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高于购买时的原价；对越户的住房则不管坊区、面积大小，均按统一价进行补贴，越是富户损失越大，补贴的钱还不够修一个花园的费用。
越族富户们都很不满，越是房产多的家族损失越大，不仅仅是住宅屋的损失，更大的损失来自于都城内的经营产业，酒楼、茶肆、商铺、织造工坊等等，全部都得废了，却得不到一文钱的补偿，而要在新城内重建这些产业，还得花钱向官府买地皮。如此巨大的损失，哪个家族不心疼？
于是有憋不住气的家族挺身反抗了，自恃背后有越族旧官宦势力的支持，认为安南经略司会让步，不求与汉户同等待遇，至少能多争取些补偿。
但安南经略司一如卫希颜所在时的安南行营一样，手段强硬，果断以“反抗官府执法罪”，出动武安军合族大抓捕，除了十三岁以下的男丁和妇人外，其余男丁全部抓捕入狱，判三年役刑。这个刑期不算长，但“役刑”意味着他们不会是在大牢里蹲三年，而是要在矿冶场里服苦役三年，这些平日养尊处优的男人们最后能不能活着出来还真不好期待。
随后，大牢里的男人们便醒悟了，他们奚家是被推出来当了试探经略司的棋子，后悔莫及的奚家男人们对背后撺掇的越族势力充满了愤恨。安南经略司适时给出了“仁政”，允许非主谋的从犯可以交钱保释。而在交完高额的保释金后，奚氏也倾家荡产了。
目睹奚氏的惨状，再也没有哪个家族敢吭声了——尽管暗地里都恨得咬牙。
但是，正如安南经略司副使李易的警告：“没有家族是不可代替的。”——越族人也不是一块铁板，想要踏着豪门家族往上爬的大有人在，以前受豪门压迫的平民，只要有机会谁不想翻身做人上人？安南经略司要扶植平民出身的新家族并不是难事。
而且，这些家族脖子上还系着绳索：在安南行营颁布的战争犯名单中，“谋逆”而死的杜英武是甲级一号战争犯，交趾越王因年幼未亲政列入甲级战犯最末，其他交趾官员则按在职官阶高低列入甲级至丁级战犯，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都背着“战争犯”的罪名，虽然交纳了令人肉痛的“战犯保释金”后可以不入狱服刑，但有一年到三年的“保释观察期”——若在观察期内安分守法，观察期满便释其罪名；若在观察期内有反官府的言行，那就不是“保释观察”了。
越族最有势力的家族们都不敢吭声了，那些中等势力的家族当然也不敢要求“同汉户待遇了”，而且有损失更惨重的大家族在前，中等人家也觉得平衡了，至于小门小户的越族人，居屋本就不大，住的也是平民坊，甚至贫民坊棚户屋的也不在少数，如今官府给的补贴虽然不多，但仔细一算并不吃亏，而新城的安居屋比起以前住的实在是好太多了。
尽管这些安居屋普通越户多数买不起，但是可以向城内的几家大钱庄申请住房贷款，先付首期，再按月分期支付本金和利息。这在大宋已经不是新事物，继青苗贷为人熟悉后，朝廷又颁布了《民营钱庄住房贷款条例》和《个人住房贷款条例》，随着城区安居屋的兴建，城内坊郭户们也逐渐接受了这个新事物。当然，这是在商业繁荣的大城，中小城市则还没涉及。毕竟除了人们的观念外，这个新兴的行业也还很稚嫩。而交州城的居民们已经没有接受新事物的观望期，在举城搬迁的压力下，不管接受还是不接受，要想不流落城外成为“乡村户”，就必须要在新城居住入户。如果确实困窘到连首期都支付不起的，也可以申请租住平民坊的安居屋，按月向交州官府辖下的楼店务支付租金。
而汉户们除了在住房搬迁上享有优待补贴外，还享有购买新城住房的低息贷款，搬迁前拥有商业房产的也有补偿，官府不给予现钱补贴，但是划出一块地皮作为补偿——可在上面自建商铺，也可将地皮卖出去得利。
这些优待政策让越人们嫉妒得眼都红了。
于是便有许多越人拼命往上“寻根”，找出祖上是否有“宋民”血统，以期修改户册成为可享受优待的“汉户”。
