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鹤的最后的展翅，悲而美的画面渲染着苏联是拯救人类、拯救世界的和平天使的主题思想。
《 岸 》的主题思想是鲜明突出而且堪称模范的。影片的故事、场面也都曲折动人，横跨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写法尤其非同寻常。影片中的联邦德国十分暗淡、潦倒，这与我亲眼看到过的联邦德国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影片（ 原小说亦如此 ）把联邦德国一些旅游者玩电子枪的游戏与“好战、复仇”联系起来，也未免牵强。再一点是这部电影的节奏实在太慢了。主题鲜明、一丝不苟、节奏慢，这正是我看到的相当一部分苏联电影的特色。
在塔什干电影节的后期，全苏与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电影家协会有关负责人宴请我们，饭吃得轻松融洽，这至少有一小部分要归功于那每人一小碗的拉面。拉面的做法与新疆全无二致，只是要精致些。而且在塔什干，乌兹别克语称呼拉面也是“拉（ 个 ）面”，与新疆的维吾尔语一样，显然是汉语借词。吃饭当中，东道主之一，全苏影协的外联处处长娜杰日达·伏日柯娃感慨地说：“这是多么好啊！你们来了，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一起说说笑笑，我们互相微笑着。”
她的话使我感动。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乘中国民航班机离开莫斯科。同机的有一批美国游客，他们是沿着奥斯陆—赫尔辛基—列宁格勒—莫斯科—北京—中国其他城市—香港—回国的顺序旅行的。一位三十多岁的保险公司职员对我发表感想说：“在苏联，我们实在受不了，那里的人没有微笑（ no smile ）。”
是这样的么？我想不太清楚。反正有拉面吃的那次宴请上，娜杰日达·伏日柯娃的脸上一直浮现着端庄的笑容。另一位“地主”，乌兹别克影协主席马立克·克尤莫夫更是笑容可掬。但那位美国客人的说法也并非无端“攻击”。在苏联，陌生人之间是不大微笑也不问好的。当我按照在西方做客的习惯清晨起床之后向遇到的人道早安的时候，包括饭店的服务员也常常瞠目以对。
服务人员的笑容更是绝无仅有。在苏联的民航飞机上，基本上没有服务，当然更没有笑容。但是机票非常便宜，从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飞行三个半小时，只收三十七个卢布。而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场上，一公斤羊肉要十个卢布，当然，那是新宰杀的、品质极好的羊肉。商店服务员也是一副忙忙碌碌、公事公办的冷面孔，与塔什干、第比利斯相比较，莫斯科的店员的面孔显得更加严厉。当然，这种状况同样也值得我们中国的服务行业人员反省。
访苏心潮（4）
至于一些领导人员就更不用说了，官愈大面孔板得愈厉害，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则。例如在塔什干电影节开幕式上，开幕、讲话、升旗之后应该是文艺晚会。大家都坐好了，也早已过了预定时间，已经有性急的观众稀稀落落地鼓掌了，但舞台大幕就是不拉开，铃声就是不响。后来鼓起掌来了，原来是当地的领导人姗姗来迟，气宇轩昂、豪迈自得地大踏步入座。最好的座位是留给他们的。他们的面孔都很严肃，也很神气。
闭幕式也出现了类似场面。各国代表团团长和一些演员被邀上主席台就座。大家坐好了，开会时间也已过了十二分钟，但主席台正中前两排的座位仍然虚席以待。著名苏联电影导演、来自莫斯科的格拉西莫夫原来是坐在第三排中间的，后来来了一位工作人员，经过动员和谦让、谦让和动员，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坐到第二排正中去了。但刚坐下没有三分钟，他又被叫起来了，被引到侧幕边，加入领导人的行列，然后在大幕拉开以后，在掌声和铃声中与气宇轩昂的领导者们一起正式入座。
这种庄严郑重乃至缺乏笑容的印象也许来自一些城市的外观。莫斯科和塔什干都有许多庄重宏大的公共建筑，以列宁命名的博物馆、艺术宫、文化宫、电影之家等等。与美国的玻璃加钢梁的摩天大厦不同，当然也不同于中国的砖木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苏联的这些公共建筑大多使用大量的巨石——花岗岩、大理石等等，建筑内部使用大量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建筑内部和外部都有巨大的装饰图案附件，建筑占地面积很大，但一般都不太高。给人的印象是阔大、持重、庄严、坚固、充满自信。
