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中央苏区后曾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双方谈判进行了数日，协议条款已拟定。
到了这个份上，博古等人仍然对十九路军表示怀疑。在中央讨论条款时，
发生了争论。
博古说：“哪有猫儿不吃腥，哪有军阀不反革命。十九路军过去是我们
的敌人，今天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真正的朋友。”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左”倾关门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反，极力主
张与十九路军合作，抗日反蒋。
毛泽东提出，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和对国民党
军队会起到重大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们有
利的作用。
毛泽东的意见，在争论中得到大多数人支持。
博古终于同意与十九路军签订协定。但他解释道，与蔡廷锴联合，仅仅
是为了“在群众面前证明苏维埃红军忠实于自己的宣言，借以揭破十九路军
的真实面目”。
1933 年10 月26 日，潘汉年与徐名鸿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初步协定》共十一条：
（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如附件），在该
线不得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
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
动（各民族抗日反帝团体及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
罢工之自由）。
（五）在初步协定签订看，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
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
（六）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驻，应由双方政府负责，保护
该代表等人员之一切安全。
（七）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由各驻代表要求签发互照通行证，双方
负保护安全之责。
（八）本协定在福建及十九路军方面反日反蒋军事布置完成前，双方对
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协定公布经得双方同意。
（九）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时间，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
协定。
（十）双方贸易关系，应依互助互惠之原则另定商业条约。
（十一）本协定在双方全权代表签订草约后即发生效力，正式协定共计
两份，经双方政府军事机关正式负责人签名盖章后，各执一份执照。
这个协定，对蔡廷锴来说，并未实现其意图。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中共中央代表具体和徐商谈，主要谈判闽西苏维埃区与闽西善后处（即
闽西善后委员会）双方划界而治的问题。我希望徐名鸿谈判十九路军和红军
共同抗日反蒋大计，能与红军取得一致意见。惟中共代表人对我们的意图不
够了解，却很少谈到这些问题（和红
军没有达到攻守同盟，是“闽变”迅速失败原因之一）。于是10 月间草
草订立一个临时划界协定。
根据《初步协定》，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黄火青为秘书驻榕。
黄火青住医院一个星期，潘汉年不能久等，与徐名鸿、陈公培先行。因
为蔡廷锴来电催徐名鸿速回福州筹备举事事宜，陈小航留下来在古田等黄火
青。
为了便于秘密工作，潘汉年让黄火青改用化名——黄一青。临行前，中
央局秘书长邓颖超交给了他电报密码，并教以使用方法和如何写密信。
黄火青是独自一人上路的。队瑞金经福建新泉到上杭。黄火青靠两条腿
走了两天才到古田。在古田，他找到了陈小航。那段日子，黄火青与陈小航
来往较多，比较熟悉。但一直到将近五十年后的1982 年冬天，才知道他就是
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罗稷南。
赶了两天路，黄火青着实累了。他到古田后一觉睡到大天亮。起床时，
陈小航要他看看身后。黄火青一回头，墙上写着四个大字：“消灭共匪。”
两人哈哈大笑。
几天后，黄火青赶到福州，找到了十九路军司令部，同潘汉年住在一块
儿。
草签了《初步协定》，十九路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加紧策动福建事变，
终于1933 年11 月20 日举事。
福建政府成立的第二天，潘汉年代表瑞金苏维埃政府，徐名鸿代表福建
政府正式签订了《抗日反蒋停战协定》。
福建事变反响甚大，震惊中外。潘汉年及时地通过十九路军电台，向瑞
金发了两份电报。
中央回电，要潘、黄二人回去一人详细汇报。十九路军迫切需要与红军
合作。福建政府一成立，蔡廷锴即致电瑞金，要求红军派一个军事代表驻福
州。
中央决定，派张云逸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军事全权代表驻福州。
张云逸，海南文昌人，曾与邓小平等领导左右江起义，任红七军军长。
1930 年率部进入江西苏区，与湘赣红军会师。曾任湘赣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
谋长，红三军团第七军参谋长，江西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
革军委副参谋长，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等职。他早年和李宗
仁、白崇禧同在桂军，和西南部队都有关系，与福建军人也相当熟悉。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方方随同张云逸抵榕，与福建人民政府订龙省省
长和汀龙省政府秘书长陈小航，根据《初步协定》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
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基本解决了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而达福建沿海
的通道，打破了蒋介石的经济封锁。
十九路军有飞机，福州有机场。博古说，我们也要有飞机。于是，由周
恩来负责，在瑞金修建了飞机场。
中共中央委托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赖祖烈去福州买飞机。他带着百
余两金子乘汽车去福州，不料在泉州境内被土匪抢劫一空。赖祖烈后来受到
严重处分。
瑞金与福建政府的交通打开后，开始了经贸交流。
