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设在狸穴的苏联占领军总司令部的看法与此不同。军事部长本科夫斯基少将认为，构成日本人民政府主体的日本共产党完全没有军事常识和治军能力，还根本不拥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并对此感到惊讶。他说：“既然共产党几乎没有治军的能力，那么就只好在清除自卫队的反动分子以后，重建自卫队，使其成为日本人民政府的防卫力量。但是，需要新建一支公安部队，这支部队由思想纯洁的分子组成，它的作用在于监视新人民军（即原来的自卫队。”
本科夫斯基少将知道，在俄国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苏联共产党）已经掌握了营建制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设在各个工厂，每个营有几百人。这些武装力量成了十月革命的起爆剂，成了打倒帝俄的力量。
本科夫斯基少将说，“相反，日本共产党怎么样呢？治军能力完全等于零。这怎么能保卫新生的人民政府？苏联军队忙于应付中苏战争，根本不能腾出力量来保卫日本和人民政府。”
国防部长上畑最后不得不妥协。他说：“只好如此了。我们同意在清除反动公子的前提条件下让旧自卫队继续存在。但是，请准许由我们共产党推荐的人另外组成一支公安部队，负责监视人民军。”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凡是极权主义政府都在庞大的正规军之外，另建立一支党直接控制的治安部队或公安部队。这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因为，害怕军队背叛党和政府，需要经常监视军队。纳粹德国的近卫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队和苏联的克格勃等等都是实例。而且，这些部队是直属于国家权力的中枢机构党中央领导，独立于政府控制的正规军之外的。因为在极权主义国家，党是权力的根源，政府只不过是在其指挥下的唯命是从的机构而已。
仿效苏联的克格勃成立的日本公安部队也是原样照搬。公安部队的指挥权不在上畑国防部长手里，而是置于共产党的军事部长直接指挥之下的。公安部队的官兵在意识形态方面全都是纯粹的马列主义者，穿的服装类似苏联克格勃分子的制服。
在部分军官当中，嘴上虽然不说，但是心里却怀有这样的不满：“没有必要对苏联的作法崇拜到这种地步。”
公安部队的第一支部队是在东京西郊的立川基地建立的。过去这里是陆上自卫队东部航空方面队的驻地。现在，这支部队已改名为人民军第一直升飞机大队，调到富士山山脚下去了。
立川的公安部队的正式名称叫第一公安管区队。前《赤旗报》记者立木元是在日本被占领三周后进入立川基地的大门的。立木今年三十六岁，他接到了参加公安部队的命令，到立川基地后马上被任命为少校。对他来说，转到这样一个部门工作是很突然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立木终于下定了决心：“现在是历史的大动荡时期，只能忠实地执行党的命令。”
共产党人事局任命他为公安部队的军官的原因是极其单纯的。这就是认为立木在《赤旗报》政治部任职期问，曾经负责报道了三年防卫问题，多少有点军事知识，还了解自卫队的内部情况。
立川基地的第一管区公安部队，与其说是部队，毋宁说是学校更为确切。为了在短期内大量培养日本的克格勃军官，作了一切努力。教官全是苏联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
立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极为惊讶，他说：“苏联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大批的会流利地讲日本话的克格勃军官啊！”。他一方面钦佩苏联用意周到，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感到有某种恐惧。尽管如此，把自己确定为献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木，却毫不犹豫地积极地接受了克格勃所准备好了的教育课程。
