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在东京，现在再不会有人为什么事和他通话了。”“哪是什么人呢？”“不知道，尾崎家的电话，在搜查时被拆卸坏了。”“噢！”“有个人给水野成家通过电话，说是水野成的叔父彦三郎应征入伍了。”“水野成有这么个叔父吗？”“现在应征的人很多，或许有。”“或许有？查过吗？”
“没有。没有查过。”高桥兴助脸色陡变：“为什么不查？”“或许水野家族确实有个应征的彦三郎。”松本壮胆地说。“或许，或许或许或许！”高桥兴助咆哮起来，同时连连拍桌子，震得记事册和电话机都跳起来。
松本和野村互相看一眼又一眼。他们对高桥这般发作，全不理解，很为之奇怪，像在说：“这有什么可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的？现在应征的人确实很多嘛，水野家族有没有个应征的，有什么奇怪？！”
“或许他就是我们要捕捉的呢？”高桥兴助神经质般吼叫。松本和野村又相视一眼，显然这是他们根本不相信的事。高桥兴助怒冲冲，对他们咬牙瞪眼好一阵，然后强按怒火，压一低声音，狠狠地又问：“还有什么或许？”松本沉吟片刻才怯怯地说：“也有个人给洪津良胜家打过电话。。”“是谁？”“只说是朋友，许久不见面，很想念他；”“没请他到滨津家里来会面？”“他要请洪津亲自接电话，监听的回说洪津不在家。对方便追问：‘他到哪里去了？’监听的急了，说：到警视厅去找他吧。对方随即挂断了电话。”高桥仰天长叹了一声：“这不等于明白告诉他：洪津已经被捕了吗？！”松本、野村面面相觑，以为高桥又要大喊大叫呢。孰料他竟定睛凝思起来。他们等待着，片刻，高桥说：“好啦，坐下。”非日本人不能体会日本军阀统治下存在于各机关阶层中那种上下级关系的表现形式。即如现在的高桥和松本、野村，他们都是天皇的忠诚臣民，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始终把他们捏在一起，各自为表现对天皇的忠诚而努力，以至于剖腹尽忠。
高桥兴助和松本、野村交谈的结果是：由他俩亲赴上海，密捕中西功。因为，即使捕错了，也是为天皇；中西功也应该为天皇承受这点委屈。何况他和尾崎秀实有瓜葛！事情的顺利进展，确实使他俩大喜过望。现在，中西功竟坦然地承认自己是个中共！然而绝不说出任何另一个中国人。他又使他们陷入攀登荣誉高峰前常见的泥淖，他们得在泥泞中艰难地跋涉。中西功不肯和他们合作。他们想在中国为警视厅挽回面子，企图在短时间内创造奇迹。中西功却给他们讲什么他“为挽救日本才反对侵华战争。”
第七章“中共谍报团案”
张明达四天往返一次上海南京，除了向沿途各站发送稿件、公函而外，别无他事，日子倒也平静。
算算程和生到杭州去已经快一个月了。不见回来，也没听到什么消息，说明太平无事。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每上火车，穿上制服，戴上臂章，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心里还喃喃自语：
“咳，本来就没事！”又轮到他去上海了，一早，穿戴整齐到“中央社”去取稿件、公函，出了八条巷口，不意陈一峰斜里迎来轻声对他说：“我有信，给我带发。”“是，先生。”他明白，陈一峰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于是，到编辑部和收发科转了一圈，该拿的拿了，该取的取了，该带的带了，上楼去见陈一峰。在楼梯口，女打字员从打字室门里向他招手。“张明达，进来进来。”“干什么？”他警惕地笑着走进屋去。女打字员亲热地拉住他的胳膊：“托你点事。”“什么事？”他更警惕了，因为这位打字员是出名的“见人粘”。“上海先施公司二楼卖‘凯司米，香水，给我带瓶来。”“钱。”他向她伸出手，笑着。“真小气。”女打字员拍了他的手一下，同时向他一撇嘴，送上妩媚的一笑。