毛泽民可谓中央政府的理财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就是他一手筹建起来
的，并任行长。赣南有丰富的稀有金属——钨砂。毛泽民领导开发钨砂资源，
任中央政府钨砂公司总经理。
赖祖烈以“中华商业总公司”总经理身份，与副总经理刘秉奎等人，去
龙岩与徐名鸿、陈小航商谈贸易。苏区用钨矿石、樟脑油、毛边纸同福建政
府交换食盐、煤油、西药、布匹等。
除了两个政府间官方贸易外，老百姓和商人的贸易也十分频繁，通商集
市颇为热闹。
罗明在中央党校学习后，担任了中央党校教育处处长。由于他长期在福
建省担任领导工作，对福建地下工作也很熟悉。福建事变后，他再度出山，
被派往福州，执行两项任务：其一，与我党驻榕代
表联络；其二，恢复发展地方组织的工作。
潘汉年、张云逸、黄火青，与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陈铭枢、李济琛、蒋
光鼐、蔡廷锴等，就政治、军事、外交、贸易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
罗明组织我党在福建的地下党员陈昭礼、龚饮冰、靖任秋、何奋、邓拓
等人，分别在福建人民政府里或公开或秘密地开展工作。
在罗明尚未到福州时，当地党组织还是提“反蒋蔡，反福建人民政府”
口号。罗明抵榕，即刻召集福州、厦门两中心市委负责人会议，传达党中央
对“闽变”的指示，并对今后的地方工作做了布置：
（1）利用“闽变”时机，开展抗日、反蒋的宣传活动；
（2）注意秘密活动与公开活动相结合，不要将地下组织全部公开；
（3）目前首要任务是争取在押政治犯的释放。
于是，在中共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高等法院和闽侯地方法院，根据
《初步协定》第三条精神，于12 月4 日、5 日、7 日分别释放了在押政治犯，
其中有我地下党员马立峰、范式人、蔡明善、杨赫光等。
罗明不仅协助地下党安排这些出狱同志的工作，而且推动地下党开展支
持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活动。
福州中心市委于12 月16 日收到中央10 月30 日的来信。
信中指出：“我们党在福建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总方针，应该是一方面
尽可能地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
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
又指出：“我们要无情地反对‘左’倾关门主义。”
根据中央来信指示的精神，福州中心市委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
福州分会”，以“远东反帝非战反法西斯同盟福州分会”的名义，公开活动，
并在公开发行的《反帝新闻》等刊物上发表《为号
召广大民众建立反帝非战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宣言》，提出八条纲须，
福建人民政府机关《人民日报》和《国光报》曾全文转载此《宣言》。
福建人民政府知道“非战会”是我党的外围组织，但他们依照《初步协
定》第四条的规定，允许其公开进行活动，而且还邀请其负责人到他们的中
国青年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去做报告，并参加他们外围组织的核心成员会
议。
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充分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来宣传抗日救国，使福
州群众性的反日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公共汽车抗日反帝同盟会，
凤岗农民抗日会，甘蔗农民反日会，福建学院检查日货会等组织，并都展开
了公开的活动。
福建政府独树一帜，更改民国年号
鼓山会议，“闽变”的头一天，决策层还在进行要不要“举事”的争论，
而且十分激烈尖锐。
李济深、陈铭枢等十九路军的老前辈，与蒋介石积怨甚深，迫不及待地
要尽快举起反蒋的旗帜；十九路军实权在握的蔡廷锴，则以为时机尚不成熟，
草草行事，恐难成功，主张推迟举事。
蔡廷锴的意图，被李、陈误解，以为他想打退堂鼓。因为蔡从上海调福
建，委员长“十分器重”他。
造成十九路军内部矛盾与隔阂，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蒋介
石“抬举”蔡廷锴，排挤打击陈铭枢、蒋光鼐。
十九路军的旗号，是在1930 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树起的。它的根底是广
东国民政府时期的粤军第一师。后来，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
下辖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第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第二十
九团团长范汉杰，第三十团团长戴戟）和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
北伐战争中，第四军战功卓著，把吴佩孚打得连连败退，受到北伐军总
司令蒋介石的多次嘉奖。
1930 年中原大战，蒋光鼐，蔡廷锴第一次打出十九路军旗号，为蒋介石
力挫阎、冯于山东、天津战场，立下汗马功劳。
在十九路军，若论资排辈，当依次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1920 年
陈铭枢在粤军当营长时，蔡是其部下一个排长。十多年的战争风云，其三人
在十九路军中形成一种格局：陈铭枢主政治，蒋光鼐主运筹，蔡廷锴主督战。
陈铭枢倚老卖老，与蔡廷锴产生了矛盾。
蔡廷锴在回忆他与陈铭枢的关系时说：
陈长期以家长自居，把军队看做私人资本，领袖欲强，野心勃勃，不体
念官兵牺牲奋斗的艰难，多疑善变，遇事投机，总想侥幸地孤注一掷。这些
是非、成败、利害上我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也彼此有隔阂，不如我和
蒋光鼐做到鱼水相依，同甘共苦。在闽变过程中，如不是蒋光鼐从中调解就
搞不起来。
福建事变，陈铭枢是首领。他之所以急于举事，是因为陈蒋矛盾太深。
陈铭枢开始是拥蒋的，并积极参与替蒋介石打内战，树立与巩固蒋介石
的统治地位，但后来却成了反蒋的急先锋。
从1927 年宁汉分裂，到1932 年宁汉由分裂到合作，陈铭枢是拥护蒋介
石的。如果说，一二八抗日是十九路军队拥蒋到反蒋的分水岭的话，那么陈
铭枢的分水岭也如此。
一二八抗战前后，陈铭枢曾一度代理行政院长，孙科组阁时，又任副院
长兼交通部长。他利用十九路军及结交一些进步文人为政治资本，提出停止
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多少有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争夺权力的野心。因此，
不容于蒋、汪政权，被迫愤而出走。
出国后，陈受到苏联政府礼待，研究了苏联政治制度，懂得了一些劳动
人民当家做主的道理，同时受欧洲当时反法西斯人民阵
线运动启发，1933 年6、7 月间回到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