教育采取短期训练班的形式，为期三个月。在训练期间，即使星期六也不准在营外住宿。成天忙于预习、复习、自习，根本没有空闲于别的。对立木来说，最初许多事情都是唯命是听的。名称即使改成了人民军，前身还是旧自卫队。怎样才能做到完善的监视呢？
克格勃派来的教官在回答问题时，不论是谁，都是一个调子，一个劲地强调说：“公安部队的军官在派遣到所属的部队后，必须时刻记住并监视下述事项：人民军队的人事和预算等大的方面自不待言，还要监视部队内的日常教育和训练，特别是指挥官对部下的指示、准假的方式、人民军指挥官是否同军队外的反动分子保持联系、是否真心忠于人底政府……”
有一天，立木为好奇心所驱使向克格勃军官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在苏联本国也这么搞吗？”
克格勃军官冷淡地回答说：“你完全没有必要对苏联国内的实际情况感兴趣。”
从那以后，立木决定再也不提这类问题。在两周左右的时间内结束了关于一般理论的学习。尔后就是训练监视人民军的具体办法。就是开始进行实践教育。例如电话的窃听和记录、邮检．人民军（旧自卫队）军官外出时的盯梢、贿赂家属告密、起草对部下讲话的要点、武器弹药库的管理方法等等。特别是武器弹药库，在各个基地都是由公安部队的军官直接管理的。这是因为害怕人民军万一发生叛乱。还有，要检查人民军官名外出演习时移交武器的方式，清点总数，清点演习结束时回到部队时的武器和数量，学习内容繁琐的很。
盯梢也进行了实际训练。
在到立川车站以前，教官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慢慢地走。立木躲躲闪闪地跟在他后面走，两人一直保持二十米的距离。教官身高一米八五，从远处一眼就可以看见他。这位教官在立川东战买了车票，乘上再中央线上跑的国营电车。在这以后，立木呆在邻近的另一车厢，隔着玻璃继续监视着教官。
立木想：“这样座到新宿，盯梢还是很轻松的。”
当他这样想到时候，电车就要从吉祥寺东站发车了，在要关车门的那一刹那间，这位克格勃教官摇动着巨大的身躯，从即将关闭的车门迅速地跳到站台上，转眼之间下了出站口的台阶，消失了。立木却被抛弃在奔驰的电车上。
立木垂头丧气地回到基地。那位克格勃教官严肃地对他说：“立木同志！你知道盯梢的难处了吧？没有比东京这样混乱的地方更容易抛尾巴了。稍一疏忽就会完不成任务。”
经过多次盯梢训练后，立木的能力突飞猛进。最后，在一次教官去大阪时，他的盯梢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在结束训练阶段内，要学习起草提交公安部队司令部的关于监视人民军的报告的要领。要求详细地逐一报告人民军部队指挥官的思想，日常活动，同外界的接触情况等等。立木原来是新闻记者，这种职业使他在写报告时觉得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克格勃教官表扬了他的模拟试卷，说：“到底是在《赤旗报》干过的记者，写得很好。”立木第一次受到苏联教官表扬。
教官让写一份关于人民军的军事演习和日常训练内容的详细报告。这使立木有点为难，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有一次，立木等公安部队的学生全部被带到富士山麓，参观人民军的排建制的演习，并让写一份关于这次演习的报告。他费了好大劲才写出来，但教官给的分数却很严。教官说：“立木同志！你写的报告简直象是关于运动会的报告。人民军的战斗力比预料的要强。你不了解步枪手和机枪手交互进行火力支援，并巧妙利用地形前进的情况吧？我们苏联军队在高田平原那次战斗中也被这种打法打得够呛。”
立木听后无言可对。尽管如此，他在入学三个月后还是以“优秀的成绩”从立川公安部队学校毕业了。
由于克格勃教官的推荐，他被分配到人民军的最重要的都队即负责保卫首都治安的驻布谷兵营的人民军的团内工作。
在过去，布谷是陆上台卫队第一师第三十六步兵团的驻地。如果再追朔一下历史，这块土地还是大有来头的。这儿是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明治政府建立其直属的第一支军队（御林军）的地方。现在这里挂的牌子是人民军第一０一师第六团。团长是根本中校。在东军占领日本后，他曾一度下决心要写辞呈。这是因为，他感到同在苏联的军事支持下建立的日本人民政府合不来，另外对战败又有一种负疚之感。但是，转业又不成，于是出于赡养家属的目的，而想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干些尽量与政治无关的事。这种职业意识促使他决定不再提出辞职。
