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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来说，国王和兄弟们仅仅是他还未降生的儿子的替代品！而现在，在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降临人世时，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约瑟芬没有孩子的有害后果日益明显。太多的战斗，太多的年月，太多的克制和自我否认，他作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他的体制中使儿子成为一个伟大的角色，但他的降临却太晚了。像他这样的人生节拍，二十二岁时还只是个中尉，三十四岁便已成为了皇帝，四十四岁方得长子的确是太晚了。他极其迅速地消耗着自己的生命精力，人生道路已经延续不了几年了，他可能已经无法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真正步入人生之轨了。
第四部分 海第1章 来日无多（4）
这是几幅动人的情景。看，他这个迅速衰老的人是如何把那个令自己望眼欲穿的小家伙放在膝头抚弄，把自己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吃早饭时，甚至允许他爬进书房去玩耍。若是当自己正把一些小木棒铺开在地板上，做着战争演习，计划着如何拿下西班牙的威灵顿时，儿子又恰好被带到了他这里——按照家里的规矩，保姆是不能跨过他房门的门槛的——他便会亲自走到门前，把孩子接过来，放在地板上的“木头军队”里，任凭他把整个“战场”搞得乱七八糟，对他就仿佛是对待自己的孙子一般疼爱。而后他会大笑着在镜于面前扮起鬼脸，将那把伴自己征服欧洲的军刀佩带在这个两岁孩子的身上，带着一种玩耍的神情将严肃和嬉戏混在一起，仿佛幻想成为了现实，而在他看来真实的东西却成了图画或是梦幻一样。
他说，这个孩子“骄傲而又敏感。正因为此我很爱他。……我的儿子既结实又健康。他有着和我一样的呼吸、嘴唇和眼晴……希望他将来能干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如此小市民气而又单纯的话，他只会写给他过去的妻子约瑟芬。他们离婚后，当她在信中称他为“陛下”时，他却坚持要她以过去的口吻称呼他：
“你写给我的是封不近人情的信。我一直和过去一样，我的感情没有变……我不想多说什么。请你先把我们二人的信比较一下吧。而后你就可以自己判断，我们两人当中谁是更好的朋友，是你还是我。”可能，除了对那个他经常称作“妻子”的贝蒂埃之外，他没有对别的活着的人说过这样天真无邪的话。只是，约瑟芬一直还是债台高筑，让他很是恼火：她最好应该从她三百万年薪里省下一半，“这样十年后，你就可以给你的孙子们攒起一千五百万了……告诉我，现在你的身体又恢复健康了吗？听说，你现在像个好样的诺曼底农妇一样健壮了。”而当她的情况依然如故时，他命令管理她财产的管家不再给她付账，“直到她不再欠债为止”。
但他几乎再也不去拜访她了，同时也疏远了其他过去的女友，因为他对待婚姻的态度既像是个平民，又像个意大利人，而他身为一园之君也愿意给普遍的平民百姓作个榜样。由于玛丽·路易丝没有什么民族偏见，由于她那迟钝、随便的性格转眼之间就法国化了，所以他们二人相处得还颇为和睦。他总是抽时间陪她，当她学习骑马时，他便耐心地在辔头边步行，甚至在她用餐迟到时，从不会等待的他还会等着她。她并不怕他，不仅如此，她还顽皮地告诉父亲派来的使节，她认为，拿破仑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怕她呢。对法国皇帝而言，给维也纳的宫廷留下好印象是十分重要的，当他出于政治原因需要在维也纳宣传自己妻子的幸福时，他把梅特涅带到了皇后那儿，让他亲眼看看皇后的情形，而后自己便走开了，并把房门钥匙揣在兜里，一个小时以后才把两人放了出来，当时他还狡黠地笑着问梅特涅，现在是不是已经知道皇后很幸福了。
这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然而这也表明在这个需要做出艰难决定的时候，他能够在她身上找到使自己负担沉重的心灵获得释放的东西。这些年当中，玛丽·路易丝用自己的青春给他带来内心的一点慰藉，可能是她做出的惟一功绩吧。
