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战斗，连战连捷。这一仗让明军丢了威风，却让后金部队打出了信心，当年六月，努尔哈赤又挥军打下开原。七月，攻占铁岭。从此，辽东军事彻底逆转，后金部队由防御转入了进攻，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进入了全面崩溃的阶段。
而此时面对东北局势的急转直下，坐镇北京的神宗皇帝朱翊钧依然忘我，虽然“东事危急，京师十分可虑”，却仍然不理朝政，甚至拒绝召见长跪门外的文武群臣，一心玩乐，丝毫不把边疆军务放在心上。
第54节：奈何江山唱晚（54）
（二）熊廷弼——传首九边的悲哀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明帝国辽东主将更迭，熊廷弼走马上任。这是一位有胆有识，才华横溢的名臣。虽然是文官出身，但因边患急遽，所以苦练骑射、钻研兵法，被誉为“善左右射”，有“盖世之才”。
面对敌强我弱，危在旦夕的险恶局势，知识分子出身的熊廷弼没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反而是毫不畏惧，逆流而进，担起了拯救国家于危亡的艰难重任。上任之初便亲巡边境城堡。当时，沈阳、辽阳军民四处躲避战火，帝国的官员们谁也不愿意去沈阳任职，熊廷弼却于七月只带数百疲弱士卒，连日兼程抵达沈阳，紧接着又乘雪夜亲赴毗邻后金的抚顺城。
经过巡视之后，熊廷弼基本掌握了辽东的布防情况，此时的沈阳虽有兵卒万名，但“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而一向号称兵强马壮的军事重镇辽阳，只有残兵二三万，“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
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方针，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分驻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没有军事行动的时候就地操练，如果有小规模的行动则各自为战，假如强敌来犯，则诸关口守军互相应援。紧接着又在重镇辽阳设兵二万，以策应周围的要塞军队。熊廷弼的这种做法正是发挥己之所长克敌之短。
在熊廷弼看来，明朝部队虽然在萨尔浒一败涂地，但却并不意味着自此便再无还手之力，努尔哈赤和他的后金军队虽然善于骑射，士气高昂，在战斗中猛冲猛打“铁骑冲突，如风如火”。但由于他们缺乏火器，不会使用枪炮，所以虽然长于野战，却短于攻坚。因此明朝军队虽然战败，但只要战略得当，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坚固的城地，据险扼守，便可稳定战局，再伺机进攻。因此，在熊廷弼的战略谋划中，防守是最为重要的策略，当然这种防守并非消极怠工，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恢复边境军队的战斗力和自信心，为其后的决战建立基础。为了尽快让军队进入良好的状态，熊廷弼还大力整顿军纪，斩杀了逃将刘遇节、王文鼎、王捷，以祭奠战死的官兵，又诛杀了贪官陈伦，弹劾掉庸懦怕死的辽东总兵李如桢，招抚流民，缮守器具，分置士马，“由是人心复固”。
军事上确定了防守策略的同时，熊廷弼也加紧征兵调将、齐备粮草，做好战争准备。面对恶劣的边境形式，他屡上奏疏，增造大炮数千、枪炮数万，又赶制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装灭虏炮二门。紧接着又大修城池，在城外又挖了三道沟壕，每道宽三丈深二丈，辽阳“城高厚壮，屹然雄峙”。修固辽阳的同时，熊廷弼将沈阳也修缮加固，不光“城颇坚”，城外又掘了一人高的陷阱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阱之后挖有四道大壕沟，插满尖木桩，又树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头修筑的栅栏，沿内濠排列楯车，每车安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中间又放置大炮五门。一时间辽阳、沈阳、奉集堡、虎皮驿四城固若金汤。其他要塞，也都改善了防守质量。