交趾人在独立为国的百多年间，明里暗里从广西掳去了不少宋人女子，总计不下十万，其中有汉族女子，也有峒族女子，她们被交趾贵族占有，成为侍床的女奴，交趾都城内的大贵族家族，可以说每一家都有这些女奴孕育的子孙后代。安南行营发布法令，公告凡是被掳的大宋子民，无论男女，其三代以内的子孙，在新造户册中都入“汉族”，登记户册后便与原家族脱离，成为独立的汉族宋户，即汉户。
这些新晋“汉户”在搬迁新城的优待政策出来后，顿时成了越民最嫉妒的对象。
那些三代以外的宋民子孙心里都活跃起来了，因为安南经略司出了新的策令，允许他们这些人申请为“汉户”，更改登记户册后，就可以补发住房补贴的差额，并享受其他待遇。布告的当天，州衙户曹司公厅就挤满了前来申报的“宋民”后裔。在登记十多天后，有胆子大的越族有，根本就不是“宋民”后裔的，揣着伪造的证据，心里打鼓地来申报，结果却通过了。因为户曹司的审查并不严格。越民中不乏聪明人，尤其商人，精明的颇多，趋利性也强。当假的也通过的消息暗中传开后，动这种心思的越人就悄然增多起来。
安南经略司不在乎越人造假，发布这道策令其实就是在引诱越人造假。这是在短期内增加“汉户”、分化越人的有效措施，至于真正的血统，又不是继承皇位，何必较真？——诸夷皆可入夏嘛。
这些更改民族的越人当然不会真心认同汉族，但安南经略司认为这不是问题。从他们登记为“汉族”的那一日起，就等于放弃了越族，而户籍更改发布出去后，这些“越汉人”就会成为所有越族人憎恨的背叛者，以后也只能顶着汉族的名头混下去。而随着朝廷统治在安南的深入，作为华夏文明主体的汉民族的强盛将根植入他们心中，即使他们这一代还保留着对越族的感情，但到了下一代、下下一代，就会以汉人自居了。一个民族的归属感来自于对民族的自豪感和骄傲——在这个时代，有哪个民族能比华夏汉族更有民族自豪感呢？这是一个自诩“中国”的民族，即使是在中原王朝武力弱的时候，面对武力强大的胡族，他们也仍然打心底认为对方是“蛮夷”，这种骄傲根植在骨子里，来源于强大的文明。安南路的大宋官员们同样有这样的骄傲，他们相信，这些越人最终会在大宋的文治下，成为真正归心的汉人。
当然，那些自负为越国贵族的大家族，做不出这种背弃祖宗的事，财产上的那些损失虽然庞大，但还不到毁灭家族的程度，与当初选择弃国投降不同——不投降就得死，而家族存续比国家的存亡重要。当初，他们越人的国家不也是从无到有吗！只要族群在，就有希望，但背弃了祖宗，就没有了越族。
安南经略司也没有灭绝越族的想法，而是要分化、削弱她，然后教化，最终化夷为夏——成为真正归属大宋的一员，至于哪个族并不重要。
新城搬迁完成后，空荡荡的交趾都城就被宋军夷为了平地。
——代表交趾国家存在的都城从此化为乌有。
安南经略司计划在遗址上面修建一个商品批发集市，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仓储集市，从安南路北部、西部运出的木材和特产将运到这个集市进行批发和仓储，再由海路运到大宋其他路进行交易。等若干年后，这里就会是闻名安南的批发仓储集市了，不会因为以前是越都而存于人们心中。
***
时光荏苒，安南路已经过去了十年。陈如瑛从一个州的武安军统制，一步步升到了安南路的武安军都指挥使。这十年的岁月，见证了一位女军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安南路的“成长”。
陈如瑛心里泛起感慨，回首望向身后的书架，目光停留在一个靠墙的大樟木箱上。那里面存放着一箱的报纸，从最初的《安南周报》到后面的《安南日报》，没有一期缺过。这些报纸从各种方面描绘展现了安南路的成长，合起来，也是一部“安南史”了。
其中，文化教育的成果是最为显著的。
就在去年进行的大宋诸路识字率普查中，安南路的识字率名列前五，仅在京府、两浙路、福建路、广东路之下。
当然，这与安南路人口基数少也有关系，毕竟只计入安南经略司直接辖治的州治区人口，溪峒自治区的人口暂不计入其中——即使如此，这个成果也是相当惊人了。