美国的建筑则是另一种风格，不论形状上和材料上都显得峭拔、神奇、奔放，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那种玻璃材料的相互反光映射，更给人一种变幻莫测、光怪陆离的感觉。
而且所有的苏联城市街头都看不见任何商业广告，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里也没有广告。倒是常常看到庄严的集会与讲演。在莫斯科，商业网点似乎也不太多，有时汽车开了二十分钟，路两边看不到一个商店，只见一幢幢的大楼。比较起来，第比利斯的房屋、商店和街道似乎更轻松、更有人情味一些。
城市街头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标语与宣传画。标语最常见的有“光荣归于苏共”“光荣归于劳动（ 者 ）”“造福人民是苏共的最高目标”“苏共二十六大决议是我们的生命”等，红场附近的老发电厂厂房上悬挂着的标语则是“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也许更多的标语口号是“列宁主义万岁”和“在列宁的旗帜下战无不胜”，这些标语多半和列宁像在一道。当然，“给世界以和平”（ Ｍиｐ Ｍиｐｙ ）的标语也到处可见。由于俄文中世界与和平都是Ｍиｐ一词，这条标语极富文字与语言的精致性、严整性。
在塔什干，有两条标语很有特色。一条是“塔什干像鲜花一样盛开”，一条是“塔什干是和平与充满友谊的城市”。鲜花与友谊，在塔什干电影节期间，确实充盈洋溢，蔚为大观，献花、握手、碰杯……贯彻始终。
塔什干电影节还有自己的政治口号，叫做“为了和平、社会进步与各国人民的自由”。电影节期间，用各种语言写的这同一条标语，遍布塔什干的每一个角落。
而入夜以后，在塔什干街头，代替了商店的霓虹灯的是大同小异的棉桃图案霓虹灯。看来，生产棉花乃是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要任务。
一切庄严神圣之中的庄严神圣当然是列宁。苏共二十大以后，对斯大林有所批评，与此同时大大突出了列宁，这样就不致出现什么“真空”或者“危机”，人们把从前崇敬斯大林之情加倍地奉献给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伟人列宁。
我们在苏联旅行期间，到处都看到列宁的雕像。铜像、石像、站像、坐像、沉思像、读书像、行进像、演说像、手势像、全身像、半身像，有竖在街头、广场中央的，有竖在大厅、前廊里的，也有放在案头的，都做得充满激情，亲切、伟大、质朴、热烈如火焰、慈祥如父母、智慧如海洋，多姿多态，栩栩如生，登峰造极。
还有许多列宁的画像，大多是巨大的头像。这些头像使你觉得列宁就在你的近处、你的面前，用他洞察一切的眼睛观察着你。
凡此种种，甚至使我这个自幼敬仰列宁、读过列宁的一些著作、至今写文章仍然喜欢援引列宁的某些天才的思想论断的人，使我这个不会对列宁的形象感到任何陌生的人，也为之一震。
塔什干电影节开幕的那一天，第一项活动便是向列宁广场的列宁像献花圈。当地的苏联领导人、电影节组织者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浩浩荡荡地去给高高耸立着的列宁像献花圈。这给苏联人和外国人都留下了强烈的心理影响，并且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当巨大的、中间是红的与白的玫瑰、四周是一圈红的鲜花和绿叶的花圈抬到似乎正在向前行走并潇洒地摆动着手臂的“列宁”面前的时候，我看到一位黑人（ 他是一个非洲国家的政府部长 ）掏出手帕揩眼泪。
访苏心潮（5）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是假日——苏联实行的亦是周五日工作制。我们在塔什干街头亲眼看到一对对青年男女，穿着洋洋大观的礼服，从市苏维埃大厦登记结婚走出来。在亲友的追随陪同下，他们双手捧着鲜花，庄重诚挚地向列宁雕像走去。在苏联各地，新婚者都要向列宁像与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在莫斯科，便是直接向列宁墓献花了。