在熊廷弼的亲力亲为下，辽东“数月守备大固”，边境局势得以迅速地稳定了下来，并且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然而在大名帝国的官场之中，凡是有才干的官员基本都会遭到同僚的挤兑，尤其是熊廷弼这种做事雷厉风行的人，更是没有好果子吃。由于办事严格，求成心切，性格刚直，熊廷弼在官场上遭到了反对派的大举围剿。御史顾三元劾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不罢其任，“辽必不保”。御史张修德更是变本加厉，上疏弹劾熊破坏辽阳防务。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内阁之中又没人替他说话，于是泰昌元年九月，短命皇帝朱常洛一道圣旨革了熊廷弼的官职，听候勘问，改以辽东巡抚袁应泰继任经略。
第55节：奈何江山唱晚（55）
熊廷弼下台之后，努尔哈赤心中大喜，立刻调集兵马，天启元年三月十二日亲率五万大军进攻沈阳。此时沈阳有守军二万余、四周要塞则驻扎着四万多增援部队，加起来比金兵人数还多出一万，只要调配得当，沈阳城完全可以凭借坚城利炮死守，根本不会轻易失陷。
面对守军的强大力量，努尔哈赤又一次表现了较为高超的指挥艺术，并没有采取一味集团猛攻的策略，反而运用了先夺城池，后灭援兵的攻城打援方针，先于十三日派小股部队诱敌出城，接着又利用诈降的部队打开沈阳城门，尽歼守兵。紧接着后金部队又先后分击明军的两路援兵，一日之内，努尔哈赤败敌六万，攻下要镇沈阳，转而挥师南下，进攻军事要塞辽阳。
和沈阳一样，在熊廷弼的领导下，辽阳的防守可谓固若金汤。并且还有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为重炮，一发便可毙敌兵数百人。面对这种情况，后金部队抵达辽阳之后，带兵将领均感攻坚不易，纷纷劝努尔哈赤退回赫图阿拉。然而时势造英雄，手下的将领虽然信心不足，但努尔哈赤本人却志在必得，立即宣布，“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匹马独进”。军事首领的无畏精神很快地就感染了后金部队，数万女真精兵于辽阳城下慷慨激昂。
调动了部队的作战积极性之后，努尔哈赤故伎重施，又派遣少数人马挑战，诱敌出击，而明军也真争气，果然中计，坐镇城中的辽东经略袁应泰亲督侯世禄等五位总兵官率兵出击，并在城外五里扎营。努尔哈赤见机立刻围剿明军进攻部队。紧接着，后金军连续猛攻辽阳城，原先派入城中的细作里应外合，至三月二十一日攻下辽阳，袁应泰自焚而死。
攻下辽阳之后，努尔哈赤迅速转战，率后金部队又接连攻克河东三河堡等五十多寨，及古城、新甸、宽甸、永甸、长甸、海州、金州、复州、盖州等七十余城。
辽阳和沈阳的陷落让明王朝的统治阶层大为震撼，无奈之下他们又想起了熊廷弼的种种好处，于是又命其再任辽东经略，同时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以期扭转战局。然而这次任命从表面上看虽然依旧是以熊廷弼为战略主官，但事实上大权却基本掌握在拥有阉党背景的王化贞手中。
对于辽东防线的军事布局，熊廷弼力主集中步兵扼守广宁（辽宁北镇），从正面牵制后金主力部队的行动；其次以天津为军事基地，集中水师主力，随时准备由水路进击辽阳附近的地区；最后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建立战舰基地，集中其余部队，适时袭扰后金的腹地。
对于熊廷弼的建议，辽东巡抚王化贞完全不予考虑，反而将主力部队依次排开，分兵扼守辽河沿岸。这种布置毫无军事常识可言，极大地分散了守军的有生力量。
天启二年努尔哈赤挥兵来袭，一举拿下广宁，王化贞踉跄出逃，熊廷弼无奈退入关内。紧接着二人一并下狱议罪。又过了没多久，熊廷弼便被诬告杀头，并且传首九边。一代名将忠心耿耿最后却落了个凄凉无比的下场，这不能不说是明朝所有官员的悲哀。从熊廷弼的死开始，辽东将领就陷入了一个怪圈——能够守城攻敌的统统没有什么好下场。在后面的日子里，孙承宗败走官场，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其余的不是战死沙场，就是投降对手、落下了千古骂名。
辽东，成了不折不扣的“将军黑洞”！
三 宁远大捷和后金的波动
袁崇焕初露头角，皇太极走上舞台
在夺去了沈阳和辽阳之后，努尔哈赤迎来了人生的最高峰。战争让他拥有了比赫图阿拉更为雄伟的新都城——沈阳。战争让他成为了继完颜阿骨打之后、女真民族首屈一指的大英雄。然而同样是战争，也让他过早地离开了他无限热爱的草原，送他离开的人是一个生于南方的汉族年轻人，名叫袁崇焕。
