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
10 月10 日下午5 时，“红星”纵队第一、第四梯队率先由梅坑、九堡
等地向于都进发。
前所未有的长征开始了！
“三人团”中，李德走得最迟。他还应项英之约留了下来，作了一次深
深的长谈。
谈话只有三个人：项英、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李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
此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
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
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
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项英显得非常乐观，虽然蒋介石这时已经开始了新的“围剿”，并且于
我们的独立部队在各处只能与敌人进行周旋，粤军此时在南昌也同样加紧向
前推进，兵临会昌城下，他仍然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
人占领的连成一片的苏区还有两万五千至三万平方公里，另外还有一些是被
敌人或多或少截断还存在的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
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万人。当然也应该估计到，这个数字会相当快地
减少下
来，因为可以肯定地说，进攻的敌人不仅会占领和“清洗”少数还掌握
在我们手里的县城和所有比较大的村镇，而且也会把沿途的村庄和这个地区
中心的富庶平原扫荡一空。然而，项英并不气馁。一、两个星期以来，所有
危险地区的撤退工作已经在进行。民政机构、干部和储备物资都转移进了难
以通行的山区。自愿跟随他们撤退的还有老百姓中最有觉悟，特别是参加了
地方自己组织的那部分人。当然，项英对迟早会来的经济困难，也感到颇伤
脑筋。
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
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顾及到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
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
惜。
无疑，项英的“乐观”是不切合实际的。后来，项英在反省这段历史时
这样说：
当时我们接受党中央给予的训今，执行保卫苏区的任务，可是没有明确
的、深刻的对当时的环境情况和整个斗争的前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以为野
战军出动在湘西建立了新的苏区，必然使中央苏区的周围环境有个大的变
化，进攻的敌人便大部被吸引到湖南去，这样便于我们战胜敌人的进攻。我
们估计敌人只能占领大的圩场和城市。最低限度我们可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
偏于乡村的苏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配合野战军举行反攻，恢复被敌占领的
城市和己失的苏区。因为这样的估计和认识，自然不能正确地决定我们整个
方针。
因为对斗争形势估计有了错误，就不能迅速转变我们在军事上群众斗争
上应有的转变，以迎接新的斗争，必然照旧继续过去大规模的作战方式来反
对敌人的新的进攻。游击战争的口号虽然叫得很响，但真的游击战斗没有在
各地广泛发动起来，这样在敌人新的进攻之下就遭受了不断的打击和损失。
在军事上，正因为对斗争形势的估计有了错误，必然使游击战
争不能正确地实际地开展起来，对于群众的游击战争的领导和发动更是
差得很。虽然我们己放弃了阵地防御战转变为运动战，放弃了李德的“短促
突击”战术转为游击战术，但是在总的方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的作战的方针，
实际上是消极的防御。
1937 年11 月7 日，项英到达延安。12 月7 日，他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
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的过程，并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于律已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和教训。12
月13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指出：
项英同志及南方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
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
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
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
个极可贵的胜利。
决议还强调指出：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
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
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10 月10 日，陈毅才知道“大转移”的秘密
送走了李德，项英顾不上彻夜未眠的困倦，便立即到中央医院探望陈毅。
陈毅是8 月28 日在兴国高兴圩战役中坐骨中弹负伤的，他当时任红军西
方军总指挥和江西军区司令员。起初陈毅认为自己的伤情无关紧要，便在前
方野战医院治疗。不几天伤势骤然恶化，几乎不能下地，由担架抬到了瑞金
梅坑中央总医院。那儿住的，全是
从前线下来的省军级高级干部。
转到中央医院，虽说比野战医院强多了，但当时战争环境，条件很差，
医院虽有X 光机，但没有发电机，照样开不了刀。陈毅住在中央医院个把月，
但一直未能动手术，弹片在体内，伤势总不见好转。
中央医院离中共中央机关仅两百米，陈毅住院这么久，始终都未见中央
主要负责人来看望过。在博古眼里，陈毅是毛泽东路线的
人。
陈毅跟随毛泽东可谓久矣。1928 年3 月，他与朱德领导湘南暴动上了井
冈山。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
主任兼第十二师师长。在红四军中，陈毅的地位仅次于朱毛。1929 年1 月，
他与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进军，创建中央根据地，含辛茹苦，功勋卓著。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陈毅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陈毅成了毛泽
东忠实的战友和毛泽东路线的坚定执行者。
红军主力“大转移”，博古、李德把陈毅留下来，借口很简单，负了伤，
行动不便。但同时还有一种考虑，项英政治上领导，军事上毕竟有些欠缺。
陈毅虽身负重伤，但打仗有一套，在苏区很有影响。他留下来，有一定的号