她常用这种表情托人从街上给她带东西，凡是给她买来了，她总是操着上海话说声：“谢谢侬”就算完事，倒是好像那个人特意送礼讨好她，她只好勉强收下似的。因为她在打字室，有一段时间，陈一峰提议利用她做点工作，说有些密件，可以方便到手，张明达坚决反对，说此人素质不好，有什么密件他和日本同志拿不到？再说情报站是绝密，不准轻易发展人，而且提醒陈一峰：“你可不要被她‘粘上了’，”陈一峰“哈哈”大笑，拍他一掌：“你想到哪里去了？”
现在他给粘上了，得赶快甩掉她：“好吧，小姐，那您先借一点钱给我，我一定如数还你。”张明达知道，现在只能这么办。“一定要还的哟！”女打字员掏出小钱包，拿出两张军票，捏在于里，对他晃一晃：“够吗？”“我看够了。”他说。“一定要还的哟！”“一定还。”“凯司米！”“记住了。”他接过军票，向她调皮地一笑：“小姐，你知道‘凯司米’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吗？”
“该死了你！”女打字员嗲声嗲气嗔怒地举起手在空中向他扇一下。张明达笑一笑转身出屋，却听见她又叫一声：“回来！”张明达又回身，她向他招手：“靠近点。”“干什么？”“有话跟你说。”
张明达侧过头，送给她个耳朵。她探起身，靠近他，轻声说：“听说了呜？西里龙夫是共产党！”张明达大吃一惊：“胡说！”“你也不相信，是吧？我也不信，他一个日本人，怎么是共产党呢？”“别胡说八道，这可了不得。”张明达正色劝她：“传出去，人家要怀疑你。”她害怕了，埋怨道：“我对你好，才给你说嘛，别不知人心嘛！”“好了，好了，好了！别乱说话。”张明达向她摇摇手示意，忙出门。
心里“嗵嗵”地直跳，进了陈一峰办公室。陈一峰脸色阴沉，见了他，劈头就问：“看病去了没有？”张明达说：“没有。”陈一峰向他指指隔壁。那是西里龙夫的办公室，把声音压得不能再低：
“被捕了。”女打字员的话被证实了，张明达只觉得头脸发热，怔怔地瞪眼看陈一峰。陈一峰向他一摆头：“快去吧。”他当下明白；急忙出门下楼，出复兴路125 号，回八条巷自己的屋，脱去制服换了装，赶往小火瓦巷长治里1 号李得森的诊所。李得森不在家。张敏告诉他：“老李到上海找老吴去了。”然后向他证实：“日本同志确实被捕了。”“我们怎么办？”他问。“等着吧。”她说：“该于什么干什么，等他回来再说。”张敏是个小学教员，举止言谈恬静文雅。到南京站来，和李得森夫妻两人以开设中医诊所作掩护，建立起南京站，指挥大家有系统地深入开展工作。“我们失误了。”张明达恼恨他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怎么交待！”“我们只能如此。”张敏低声说：“西里刚交来一份情报。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要进攻中途岛。我处理的，老李带去了，今天你到上海，打听一下程和生的消息。”“程和生叫我等他。”张敏想了一阵，轻声说：“也好，不管怎样、我们要坚持着，一切等老李回来再说吧。”张明达去了上海，当晚宿在阔行路自己家里，家里人说：“程和生没有来过。”第二天回到南京，下午到了小火瓦巷老李诊所。老李却还役回来。一连三天没见到老李的影子。张明达问张敏：“会出什么意外吗？”“不知道，反正我在这坚守着。”她说。“那当然没有问题。”张明达横眉仰头：“但是听不到消息，憋死人！”是啊，在公开战线上，敌情不明的时候，令人着急，难下决心。在这隐蔽战线，情况不明，尤其令人不安。直到他又一次去上海归来，才见李得森摇着大纸扇在给患者瞧病，他大大松了口气，排在候诊的最后一名，坐在椅子上观察老李。看不出老李有什么异样，仍如往常那样不慌不忙，按部就班，也不向他送什么暗示的眼色。他的心稳住了。
待最后一位患者告辞出门去，他到老李桌前坐下，轻声问：“怎么才回来？”
李得森起身去洗手，张敏给他送来一杯茶，一条毛巾。老李回到桌后坐下，半天不说话，张明达意识到他有不便出口的话，便单刀直入问道：“出了什么事？”
“哪能老出事！”老李故作平静。
“见着啦？”
“见啦。”
“怎么决定？”
“暂时不动，坚持，原地不动。”
“还有呢？”
“如果我们立即撤退，恐怕要给被捕的几位同志增加更大的困难。使他们陷入不能应付的境地。”
“这两句话说了六七天？”
“不错，六七天就说了这么两句话。”
