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无恙地进入中央苏区，并在瑞金担任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
周恩来选潘、何二人为谈判代表，调钱负责通信工作，足可看出此次谈
判的重要性和秘密性。
周恩来还亲自起草了复电。电文除催促对方对朱德信中提出的五个协商
条件迅即予以答复，以便红军依此根据准备协商外，还建议将谈判地点由广
州改在寻乌。
陈济棠复电：同意在寻乌会谈。
周恩来旋即召来何长工、潘汉年，并当面交待了谈判任务。他说：“陈
济棠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
矛盾。朱德同志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
与陈谈判。对方的代表是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
是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任寰。”
接着，周恩来又郑重地说：这是中央给你们的重任，望你们沉着勇敢，
见机而作。”
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亦嘱咐道：“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
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10 月6 日，何、潘等人经过一番准备后，带着朱德亲笔署名的介绍信，
肩负和粤军代表秘密谈判的重大使命，骑马上路了。
周恩来的电报暗语：“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10 月7 日，一队人马从红区进入白区，驰至赤白交界地——
筠门岭。
为首的，便是何长工与潘汉年。
筠门岭，属会昌县的一个小镇，扼会昌南部咽喉，东南西三面贡水围绕，
水流湍急，河的南岸高山环抱，足为屏障，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乃兵家必争
之地，又有“铁门岭”之称。
陈济棠独一师二旅旅长严应鱼早已令其心腹、旅特务连连长严真率部下
及四名轿夫，两顶轿子在此迎候。
何长工、潘汉年一来，严连长就悄悄地说：“何先生，我们听到和看到
了红军关于团结抗日的宣传，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
人打中国人。我们欢迎何、潘先生前来会谈。”何、潘二人坐上轿子，由特
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哨岗盘问，严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
喝令哨兵退去。轿夫一路跋涉，两顶轿子顺利通过哨卡，被抬到离筠门岭四
十里地的罗塘镇，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门前停下了。轿中出来的何、潘
二人，都是一身西装，一副墨镜，一顶草编礼帽，一副阔少爷派头。
粤军代表扬幼敏、李宗盛早就恭候在屋前。
双方见面，握手，互致问候。
礼毕，潘汉年递给杨幼敏一封朱德亲笔信：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代表幼敏、宗盛两先
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
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10 月5 日
信中的“潘健行”，就是潘汉年。
一年前，潘汉年曾受毛泽东、洛甫之命，和吴亮平一起与十九路军秘密
谈判，签订联合反蒋抗日的协定。蒋光鼐、蔡延锴希望共产党支持他们。遗
憾的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既不懂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一切可能
争取的同盟者，又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顾问的指令。当首席军事顾问曼弗雷
德·施特恩表示反对时，便失信违约，坐失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战机，使
得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之后，得以从容地调转枪口，重新集中力
量进攻中共根据地，造成现在这种危机的局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次谈判能否成功，潘汉年心里在默默地祈祷着：
但愿不虚此行。
第二天，谈判在何长工、潘汉年住的小洋楼二楼一间不大的会议室进行。
旅长严应鱼深知事关重大，专门派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负责接
待和保卫工作。为了加强警卫，严旅长还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上了与自己最
亲近的客家子弟。
谈判在秘密而紧张地进行着。何长工、潘汉年遵照周恩来、朱德的指示，
沉着勇敢，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陈济棠的代表就停
止作战、解除封锁、恢复贸易、恢复通讯联络、互通情报及抗日反蒋等事项
都进行了反复商谈，双方都各自提出了建议和条件。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
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西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
用陈部护照。
当谈判进入到逐条确定时，周恩来通过红军总部电台向粤军电台发来了
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何长工看了密电，心头
不觉一惊。因为他知道，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瞎指挥，第五次反“围
剿”终于遭到失败，红军很快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但是，沉重、愤恨、痛
切的情绪在谈判桌上却不能流露丝毫。
尽管如此，粤军代表还是敏感地问道：“你们是否要远走高飞了？”
何长工反应极快，马上口气平静而婉转地回答说：“不是的。这是说谈
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
对方代表见何长工镇定自若，对答如流，听起来又合情合理，也就不再
言语了。
何长工、潘汉年有些坐不住了。待五条一确定，目的已达到，便马上结
束谈判，心急火燎地赶往会昌。
可还是迟了一步。中革军委已从瑞金转移到于都去了。周恩来特地派人
在此等候，并留下一张条子：长工同志，我在于都等你们。
于是，何长工、潘汉年又马不停蹄地赶至于都，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谈
判情况。周恩来得知谈判成功，达成了五项协议，异常高兴。他格外有力地
握住何长工、潘汉年的手说：“这次谈判谈得很好，将对我们红军、中央机
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也就是说，将使中央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
和突围的方向。”
战情的发展，正如周恩来所言。
10 月中旬，红军开始向赣粤边进行战略转移，选择了蒋介石自认的“不
利之路”，这是蒋介石事先连做梦都未想到的。9 月底，蒋介石即因认定对
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而洋洋自得，并于10 月5 日偕同宋美