而列宁墓是全苏精神的聚焦点。列宁墓主要由赤色大理石垒成，中部有一圈蓝黑色的石
头。墓门旁站着两个精选出来的卫兵，卫兵也像石头一样，一动也不动，无怪乎俄语中常用“坚如磐石”这个词。墓门两边摆放着用鲜花扎成的花圈。列宁墓位于红场西侧，旁边是克里姆林宫、红墙。南面是圣瓦西里东正教大教堂，教堂的穹顶类似中世纪武士的头盔，色彩艳丽。东面是巨大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内有五条大街，四层售货部。这个百货公司据说是革命前由一位法国人经营建造的。红场北面则是列宁博物馆。
每年五一劳动节与十月革命节，苏联领导人站在列宁墓上阅兵并检阅群众游行队伍，这已经坚持了六十多年了。
列宁墓并不经常开放，只要一开放，便排起长队，据说一般要排两个小时以上才得以瞻仰列宁的遗容。由于我们代表团在莫斯科只是途经中转，未能安排进去瞻仰，这是一个遗憾。听说遗体保存得极好，面容如生。
在一些正式场合，一些有地位的苏联人发言的时候常常要提到列宁。塔什干电影节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电影节的组织者都援引了列宁的话，说电影是一切文学样式中最重要的一种。在苏中友协组织的欢迎中国艺术家的小型集会上，发言者提到苏共的时候还要加上铿锵响亮的同位语——“列宁的党”。
而斯大林业已基本消失。据说斯大林的故乡哥里城有全苏唯一的斯大林雕像。我们虽然到了第比利斯，却没有到二十公里外的哥里城去，所以没有看到这个雕像。
第比利斯最高的峰峦上，那个美丽清凉的公园仍然被称作斯大林中央公园。听说格鲁吉亚的汽车司机都喜欢在驾驶室里悬挂一枚斯大林像。一位苏联朋友告诉我，斯大林似乎成了山径崎岖的格鲁吉亚汽车司机的守护神。
在莫斯科与塔什干也有马克思像，世界驰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前便是矗立着马克思像的马克思广场。与列宁像相比，马克思像就显得寂寞了。
我常常忘不掉一九五○年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学唱的一首由苏尔科夫作词的歌曲：
……阳光普照广大的苏维埃联邦，
联邦成为光明的地方，
斯大林灌溉着谷粮，
谷粮堆满在集体农庄。
斯大林是我们胜利的旗帜，
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
崇拜总是神圣的，没有神圣就没有崇拜，没有崇拜也就没有神圣。怀着至诚高唱这首歌曲的当时十六岁的共产党员的我，无法摆脱谐音所带来的某种幽默感。谷粮这个词的发音与“姑娘”实在是太接近了，唱起这个歌时我常常觉得似乎是在唱“姑娘堆满在集体农庄”，我同时也真诚地相信，在斯大林的关怀下，苏联集体农庄的姑娘们个个像鲜花一样盛开怒放。
天若有情天亦老！
但直到如今我有时候仍然唱起这首歌。不知道这算不算“为艺术而艺术”，反正并无他意。事物当然也会有另一面。
六月十日，我们离苏回国的前一天，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上散步。由于是星期天，商店都关着门。一位戴眼镜、略显驼背、脸上擦的胭脂极不均匀（ 稍微不敬一点，我要说她给我的印象像是抹上了红墨水 ）的女孩子主动用日语与我们攀谈，待我们声明我们并非来自日本之后她改用俄语。她说她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她会讲五种语言。她说你们来到莫斯科人生地不熟，如需要帮助，她愿效劳，并且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坐，说着便给我们写下她的住址与电话，我们表示感谢。她陪着我们走了六七分钟，闲谈了一会儿，终于转到了正题。她愿以大大高于官方规定的比价用卢布兑换我们手里的美元。
我们谢绝了她的好意之后，又碰到了一位女青年。这第二位比较干脆，开门见山，目的仍在于美元，五秒钟后便向我挥手道“多斯维达尼亚”——再见。
在俄罗斯饭店四周，有好几位“画家”在画莫斯科风光水彩画，他们大大方方地表示他们的画是为了卖美元。
在电视里我多次看到、同时在塔什干的几次盛大宴会上我也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些场面。三个长发女人，一两个脖子上挂着电吉他的头发也不短的男子，结合着当地的乌兹别克民歌旋律，用西方夜总会的发声方法、配器和节奏，唱着沙哑、热烈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