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小丽丽点了大虾，我知道她非常喜欢吃虾。吴和只点了鸡腿和一个素菜，别看他懂古汉语，但在吃的方面远不如他的女儿有中国味儿。小丽丽特别能喝酒，我问她喜欢喝什么酒，她说五粮液非常好。于是又要了一瓶五粮液，大家便吃喝起来。
我不知怎么又想起了瓦哈洛娃，想起我们在一起时的情形，想起她起早贪黑地在外面挣钱，华人嫌她“黑”，都叫她黑人领袖，也有称她为温妮…；曼德拉的。得病前，她刚刚在布拉格黄金地段买了一座GardenHouse，在此之前她已经买了两处公寓了。没有瓦哈洛娃，吴和和小丽丽根本不可能活得如此滋润。
望着没有一点忧伤、又吃又喝、谈笑风生的父女俩，我心里突然沉重起来。
吴霞精明干练，小玉虽然有点儿懒，但人老实。大包儿滚不成以后，两人在布拉格从练摊儿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往前走，还真赚了不少钱。按说不错了，但吴霞心高。她不甘心永远批别人的货靠拼缝儿挣钱，她日夜都想自己过大货当老板赚大钱。以前没钱，也就是瞎想。如今有钱了，她就琢磨着付诸行动。
她瞅准了最能赚钱的皮夹克。
捷克人都爱穿皮夹克，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冬夏春秋。因为捷克并没有太热的时候，就算是盛夏，一早一晚也挺凉。中国人发皮夹克的并不多，原因是货值太高。一个20尺小货柜装5000件皮夹克，再便宜也得有100万人民币的本钱。可话又说回来，挣钱也挣得邪虎：批发价每件至少得在1200克郎，正好也赚100万人民币。
吴霞想：要做就做大的，本钱多，可利润还大呢！她算算这几年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也有差不多七八万美金了。她就把这想法儿跟小玉说了，小玉说咱俩的事从来还不是你当家？你看着好就做吧。可有一条，你还差不少钱呢，怎么弄？
吴霞说钱我想办法。
她飞回北京。
也不用往远走，北京郊区就住着一帮一帮的浙江农民，尽是缝制皮衣的，北京人干脆就叫他们“浙皮子”，把他们聚居的地方叫“浙江村”。吴霞打听到地方，独自驾车前往，与“浙皮子”们经过艰苦地讨价还价，最终把价格锁定在180元人民币一件。“浙皮子”们送她出来，一个个拉着脸，说幸亏客户不都是你这样的，否则我们死掉算了！
吴霞听着挺得意。
钱不够，她就找熟人借，许以高利。她这人信誉好，钱数又不太大，几天就借齐了。她把自己带的钱连同借的钱都交给一个好朋友，让他听信儿付款。
她带着样品飞回布拉格，找客户一看，都说好。她心里有了底，一个电话打回去，让“浙皮子”们立刻生产。
一个月功夫，“浙皮子”打来电话，说全部做好，请她派人验货付款。她急忙给朋友打电话，着他速去验货。朋友去了，说跟样品完全一样。吴霞便让他付款，安排海运。
货到了，吴霞带着小玉高高兴兴去海关清关提货，待运到仓库打开一看，傻了。
而且，全都是用再生皮制成，手指头轻轻一戳就一个窟窿。
吴霞几乎晕倒。
她当下给朋友打去电话，讲明了情况，让他火速赶往浙江村，逮住这帮狡猾的“浙皮子”。
朋友去了，给她生产皮夹克的这个浙江作坊早已人去屋空。
她结结实实的吃了个瘪子。
上当了，赔血本了，可还得强打着精神活呀。血本无归，债台高筑，几年辛苦毁于一旦，她心如刀绞，可在小玉面前还不敢露出来——她是他的主心骨呀。
伪劣皮夹克胡乱卖了，手里又捏着一点钱。吴霞知道，这可是翻本儿的最后资本了！
她又开始苦苦琢磨。
本钱不多，要是按常规过大路货，没个五六年捞不回损失。等不起，没时间等。可过什么俏货才能有可观的利润呢？
对，过胸罩！
上次回国办货，她专门去了几次雅宝路市场，那五颜六色型状各异的胸罩确实吸引了她。她在那展台前驻足良久，想买几个，可又没用──她胸脯平平，跟男人无异。但她还是记住了批发价格：2，5元人民币一个。她知道捷克胸罩的零售价，没有低于120克郎的，按当时的比价，相当于40元人民币。一个40尺货柜大概能装20万个，加上运费、保险、关税，也超不过15万元人民币。也不要批很高，就定在50克郎，也就是十二三元人民币，算算能赚多少钱？跟投入比简直是天文数字嘛！她愈想愈激动，再次飞回北京。