我们回首明末清初的辽东军事史，有这样七个人可以真正毫无争议地名留史册——努尔哈赤、李成梁、熊廷弼、皇太极、袁崇焕、多尔衮、吴三桂。这七个人名声各异，但无一例外都在辽东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进而影响了两个民族的历史。
第56节：奈何江山唱晚（56）
在熊廷弼悲壮地离开历史舞台之后，作为他的继任者，袁崇焕披肝沥胆，纵马而来。都是一时才俊，都是文官出身，都充满了士大夫阶层的美好幻想，而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无非是相同或者不同的命运罢了……
（一）孙大学士的起落
经过了一系列的胜利，努尔哈赤的雄心壮志已不仅仅在关东草原上，在他的脑海之中，一幅属于女真人的盛景正慢慢地浮现出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大王已不是他的选择，潜意识之中，他希望自己能像成吉思汗那样纵横天下。他不光要成为辽东的王者，还要成为蒙古人、朝鲜人，乃至汉人们共同尊崇的汗。
在这满腔雄心的催促下，万历四十八年，努尔哈赤将都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并定名为东京。在辽阳居住四年之后，努尔哈赤发觉，对于明政府来说，辽阳是军事要塞，但对于后金来说，它更应该成为腹地。从战略角度来看，沈阳显然更为重要，从此地向西由都尔鼻渡辽河，可以征讨明帝国；向北两三天就能抵达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向南从清河出边又可以征讨朝鲜。另外从生存环境来讲，在浑河、苏克素护河上游伐木，顺流而下就能抵达沈阳，这对于修建宫室大有益处。沈阳虽然处于平原，但距离山区也很近，狩猎方便；离河也不远，打鱼也容易。于是尽管朝中大臣有很多都对迁都沈阳持保留意见，但努尔哈赤仍力排众议，选中进可攻、退可守的沈阳为都城。
天启五年三月，努尔哈赤放弃辽阳，迁都沈阳，并定名盛京，这一举动为清朝最终入主中原，建立了一个稳固而可靠的根据地、大本营。
在努尔哈赤戮力经营的同时，明帝国内部依然暗流涌动，魏忠贤的政治黑手党逐渐成形，大批东林党人被罢官、整治，一时间朝堂上下黑白颠倒。
天启二年王化贞和熊廷弼大败之后，明政府派王在晋主政辽东，这是一位以胆小著称的愚蠢官员。他到达辽东之后，立刻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主张放弃关外，把关外防务全部交给蒙古人，而自己则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筑重关，设兵驻守，坐此观望。
王在晋的消极防御措施实际上是把辽东的边防完全交给了蒙古人，希望蒙古人能挡在前面，而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这种想法是极度愚蠢和幼稚的，因此遭到部将袁崇焕等人的坚决反对。特别是文官出身的袁崇焕性格刚烈，从小根深蒂固的忠君报国思想，让他时刻都不敢放松警惕，如今军事主官提出了这样的浑蛋逻辑，他自然也不会有明哲保身的想法。在他看来，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宁远在山海关东，广宁之西，地当要冲，主张在此筑城，修山海关的屏障。于是立即提出：“予我兵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袁崇焕这种极端的做法，虽然让王在晋觉得很没面子，但却得到了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
就在辽东守备将帅相争的时候，木匠皇帝朱由校任命孙承宗兼东阁大学士，督山海、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亲主辽事。“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尤其重要的是，孙承宗到任之后开始重用能臣袁崇焕和猛将满桂，这对遏制后金的进攻，起了很大的作用。
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接着做了福建邵武的县官。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袁崇焕做得却是有板有眼，不光民誉颇佳，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