根本中校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在布谷步兵团工作，是大约一个月前，才从广岛县海田市十三师司令部转来的。到任时，部队正在按苏式进行改编和装备。对他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多年来一道希望恢复军人的旧称呼，即由三佐改为少校、二佐改为中校，但是在保守党执政时始终没有实现，而在苏联占领下成立的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却终于实现了。
根本中校上任后，按照国防部长的命令，为把部队改编成苏式编制忙得不可开交。旧陆上自卫队的编制是，约二百一十人组成一个步兵连，四个步兵连组成一个步兵团。苏式编制是，一个连由大约一百人组成，还不够自卫队编制的半数。可是，却由三个连组成一个步兵营。三个营组成一个步兵团。这种编制在自卫队时期是没有过的。苏联占领军总司令德米特洛夫大将认为，采取与苏联一样的编制，便于进行联合演习。二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天气微寒，被委任为公安部队少校的立木到布谷第六团上任。和他一起去的还有八个人，都是他的部下，他们的任务是以政治军官的身份监视人民军。立木向根本团长问候后就马上投入工作了。立木少校的办公室就在团长办公室的隔壁。
根本团长满脑子想，“预料的事终于发生了。这样我要做一辈子笼中鸟了。“他表面上装得很冷静，埋头于按苏式改编部队。
立木少校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检查这次改编工作，调查整个团的军官的思想，了解他们的日常活动。上任一周后，立木少校就向公安部队司令部提出了第一份报告。报告中写道，“尽管有困难，但本第六团改编成苏式师的工作在顺利进行，部队中没有不稳的气氛。“
这种情况和全国其他部队相似。
立木少校想起了克格勃教官授课时的教导，对任何事都要怀疑一下。他自言自语地说，“过分平静了。背后正在酝酿着什么吧。”
公安部队徒有部队其名，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兵力。治安部队是轻装备，但是，兵力也只有三万人。从实力来说，根本此不上过去的自卫队和现在的人民军。但是，公安部队比人民军有权。它是直属于权力中枢共产党的军事部领导的。公安部队的军官，只要想干，什么事都能干成。公安部队军官的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其特权监视人民军的。立木对公安部队有了新的认识。
在这个狭小的布谷驻地有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军人。一类是以根本中校为首的人民军军官，这些人想在政治动荡的形势下始终当一个职业军人；另一类是立木少校为首的政治军官，他们是宣誓忠于共产党，以监视人民军为主要任务的。立木少校对根本中校回家后的私生活感兴趣。他想：
“他是一个能控制感情热心工作的人，他回家后究竟干什么？”
以前担任新闻记者时养成的那种喜欢探听消息的职业意识也起了作用。立木为了监视根本中校回家后的活动，决定收买他的妻子。立木用答应多分些粮票的办法成功地收买了根本中校的妻子。根本中校的妻子佳江担心三个孩子由于缺粮而挨饿，便同意将丈夫回家后的活动悄悄地报告给立木少校。她由于作出了这样的许诺，可以额外领到三公斤肉票。现在生活很困难，即使有钱没有票证也买不到粮食。
三天以后，根本的妻子用公共电话同立木少校进行了联系。她报告说：“我男人昨晚看书，看得很晚。他看的是一本谈论八十年代美中关系的英文书。我的英文不好，不了解书中写的内容。”
她说完后挂上了电话。她很难过，讲到最后，已经是含泪欲哭的声音。虽说是为三个孩子着想，但背叛丈夫的内疚是无法控制的。
次日，在团的军官食堂里，立木和根本坐在一起，小声地说，“还是不看有关中国的书好，特别是用英文写的书。”
根本中枝在听到这话的一瞬间，觉得脊背都有些发凉。一种忿怒和恐怖掠过他的脑际，他想：“这个家伙为了调查我的私生活，连家属也收买了？”
在全国各地的人民军军官的家庭都发生过这类事。德米特洛夫将军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