找到厂家，她这次总结了教训，不再一味地讨价还价，而是坚决强调质量。她不但把朋友找来，还把朋友的太太也一块儿找来，嘱咐说：“这次是我翻本儿的最后行动，请你千万费心受累，一定要和这样品一模一样才能付款。”朋友听了不乐意了，说上次也是一模一样的，是“浙皮子”中途调了包儿。吴霞说上次咱们不说了，说这次。看见这样品了吗？比一般的大，是我特意让他们做的，欧洲女人胸脯特大。比这小的一概不要，懂了吗？这回我算你们一股，等着分钱吧。嗨嗨嗨，跟你说话呢！
那朋友正在细心研究手中的胸罩，问吴霞：“捷克女人有这么大？啧啧啧，真不得了。”
他太太劈手夺过胸罩，说：“瞧你那点德性，奶牛比这也大，你去那儿啧啧吧。”
胸罩如期运到，质量无可挑剔，花色品种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吴霞大喜，忙和小玉开车把胸罩送到各个熟人的店里试销。店主们看了也很喜欢，说销两天看看，如果好就大批买断。
消息很快反馈回来：来试的很多，买下的极少。吴霞惊问：“为什么？”回答说穿不上。吴霞心想不对吧？她已经加大了很多呀！急忙和小玉赶到店里，原来吴霞只注意到欧洲女人乳房大，把两个兜兜加大了，却忽略了欧洲女人的肩背也宽，兜兜虽然够了，可是扣不上。
吴霞又傻眼了。
小玉也急了，说：“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自己没什么偏做什么。”
一听小玉竟说出这话，吴霞的眼泪哗哗落下。
他们重新开始了练摊儿生涯。
要说过得舒心，还是要属侯玉花。
神经刘能干又听话，除了喋喋不休以外，也挑不出多大的毛病。他们两个的分工是女主外，男主内。但凡外面的事，哪怕是一双袜子破了要降价，也得侯玉花点头；而屋里的事，像煮饭刷碗洗衣扫地擦桌子……侯玉花一概不管，当然也不干，听由神经刘全权处理。
有了权力就要行使，神经刘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随心所欲地处理内务。首先为了方便搬家去掉了床，两个床垫子铺在地板上简直比日本人的榻榻米还舒服；其次天天几乎都要喝猪蹄子和花生米煮的汤，以至于后来侯玉花只要一看见猪蹄子就要呕吐；再次是只要一回家神经刘便打开录音机听评弹，那种娇嗲柔媚的吴侬软语是不折不扣的靡靡之音，侯玉花听得浑身难受，而神经刘则舒服的摇头晃脑。他本来要在汽车里也听评弹的，被侯玉花严厉地制止——“我主外！”侯玉花大声提醒他。
我曾经问过侯玉花，神经刘做的上海菜是否可口？
她一本正经地说：“不是人吃的味儿。”
我相信侯玉花的话，首先因为她没有幽默感，其次我也亲眼看见过神经刘为侯玉花如何准备晚饭。那是一个下午，我和汪虹去他们家玩儿，侯玉花出去了，只有神经刘一个人在摇头晃脑地听评弹。见我进来，挺高兴，便关了录音机，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整整一个钟头，我愣没插上一句嘴。看着他那口沫横飞的样子，我琢磨不知道什么地方能买到哑药？
趁他换气儿的时候，我说小刘你呆着吧，我们要走了。说着就起身。
神经刘哪儿舍得让我们走啊，赶紧说：“别走别走，晚饭我做红豆沙给你们吃。我自己做的，又糯又甜，清凉去火，你们谁牙疼？吃了包你好。田力你疼吗？不疼？汪虹你疼吗？不疼？”
我说我们谁的牙也不疼，再说了，牙疼我们吃药。
他说：“牙不疼也不要走，你们先看看我做的红豆沙，看一眼就馋了，我保证。好不好，看一眼？”
他几乎在恳求了。
我说好吧好吧，看一眼。
他高兴了，带我们走进脏乱不堪的厨房，揭开一个锅盖骄傲地说：“看吧，怎么样？”
我先闻到一种怪味儿，再一看，哪里有什么红豆沙，是绿糊糊的一片。
汪虹比我先看明白了，说：“呀！呀！小刘，你的红豆沙长绿毛了！真恶心，快倒了吧！”
神经刘低头一看，又用手扒拉扒拉，说：“咦，真的耶！天太热了。不过没关系，把绿毛刮掉就好了。”说着便伸手去刮，连手也不洗。
汪虹认真，吃惊地说：“你还要吃吗？会吃死人的！”
神经刘一边刮绿毛一边说：“哪有的事，侯玉花最爱吃了。”
他们的同居在布拉格堪称典范，所有费用——房租、汽油、手纸、三餐，两人分担；自然，练摊儿的利润也是两人平分。谁也别吃亏，谁也别占便宜。有一年侯玉花回国上了一柜健美裤，回布拉格后她对我说，神经刘把他自己在布拉格这两个月的费用加大了。
