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
击破敌人——是完全正确的。杭永岩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受‘左’倾冒
险主义的影响，采取分兵把守的战术，以致被迫退出虎岗，就是活生生的教
训。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闽西苏区认真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部署
工作，取得了许多胜利。1933 年1 月下旬，连城群众的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
军主力的运动战，在湘口消灭了由漳州经龙岩向连城进犯的国民党十九
路军一个旅，这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正确。
“我们总结了五个月来杭、永、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和胜利经验，
其中主要的是运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取得了三次较大的胜利。”
所谓十六字决，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
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的创造。
罗明的报告是公开写给省委、中央的，在组织程序上是合法的；报告和
意见的内容，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说，罗明尽了一个党员、下级的应尽之
职责。然而，这些意见却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大唱反调。博古无论如何也
不能容忍。
看了罗明的意见信，博古十分恼怒，在中央会议上说：“这是对革命的
悲观失望，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逃跑退却路线。可以说，这是一条彻头
彻尾的罗明路线。这条路线的形成，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省委
要在组织上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博古所指的“罗明路线”实质上是指“毛泽东路线”。慑于毛泽东的地
位、声望、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博古不便公开点毛泽东的名。
1933 年2 月，在博古的发动下，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
区及邻近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33 年2 月15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决定》指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的一小部分
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对于目前革
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现了慌张失措。他们主张党
应该放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退却逃跑。这一路线甚至公开走向了取
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为此，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即
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2 月16 日，博古亲自到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大会上作政治报
告，报告的题目为：《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
博古宣称：“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
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
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
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群众。
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
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
博古还号召：“每个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
路线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取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
的机会主义。。我们不仅是手拿枪支来保卫土地革命与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战
士，而且是拥护党的进攻路线的坚决战士。今后我们将要更加坚决地更加积
极地为着党的路线而战
博占指责福建省委”‘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拥护党的路线
不彻底”，“完全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多少感觉到罗明、杨
文仲等同志的错误，多少温和地批评了他们，东一点西一点，但是缺乏为拥
护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彻底性与坚定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着
许多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2 月20 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作出了《关于开展反对罗明路线斗争的决
议》，决定改组福建团省委，同时在苏区团系统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中央作决定，博古作报告，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登批判文漳，“反
罗明路线”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然而，作为这条路线“头头”的罗明，竟
然一点也不知道。发起这场斗争是突然的，中央没有人找罗明谈话。直至罗
明从新泉回到上杭，看到《斗争》上连篇累犊的文章，才大惊失色：党内开
展了一场批判自己的斗争。
接到通知，罗明匆匆赶回省委驻地汀州。
途中，恰巧遇到从汀州来的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
罗明问：“鼎丞，我犯了什么错误，《斗争》都发表文章批判？”
“中央说我们犯了路线错误，说我们不扩大红军，只顾打游击战争。看
来，来势很凶，苏区中央局派人到了省委，说要亲自抓这场斗争。”张鼎丞
说。
罗明非常激愤。二人相对默然。罗明回到汀州，又得到通知，连夜赶往
瑞金进行检查。
罗明刚到瑞金，苏区中央局的几位负责人便找他谈话，批判他的“错误”。
罗明当然不服，据理力争，替自己和省委作了应有的申诉、辩解。
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找他谈话。洛甫说：“中央提出进攻路线，
你却唱反调，搞退却逃跑。”
“我没有逃跑。”罗明辩解道，“我提出成立前敌委员会，省委开会同