召力，也可稳定人心。博古、李德对陈毅也有顾忌：他毕竟与中央路线不合
拍，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他不放心。所以，中革军委离开了，成立了中央军区，
统帅留守的所有红军及地方武装，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未能挂职。
“大转移”前夕，陈毅就有所察觉，因为总医院也动起来了，医疗设备
开始装包打捆，不远处的中央机关的东西搬进搬出，忙个不亦乐乎。
陈毅对病友们说：“可能有大动作。”
陈毅正式得知“大转移”的消息，是10 月10 日，即中央机关撤出梅坑
往于都进发的当天。代表中央来看望陈毅并通知他的是中
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
周恩来对陈毅说：“中央决定自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
是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
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周恩来还告诉了陈毅中央的决定：中央和军委撤出后，在苏区成立中央
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委员瞿秋白、陈毅、陈潭秋、
贺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
项英在送走李德后，便急匆匆地赶往医院去看陈毅，他知道陈毅是员战
将，想看看陈毅对今后有些什么想法。
项英对陈毅很热情，问长问短，亲自端水送药，十分关切陈毅病情，并
嘱咐院长用最好的药。项英对陈毅说：“你的病好了以后，我们一同大干一
场。”
陈毅第二天就被项英派人用担架接到了中央分局机关。
然而，项英没有料到，陈毅对时局的估计与他相去甚远。
当天晚上，项英在中央分局会上传达中央的部署和讨论今后斗争问题
时，就与陈毅发生了意见分歧。
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有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七、十一团；江西军区一、
二、三、四团；赣南军区六团；闽西军区三个团；杨、赣军分区十三团以及
登贤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共一万六千余人。
项英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他主张“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还提出“准
备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在项英的计划中，除了扩充队伍，大摆摊子外，
还打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一切如同过去，企望再搞起一个大的根据地。
他不愿意把得力的干部分配给地方，不愿把比较像样的武器装备分配给地方
部队和游击队。相反，他主张把地方游击队改编成独立团，将勉强出院的伤
病员，都充实到红二十四师主力部队。项英说：“我们有主力二十四师，再
加上独立团，这十多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项英希望打硬仗，打大仗。他说了很多，谈得很乐观，似乎看见
了不远的胜利。
与其相反，陈毅倒把困难想得很多，把局势看得较严峻。
陈毅提出要改变旧的斗争方式。“过去是大规模的根据地，扩大红军，
突击征粮，从上面布置，贴标语口号，出版报纸，发布新闻，大兵团正规作
战，地图上作业；设医院兵站，积草囤粮；政府摊开办公，门房收发，签字
收据，文件抄得清清楚楚、印刷出来，一印好多本发下去；开会要一个星期、
十天，一个负责人报告要三天三夜，从国际形势谈起。。这一切都不行了，
全要收起来。大家全部脱下军装，穿上便衣，背起快枪，打游击去，让敌人
找不到目标。地委、县委就是指挥官、游击队长。三三两两，七个八个，搞
他几百支、几千支游击队，看你怎么抓得完？我们打麻雀战。麻雀几十群、
几百群，你能消灭一群，不能消灭几十群、几百群。”
陈毅对野战军胜利班师不抱希望，他认为野战军到湘南站不住脚，到湘
西也站不住脚，到贵州也站不住脚，到云南到四川甚至更远的地方都不行。
根本不要打算依靠主力，联系不上的，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敌人几十万大军
紧紧盯住野战军，能够不被消灭就算好了。他们管他们，我们管我们。
陈毅还提出，把第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分散到各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
干力量。不能打游击的党的高级干部转移出苏区。
陈毅的一番话，令项英很不高兴，认为完全是“失败情绪”。作为第五
次反“围剿”前期作战的主要指导者之一，项英当然惧怕别人说“失败”两
字，他责备陈毅说：“你情绪不好，悲观失望。”
陈毅不服气，说：“我对革命从不悲观失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
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见陈毅这么说，项英问道：“你想走吗，离开中央苏区？”
“我现在不作这个打算。”陈毅说，“我只希望伤口好起来，反正中央
苏区搞垮也不是一两天的事，起码也要两三个月。我的伤好了，能走路，能
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陈毅又说：“我不走，中央有任务我要留下来，总能起到一些号召作用。
中央苏区留下了一万多名伤兵员，我也是其中一个，我留下来，伤员们也就
没话说了，我毕竟是高级司令员呀。”
显然，陈毅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训令”使命，
项英不敢贸然表态。
党的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陈
毅只是中央分局成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中央苏区的决策权由项英说了
算。
1934 年10 月20 日，项英在《红色中华》第243 期上发表题为《开展广
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号召苏区军民“全体武装起来，
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胜利地保卫我们
中央苏区”。
就在中央红军主力突破粤军信丰、安远及王母渡封锁线的第二天，项英
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正式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
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龚楚，广东河源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湘南起义和井冈
山的斗争。1931 年底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七军代理军长，红独
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