“孙子，不老实。”侯玉花说。
我说那你怎么办？
她说：“我每条健美裤加十个克郎，看谁能治了谁。”
如今，在捷克的中国人已经不多了，但还能看见侯玉花和神经刘开着装满了货，顶上绑着练摊儿用的铁架子的破车，在布拉格附近的公路上飞驰。
黄文玉以旅游者的身份获得了美国签证，是老申帮她签的。如今她黑在西海岸一个中国人的农场里。许多原先在捷克的上海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陆续获得了美国签证，他们逐渐聚在一起。我相信，杀人越货的事件很快就会发生。
老申回到了中国，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收入，靠老婆养着。烟瘾依然很大，说话依然啰嗦，他经常给左邻右舍讲述欧洲故事，害得大家纷纷要凑钱跟他出去跑单帮。直到给老婆痛骂了一回，并威胁要停掉他的伙食费，他才不敢再乱讲了。只是眼睛经常直勾勾地望着白云深处，心中思念着那位上海丑姑娘。
唐静姝带着己呈老态的西门大官人也离开了布拉格。没人知道她去哪儿了，但她没有回国。
西门大官人也没有回国，他太太曾向我打听他的下落，我只能把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情形告诉她。
我在巴黎又遇到了卢曦，确切地说是又感到了卢曦，或者说是卢曦遇到了我。我和朋友来巴黎游玩，晚上在十三区一家中餐馆里吃饭。菜挺地道，餐馆装修得也满有品味。吃饭的时候，我看见几个人从包厢里出来，其中有一位个子高高身材窈窕的中国女子，穿着一袭紫红色金丝绒旗袍，肩上披一件华贵的土耳其大披肩，环佩叮咚的走在前面。她缓缓地向这边瞥了一眼，然后走到门口。
门童恭敬地为她开门。
她俯在门童耳边说了几句话，只见门童不住地点头。
看不见脸，但那身材似乎有点熟。
吃罢饭结账时，领班客气地说有人已经为我们结过了。
我吃了一惊，在巴黎我没有到这份儿的朋友呀？便问：“是不是搞错了？谁替我结的？”
领班笑着说：“没有错，是Helen小姐为先生结的。”
我更懵了，“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
领班为我的无知而惊讶，“先生您怎么会不知道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她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裁，经营着好几家餐馆和旅馆，我们这家餐馆也有她的股份。”
“但是她为什么要给我买单呢？”我问。
领班耸耸肩，一副欧洲人的样子。
我心里忽然一动，问领班：“是不是刚才走出去的那位穿旗袍的小姐？”
“对呀。”
“江苏人？”
“对呀。”
我笑了。
朋友问是什么人？
“一个多年以前的朋友。”我淡淡地说。
辛佩瑶真的带着妈妈和纳纳去了科特迪瓦。她们没有去首都，而是去了非洲著名的旅游城市阿比让。
那天，我正在去德累斯顿的路上，接到了她从遥远的西非打来的电话。我把车停下，专心听她讲话。她告诉我她们三口儿一切都好，科特迪瓦人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敬，没有一点点歧视，心情舒畅极了。这里生活指数很低，她们租了一个大HOUSE，每个月才200美金。还雇了一个黑女人做佣人，能干得要命，什么都替你做，一天到晚不闲着，每个月才5美金。唯一不便的是语言，这里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法语是官方语言，人人都会讲，但英语就很少有人懂。这里与欧洲的不同还表现在贫富悬殊上，城里的富人区跟欧洲城市绝无二致，车水马龙，纸醉金迷。夜总会、卡西诺、妓院栉比鳞次……但城郊的贫民区就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了，人们住在低矮的没有卫生设备的小房子里，连电都没有，家家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