陈如瑛认为，这是安南路十年治政都主要倾向教育的必然结果。
而开初的很多政策，都是强制推行，不允许百姓反对。
在安南路成立后的六个月内，安南经略司在筹建中，由安南行营进行军管，很多策令都是在武力威慑下强制推行，教育策令就是其中的典型。
以前越国的所有官学都被安南行营征用，成为“大宋安南路×州官学”，以前的学官和夫子全部解职，学校停学。
新的学官和夫子全部由大宋进士担任——朝廷不缺进士。从建炎朝复科举起，每年科举名额都不少于四百，但空缺的官职总有被进士填满的时候，何况朝廷消减合并了不少官职，即使后来又恢复或开设新衙署，等候选官的进士也是越来越多了，包括进士科和制科的进士。那些没有得到选官的进士都进入太学或国子监的教谕科，学习如何做夫子，学成后会下放到各州的县学任教，或者派到海外华宋州、瑞宋州任教——作为去海外的补偿，朝廷会发放一笔颇为优厚的海外补贴，而且干满三年后可以申请回调。
朝廷以此措施吸引了不少进士前往海外任教，而今在安南路也采用了这个措施——头批就有四十多名进士申请派遣。
作者有话要说：文治才是王道啊~
华夏文明的主体是儒家文明，而儒家文明的主体是王道。
☆、文明之治（二）
曾经的交趾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六十四州除了羁縻州外，其他五十九州都设州学；州下有县学；但多数规模极小。如今成了大宋的安南路；中央官学自是被废除，校舍成了交州州学的一部——设大学斋；原升龙府的府学也成为交州州学的一部——设小学斋和蒙学斋；升龙府辖下的五个县学；以及五十九州的州学、州治县的县学均成为安南路拥有的官学。
统算下来；包括交州官学在内，安南路共拥有六十所州学和六十五所县学，计一百二十五所官学，按地域归入东、南、西、北、中五大片区——每个片区圈定一所州学，作为大宋安南路首批复校的官学。
第一批入安南的大宋进士有二十余人成为学官，分入到这五所官学中掌学政或教学，分配前先在交州州学接受短期培训，熟悉安南行营编定的《安南路教育大纲》，并培训当地民情、风俗等，考核合格者由安南路提举学事司颁发教谕上职证，然后才分遣到五所官学中任职。
这些大宋教谕们首先教学的对象不是官学中的学子，而是所属片区内各州学和县学的原越族夫子——他们之前被解职在家，之后被统一召集到该片区的重点州学，接受卫希颜说的“蒙学教习入职教育”。
“教育”的内容是大宋普及的幼学发蒙三课本，学塾统称“三百千”的，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千字文》是由一千字组成的蒙学韵文，由南朝梁武帝时期的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一千字，编纂成文，文中一千字均不重复，四字一句，句句押韵，前后贯通，而且文笔优美，辞藻华丽，为其他蒙书所不能比，从南梁起就一直成为幼蒙课本。《百家姓》是宋初在吴越流行的蒙学册子，四言押韵，却不需要理解文理，而且有利于宗亲血缘的归属感，于是渐渐成为国中蒙学普及课本之二。但是，“千百”二蒙书也有缺点，前者因文采斐然，即使六岁孩童理解起来也很困难，来自于六岁以下的孩童发蒙；而《百家姓》因为不具文理，虽然押韵上下文却不贯通，不好记诵，而且姓氏作为常用字的很少。因此，建炎朝编写了《三字经》，三字一句押韵，琅琅上口，容易记诵，而且很多句子文理浅显，容易孩童理解，其中包含的儒家义理、道德教育非“千百”能及。这些年在朝廷大力推行下，《三字经》已经取代《千字文》和《百家姓》，成为国中蒙学第一课本，包括官学、书院、家馆、塾师设馆、乡村学塾在内，可谓无人不读、无人不晓《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