意的。我从汀州赶到最艰苦的边缘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怎么是退却逃跑呢？”
洛甫不容罗明分辩，说：“从路线上来说，就是退却逃跑。用辩证法的
观点看问题，过去打游击战争是需要的，现在再搞游击战争就是错误的了，
是地地道道的游击主义了。”
洛甫又把话题转到扩大红军上：“你说边缘县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红
军，这实际上是地方保守主义、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
“这不是富农路线，这是我们永定县金沙乡贫农会议总结出来的，是贫
雇农血的教训。”罗明的声音有些激动，他不得不搬出列宁语录：“群众本
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博古听说罗明居然搬出伟大导师列宁的语录来为自己辩解，非常恼怒：
“罗明懂什么马列主义！”
博古找到罗明，劈头就说：“你犯了路线错误，不深刻检讨，还
引用列宁语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你读过多少马克思的书？读过多少列
宁的书？列宁是怎样论述富农的？这个道理你能说出来吗？”
博古接着说：“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只能在大城
市无产阶级队伍中诞生。农村，只能产生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与无产
阶级是格格不入的。你们的错误，就在这里。”说到这里，博古提高了嗓门：
“还有比你更高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显而易见，博古指的是毛泽东。最不能令博古容忍的，就是罗明竟然将
毛泽东列为“最好的领袖”的头一位，并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
论。
在博古看来，毛泽东没出过洋，不懂外文，没有到过马克思和列宁的故
乡，是山沟里的土包子，顶多不过是一个农民领袖而已。有一次，博古和王
稼祥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局住地打乒乓球。毛泽东来向博古借马列著作，因为
曾有人讲他不懂马列理论。博古借给了毛泽东一本恩格斯的《德法农民问
题》。毛泽东一边翻阅一边出了门。博古嘲笑地对王稼祥说：“瞧，老毛也
想读马列？”
博古训斥愈加激烈和轻蔑：“你为什么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相提并论？这
怎么能比呢？作为一个布尔塞维克，一点常识也没有！”
罗明这一相提并论，后来遭到了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的讽刺谩骂：“企
图将罗明与斯大林相比较，那正是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的觉得不伦不类
吧！”指桑骂槐，昭然若揭。
罗明在瑞金期间，批斗会一场接一场。白天，由中级干部开会批；晚上，
由一般干部开会批，一连批了好几天，连轴转。
一天晚上，就在罗明住的中央局叶坪村的一个大屋子里，中央局动员了
上百人参加斗争罗明的大会。罗明一进会场，顿感气氛森然。口号喊得震天
响，吓人的标语贴满墙。发言者声色俱厉，长篇大论。
轮到罗明做检查，他实在忍不住，争辩了几句。
“太猖狂，太嚣张了，简直不可救药！”有人义愤填膺地呼道。还有一
个青年干部叫着：“再不认罪，就拉出去枪毙！”
一时间，会场上乱起来。
中央局党校副校长杨尚昆赶忙走上台，连声喊：“大家安静，不要激动。”
一番解释，才将人心安定，缓和了气氛。
罗明在瑞金叶坪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时候，毛泽东也正好在叶坪。2
月中旬，他从福音医院出院后，经周恩来多次斡旋，方回到中央政府所在地。
当时中央来了人，毛泽东满怀期望，但不料想，眼下却面临着更加难堪、尴
尬的局面。期望成了惆怅。
2 月24 日，在临时中央的高压下，福建省委万般无奈，作出了《省委对
（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决议》，被迫接受了中央不公正的指责，
“全部同意”中央对省委的估计，决心“迅猛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2 月28 日，根据苏区中央局决定，福建省委在长汀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
公开批判罗明。中央局派洛甫及陈寿昌等参加了大
会场设在长汀县城水东街龙岩会馆内，到会者二百余人。会开了整整三
天。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省分局派人设置了专门警戒。
大会对罗明进行了批判。按照中央的意思，罗明含含糊糊“检讨”了一
番。对大多数与会者说来，根本不懂什么叫路线斗争，只知道中央说错的肯
定是错了。
会议涉及到具体问题时，批判会开始发生了分歧，各地代表议论纷纷，
莫衷一是。
也曾给省委写过意见报告的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说：“新泉就是罗明同
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
的进攻。否则，新泉根据地就不能巩固。”
上杭的代表发言：“毛泽东号召打游击是正确的。我们打游击战，就打
胜仗，打出了苏区。”
永定的代表说：“我们发动了群众，对敌人每次进攻的时间、地点、兵
力都侦察估计得一清二楚，打击敌人的部署很细致。打游击战，我们知道敌
人在那里，而敌人找我们像大海捞针。。”
没容永定代表把话说完，洛甫即把话打断：“对敌人的估计，是一般参
谋人员的常识，这没什么经验可言。”他觉得，再这么畅所欲言下去，批判
会不但要走题，而且还可能成为一场罗明路线的申辩
会。
洛甫来时，口袋里已经装着中央的决定。他草草地作了会议总结，说：
“由于罗明犯有严重的路线错误，与中央进攻路线反其道而行之，经研究决
定，撤销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撤销罗明省委代理书记职务，已在人们意料之中，总书记都作报告点了
名。在此会前，省委已有所传闻。但杨文仲也被打成罗明路线的人，大家还
未曾料及。
洛甫继续宣读中央决定：“由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与罗明有小组织
活动，同样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经研究决定，
撤销其新泉县委书记职务。”
在罗明给省委和中央写意见信的同时，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了信。博古认
为罗明和杨文仲联合向中央发难，存在着一个“小组织”。其实，杨文仲写
信给省委，罗明根本就不知道。
根据中央的决定，福建省委被改组，陈寿昌任省委书记。罗明、杨文仲
被遣送到瑞金中央局党校学习。
罗明被打倒被批臭，博古并未就此罢休，他说：“苏区不仅一个罗明，
还有很多。这场斗争必须长期深入广泛地开展下去。”
1933 年6 月，福建省委扩大会议和军区党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会议的主
题仍是清算罗明路线。首当其冲的就是省委常委、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和省
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与罗明生死与共的战友。
在6 月12 日省委扩大会议上，苏区中央局负责人开场白便
称：“谭震林是罗明同志的好徒弟，是腰痛脚软的机会主义者。。”
与罗明一样，谭震林非但不承认“错误”，反倒振振有词，说：“在井
冈山的时候，我们就打游击战争。从没有根据地，到后来打出了湘赣边界六
个县。到中央苏区，我们还是靠打游击战争，打出了几十个县，红军壮大到
几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