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进监室去了。
米兰说：“西瓜皮减刑了。”
冷白冰说：“狗日的运气比我好。”
从城里开往监区的班车已经停在了监房外的道路上，很快接见室里的人陆续起身朝外走。如果错过了这趟班车，就只有等到第二天早上的班车了。冷白冰也随人群站起来，她走到门口后，转过脸来见米兰仍站着没动，就又折回身来。
冷白冰说：“如果你觉得待不下去，明天中午你想法出来，然后你顺着背面，也就是我们上山的另一条道往前走，我找车在那等你，中午吃饭混乱没人会发现你。”
米兰愕然地站在那里，她的身体朝前倾了一下，没等她说话，班车已经发出刺耳的喇叭声。冷白冰急跑出接见室，在缓缓移动的班车后追了一段路，车才停下来。冷白冰在上车时仍仓促地回过头看米兰，尽管她什么也没能看见。
大雪好像停了一会儿，到了深夜雪又簌簌地下了起来。也许因为下雪，也许因为减刑释放走了些人，监房比平日更加安静，好像空了一半似的。
这一夜，米兰没法睡。冷白冰临别时说的那串话，黑沉沉地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感到自己憋闷得要炸开似的，她说不清自己是兴奋、期待还是恐惧。
玻璃上反射出明亮的雪光。
3号又在黑暗中唱起了歌。歌声飞扬在雪地里变得破碎不堪。
60、尾 声
几个月后米兰从所有的阴影中挣脱出来，经过努力她当上了大队记录，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开始。对那场亦梦亦幻的爱情她不再纠缠，她认为那场被自己视之为爱情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一切也许只是自我沉溺的幻觉。不久米兰的奶奶便死了，狱方将这一消息通知了米兰，并派专人送米兰回去参加了奶奶的丧事。当冷白冰再次来探望米兰时，她已判若两人。
秦枫后来去了芜市《法制生活报》当了编辑。
关红被派外出追捕表现突出，获追捕能手荣誉称号。
张道一在一次监狱暴动中光荣献出了生命，年仅32岁。
后 记
当我终于坐在一堆完整的稿子面前时，我无法说清内心的感受。
写作这篇小说的时间，几乎与我从事监管工作的时间一样长。这个过程漫长得无法把握，我曾在这个过程中感到死灭般的绝望。
也许故事中始终贯穿全篇的主人公“米兰”的绝望，就是我的绝望，或许是小说中那群女人的绝望。
1996年，我从省女子监狱调到贵阳市艺术馆工作，从此脱离了狱警生涯。我租住在城乡交界的一间农房里开始了《女囚门》（原名《无水之泳》）的写作。
那时我的女儿一岁半，我每天伏在一张小方桌上写作，而我的女儿在我身后的一张破沙发上，也开始了她生命之初的写作。她人模人样地将稿纸的方格一丝不苟地填满。我为她悄无声息的认真和投入震动。这样的震动成为一种负疚压逼着我，使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女囚门》的上半部“看守所”的全部写作。那些日子，我父母为了不让女儿影响我，每天早早地接走了她。他们恨不得让我一个溺子扎进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实是因为生活的原因，使我的写作一度中断。这让我常常陷入焦躁和不安之中。
1998年我搬进尚未装修完的新居，十月的一天我走出家门被从天而降的铁锤击中头部，我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当然就更不可能提笔写作了。在这场死难中，我感谢与我素昧平生的向欣医生，他在一些非人性的纠缠里坚持了一个医生应有的难能可贵的品质，使我于灭亡样的对人的感叹里有了一些美好的感受。当然我心中善良人性的神话从此破灭了。
1999年春天，市文化局局长为了扩大我的接触面，好心地将我抽调到省“50年活动筹备办公室”工作。到了国庆工作结束，已经是1999年的初冬，我突然迫切地想完成整个写作。我逃难似的去到一个叫阳关的村子，住在一户农民家里，重新开始了《女囚门》的写作。女主人对我非常好，见我穿着布鞋，连夜和另一个妇女用毛线为我织了一双拖鞋。当她的儿子在第二天早上将拖鞋放在我的写字桌上时，我真的非常感动。
那些日子我穿走在田间小道上，心情被一种遥远的阻隔撕得七零八乱。有阳光的时候，我就跑到紧靠树林的石头草蒿里坐着。我真的特别需要这样的方式来模糊一种绝望的真实。不过我的写作状态却很好，有那么两天达到上万字。当然其中有一天，我的手被冻僵了，由于握笔时用力太大，到了晚上，居然痛得再也握不住笔了。
空隙的时候我就会给女儿打电话，每天保持两次，清早和晚饭后。我对女儿一直有负罪感。
当然结束那段生活，并没有完成《女囚门》的写作。回来后自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使写作再次停顿下来。到了2000年的春天，我挣扎着重新开始了《女囚门》的写作。从春天到夏天，我依靠着写作不断地向外挣脱，它对我真是一种拯救。那些日子我不敢想象，如果不是因为写作我会是什么样子。
还是那句话，写作使我重新坚强地活着。在这个过程中，我曾绝望到不能入睡的地步。写作使我一次又一次地从死亡的阴影里挣脱出来。写作使我重新改变着一切。那段日子在以后的岁月里真的不会被我所了解。
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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