龄放心地从庐山到华北、西北，兜售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方针。未
料，不出一星期
便接到南昌行营报来红军主力有突围迹象，且前锋已过信丰江的紧急情
报。
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撇下宋美龄便匆匆赶回南昌，立即召集他的幕僚
研究对策。蒋介石想当然地判断红军的行动方向定会从赣南入湘南或入湘南
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于是便急速调兵遣将，将阻止红军西进和北上的重点
放在湖南。
谁料，红军早有“借道”之约，偏偏选择了广东作为突破口。
蒋介石更未料到的是，奉命进剿的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竟“私下通共”，
与红军达成了一项又一项协议，并将这一项项协议传达到前线少将以上高级
将领。同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出击不准开枪”。
从而，使红军不费吹灰之力，便于10 月21 日顺利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
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大为震惊。蒋急令南昌行营电令粤
军陈济棠、湘军何键两部火速出兵，在湘粤边之汝城、仁化至乐昌间设置第
二道封锁线，予以阻截。下令江西、湖南境内所有航空队全体出动，协同作
战，妄图把红军堵截在第二、第三道封锁线内，予以全歼。
这时，陈济棠令北区绥靖主任、韶关战区司令官李汉魂率独立第三师、
独立警卫旅等部到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
李汉魂向部下下达任务时称：陈总司令已同共党达成了协议，互不侵犯。
共党只借道，不犯我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粤湘、粤赣边境上划定
通道为红军经过路线。
李汉魂郑重告诫警卫旅：仁化一线，为我军前哨，估计红军大部要通过
你旅防区。跟共党打仗好办，但要做到完全不接触，很不容易。因此，你们
要加倍小心，一定要认真执行协议。同共党谈判之事，不必下传。敌不向我
射击，我不开枪；敌不向我袭击，我不出击，要作为战场纪律执行。
独立第三师、警卫旅各部抵达乐昌、仁化一线后，主力布于百顺、二塘
一线之南。警卫旅少将副旅长黄国梁还把一些平日憎恨共产党的军官留在韶
关，不让他们上前线。
红军进入广东境内后，认真执行谈判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湘、
赣边西进，于11 月8 日和15 日未遇粤军顽强阻截即通过第二道、第三道封
锁线。
蒋介石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遭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终于察觉到陈济棠企
图保存实力，不禁大为恼怒，急令手下发去一封责电，措辞甚是严厉：“此
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
着即集中兵力二十七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
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陈济棠惟恐日后难以向蒋“交帐”，迅速销毁了
与红军谈判的所有文件，乃令叶肇、李汉魂、李振球等师，分头沿乐昌唐村、
坪石尾追红军入湘。
可是，此时红军西去已远矣。
第九章出征者与留守者的生离死别
瞿秋白能走乎？毛泽东爱莫能助
1934 年9 月初，中央苏区四周除南线形势较为平缓外，东、西、北三线
战况则更加惨烈。
敌加速南下，前线坏消息一个接一个飞报而来。
情况已万分危急，突围转移的秘密工作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确定干部
的走、留名单。
谁走？谁留？中央高级干部的名单基本上由博古圈定。
当瞿秋白的名字被博古圈入留守者之列时，张闻天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
一下，但博古坚持已见，并理由十足地说：“瞿秋白正患肺病，身体很差，
怎么能长途行军呢？”
听起来合情合理。其实，当时身体有病或重病的又岂止瞿秋白一人呢？
像邓颖超、王稼祥，还有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不都参加了长
征并安全到了陕北吗？
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一伙的宗派思想在作祟。瞿秋白曾因
反对王明、博古一伙的宗派活动而蒙受打击，并一直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不信
任。特别是1933 年9 月22 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
的决定》，更是对瞿秋白新的沉重一击。
决定指出：“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新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
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
误。。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
展最无情的斗争。。”
狄康即瞿秋白。他原名瞿船，1899 年1 月29 日出生于江苏常洲。1919
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时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
合会领导成员。1920 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
份赴苏俄采访考察。其间，曾写出《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俄罗斯
革命论》等作品及数十篇“旅俄通讯”，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是十月革
命后第一个直接考察报道新生苏维埃国家各方面情况的中国人。
1922 年2 月，瞿秋白经同乡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1
月回国后开始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并很快成为中共一支笔，成为中共中央三
家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和《向导》的主要撰稿人。1923 年6
月，出席中共“三大”，主持起草了党纲。1924 年，出席国民党的“一大”，
并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
文才的显露，影响的扩大，瞿秋白在党内的职务也随之逐年上升。1925
年1 月，他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任中央局委员。1927
年4 月，中共“五大”时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
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
委，主持中央工作，实际上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第二任领袖。1927 年冬
至1928 年春，虽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他和战友们一道，在极其
艰难的条件下，为恢复党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