。朱国弼见钱眼开，也不含糊，立马参了温体仁一本，说他欺君误国。
温体仁得知大太监曹化淳插手此事之后，心中大为恼怒，立刻指使自己在朝中的党羽陈履谦捏造钱谦益“款曹击温”的匿名揭帖，接着又让人站出来假装自首，诬陷钱谦益贿赂曹化淳白银四万两。准备停当后，温体仁将此事密奏朱由检，希望皇帝能够将曹化淳治罪。
但谁知就在此刻朱由检居然玩了一个阴招，他不光没有处分曹化淳，反倒把这封密奏给曹化淳看了一遍。这样一来，曹化淳又怕又气，当即主动向皇帝请求清查此案。而崇祯呢，大笔一挥，准了曹的请求。就这样，有了皇帝的许可之后，曹化淳打着奉旨清查的名义，调动了手下全部的力量清查此案，没过多久就查清了陈履谦造谣的事实，接着就把他逮进了东厂。在严刑拷打之下，陈履谦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清楚楚。从张汉儒如何起草诬告钱谦益的状子，一直到他如何捏造“款曹击温”的揭帖等情节，并且一口咬定，所有这些都是温体仁一手策划的。
第39节：奈何江山唱晚（39）
在《明史》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载中有这样一句话：“狱上，帝始悟体仁有党。”意思是说朱由检接到了审讯结果以后，才猛然省悟，原来自己宠信的温体仁也有党羽啊。但事实上，我们从他对这件事的处理来看，朱由检未必真的那么糊涂，直到最后才晓得温体仁也有党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来不必把密奏交给曹化淳，因为交给曹化淳同时也意味着审讯的结果肯定会对温体仁不利。二来，如果他完全不知道温体仁也在组结党羽，他何必又让曹化淳和王之心等新派阉党接近权力核心呢？
但无论朱由检心里装的什么醋，事情发展到此时，他都已经决定向温体仁动手了。而此时的温体仁兀自以为胜券在握，一面住进了湖广会馆静候佳音，一面又假意显示清白，向皇帝“引疾乞休”。不过可惜的是，这一次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向来出手不留情的朱由检在接到他的奏疏之后，毫不犹豫地就签字同意了。而当皇帝的批示送到湖广会馆时，正在吃饭的温体仁竟然吓得把筷子掉在了地上。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自己一向哄得团团转的朱由检居然向自己开刀了。
崇祯十年六月，在温体仁入阁执政八年之后，终于落魄失意地脱下朝服，黯然神伤地踏上了回乡之路。而就在他离开京城的那一刻，另一个他曾经的敌人正在江苏宜兴的大宅里做着东山再起的准备，那个人叫——周延儒！
（二）周延儒东山再起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被温体仁赶回了老家。一开始，心情低落的他并没有打算再次回到京城，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在他的心底深处，对于权力的欲望慢慢地复苏起来。周的家乡在江苏宜兴，这里属于东林党的势力范围。周延儒明白，如果自己打算回归政坛，必须处理好自己和东林党人的关系。当然除此之外，结交东林势力对周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当年他因为攻击东林巨子钱谦益而一举成为政治明星，如今他却流落到了东林党的老巢，如果想要在故乡站稳脚跟，首要任务自然也是取得对手的谅解。
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周延儒深谙进退之道，几个回合下来，他便取得了一些人的谅解。特别是与复社领袖张溥的交往让他慢慢地恢复着元气。崇祯十年六月，得知温体仁被皇帝轰回老家之后，周延儒开始加紧回归政坛的准备。但事情并没有他渴望的那样简单，虽然昔日党羽和一些东林党人都为其积极奔走，但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却并没有立刻给他机会。直到崇祯十四年二月，在更换了几任首辅都不顺手之后，朱由检才忽然想起在江苏还有一个曾经的内阁首辅。于是一道圣旨发出，要周延儒九月到京，至于官位则仍旧是他的首辅大学士。而此时的大明帝国早已病入膏肓，内忧外患、千疮百孔。但对于周延儒来说，这些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近八年的蛰伏，他终于又走回到了政治的前台，在从最高峰跌落之后，他又在瞬间回到了顶峰。
皇帝的召唤让周延儒兴奋不已，欢喜之下，他立即大宴宾客，亲朋好友猛吃三天，并且在欢宴的船上树起大旗一面，上书“东山再召”四个大字。与周延儒重新得势后的狂喜不同，东林党人对周的这次复职多少还有些忐忑。在周赴任之前的一次聚会上，复社领袖张溥语重心长地对周延儒说：“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周的回应是连连点头，并保证说：“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
崇祯十四年九月，周延儒神采奕奕地站在朝堂之上，望着四周自己曾经熟识的事物，他的心中既满足又感慨万千。出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