张明达感觉到好像同李得森一起坐在一辆快速行进的轿车里，车子突然刹住了，心理顿时升起一股预示着将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故的滋味来。两人沉静片刻，张明达自言自语他说：“就这么干等着？领导上总该给想个具体办法呀！”
李得森没有回答，脸色很难看。
“怎么？吵架了？”
老李仍然不声不响。张明达明白了，定是他和老吴发生了争论。
“中西功和另外两位日本同志也被捕了。”李得森心情沉重地接着说。
张明达不觉惊问：“程和生呢？”
“没有消息。”
张明达一时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李得森把大折扇放下，说道：“事已至此，只能是这么办了。应该说，领导上这个决定，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是正确的。当然，决定本身含有很大的危险性，特别是我们南京站，应该坚决执行领导上的决定。我是站长、书记，没得说的，叫我上刀山，我眼睛不眨。可是我身后还有一大帮呢，就是现在转移，也不能拍拍手、掸掸灰，说走就走啦。得安排掩护职业，得改名换姓，得找妥关系，哪点安排不当，一旦出事，又是白白送给敌人了。”李得森不自觉地又激动起来。
张敏急忙制止他：“看你说了些什么？”便转向张明达道：“回来就这个样子。”
李得森把大折扇“哗”地一声打开，扇了两下，又“哗：’地一声折起，往桌上一摔，突地站起，冲动得脸红脖子粗：“现在几个地方都出了事，情况这么紧急，剩下我们这个南京站，还要我们在这等着。”
张敏向他正色喝道：“你冷静点好不好！”
李得森焦躁地左转右转，像寻找什么，不响了，张敏把掉在地上的大折扇捡起来，往桌上一拍，转身走了。
过了一阵子，李得森才用缓和的口气对他说：“就这样，六六天来，就说了这么两句话，“等着吧’。”
张明达无话可说，还有什么好说的？等就等着吧。他希望有转机，但是他干过武装，知道什么叫阵地，内心里便打定主意，准备牺牲。回到八条巷，
重新把自己房间里的每件东西检查了一遍，床上席下，桌子抽屉里，到处翻个遍。除了“中央社”的印刷品而外，一张可疑的碎纸片也不留，任你什么宪兵特务翻找去吧，墙角砖缝花盆里，电灯罩子底座下，门窗木板裂隙间，什么也没有，衣袋里除了“中央社”的职员证而外还有几张李得森为他开的胃病处方。还有一张“良民证”。噢，不，在另外几件衣裳袋里还有三张“良民证”，得转移到别处。最后定神仔细地想，现在只剩一条百来斤的汉子，看着办吧。除此之外，找不出一点牵累别个同志的痕迹和可疑之物。在这个胸膛内除了鲜血别想得到别的。那颗心，即使不跳了，也是共产党的。行了，如此这般，等着。
他心境平静了，从头到脚轻松了。但是，还有一缕心事：他惦念程和生。
李得森朝张明达这么发泄，并非无来由。
自从陈一峰告诉他西里龙夫收到中西功来信说，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要求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密捕中西功的消息后，他便为西里龙夫担心，西里是归他领导的唯一日本同志。多少情报都来自他，若有个差池，该是多大损失，怎么向党交代。于是，便派张明达去上海请求“专项请示”，并要“坐等答复”。孰料答复竟是“等等看看”！并且还说这不仅是对西里问题的答复，也是对南京站的指示。在服从上级的原则下，他才想出了“工作轻装”的动议。他自己也知道，那不过是消极、被动的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西里龙夫被捕的那天傍晚，陈一峰来给他报了消息，他当即决定亲自到上海去见老吴，商讨良策。到了上海，见了吴纪光。吴纪光对他的到来，好像并不意外。很快做了食宿安排。因为上海情报科调整组织之前，他们已经熟悉了。所以，双方没有什么废话。吴纪光听了他的意见，也说言之有理。但到底怎么处置这个局面，他得去请示上级。谁知一去就是一天，当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