婚姻并没有带给他所希望的政治上的缓和局面。狡猾的奥地利，习惯于从通婚当中捞得好处，原本希望能够得到几个省份作为聘礼，没想到却一无所获：弗朗西斯皇帝对这个小科西嘉人带给自己的侮辱倍感痛恨，因为若是关上皇宫的大门，自己琢磨一下，对于所有人来说，这次通婚都是种耻辱。为了让自己正统的思想获得一点慰藉，他派人在过去托斯坎那的政府档案中研究拿破仑的祖先，等到和女婿再次会面时，他告诉女婿说，女婿的有些祖辈可能住在十一世纪的特雷维索，而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波拿巴却高兴地答道：
“谢谢您，陛下，我宁愿做我家族的鲁道夫。”
第四部分 海第1章 来日无多（5）
一个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人竟如此出言不逊，着实深深刺痛了那个世袭君主的心。如果说不久后出现了一种情况，要让弗朗西斯作为奥地利的一位具有主权的皇帝做出决定，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自己的女婿时，那么像这样漫不经心的话就会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了。后来，拿破仑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却已是为时过晚：“倘若我当时给这只老狐狸一点好处的话，很可能我会在莱比锡战场上给自己减少十万敌兵！”
然而，这位革命者也会对那位正统皇帝的某些作风赞不绝口。当他看到自己的妻子给父亲写信时用的称呼是“神圣的陛下，教主皇帝”时，他认真地对这种用法大加褒奖，而且私下也一定想起了自封为朱庇特之子的亚历山大。
因为教皇的问题，那位教主皇帝对他颇有微词。拿破仑不断加紧对教皇的控制，将他软禁在萨弗纳，而且还撤走了这位对罗马教教义并不熟悉的教皇的顾问，而后为迫使他就范又拿走了他的文件。教会分裂的危险迫在眉睫。皇帝举行婚礼时就有十三位红衣主教没有到场，因为教皇不承认由费什宣布的离婚为有效。现在，他派人把梵蒂冈的宗教档案箱搬到了巴黎，仿佛真的已经把它定作了基督教的首都似的。他召开了一个会议，所有欧洲王国的主教都到了场，他强颁谕令，取消教皇在与皇帝政见不同的情况下的授命权，而最后，教皇也终于在这道谕令上签了字，至少对于法国，这是有效的。
欧洲因为这个问题而众说纷纭，派别分明。听说罗马教皇日子难过，俄国和波兰基本上是感到高兴的，普鲁士和英国感觉尚可以接受，当时最令人惊讶的是：那个教会国家的公民们却都宣布自已站在皇帝这一边。这个小小的国度曾一度遭受其统治者的双重盘剥，现在却满怀感激地接受了《拿破仑法典》，接受了现代的教育、合理的行政管理、积极有效的道路建设以及旁耳沼泽地排水工程。而当这位具有革命精神的天之骄子将古罗马精神带回巴黎之后，现在他又开始把巴黎的那种变革之风移入罗马。拿破仑就是这样在两座名城之间架起互补桥梁的。
这位被驱逐出教的皇帝狡猾地想要教皇受到惩罚。当他在刚刚吞并进来的荷兰接待神职人员时，面对许多新教教徒，他责问牧师们：“你们信仰的是格利高里七世的宗教吗？我可不是。我所信奉的是耶稣基督的宗教，他说过：把原本属于恺撒的东西交给恺撒。而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也会把原本属于上帝的东西交给上帝。我的王朝来自上帝！我手持人间的利剑，并知道如何去使用它！是上帝设立了这个皇位！井非是我自己使自己坐上了这个宝座的。是上帝让我坐了上来！而你们这帮可怜鬼却想要反抗？就因为罗马的教皇把你们的君主驱逐出教，你们就不为他祈祷了吗？你们认为，我是那种会跑上前去吻教皇脚趾的人吗？……懦夫们，你们能够给我证明，是耶稣基督确定教皇作为他的代表，并赋予他权力，让他将一位君王逐出教会的吗？……还是作名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在政教契约上签字吧！而您，省长先生，您应当采取措施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拿破仑有时竟能如此夸张地曲解自己的深层思想。虽然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盛怒之下咆哮出来的都是些什么，而他私下一直也瞧不起这类官腔。但是，他当初曾当着罗马教皇自己戴上的皇冠，现在又多了一层神权的色彩，也便显得更加沉重了。
第四部分 海第2章 欧洲合众国的蓝图（1）
“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斯特拉斯堡一带的盐价上涨了一分钱？”
在向陆军部长提出这样一个质问之后，紧接着他又给海军部长写了一封信，让他在今后三年内建立两只强大的舰队，一支大西洋舰队，一支地中海舰队，后者用以对付西西里和埃及，前者则用来对付爱尔兰。只要西班牙战局好转，一八一二年就应派军远征好望角，派六至八万军队进攻苏里南以及马提尼克岛，避开敌军的巡洋舰，把兵力均衡分配给东西两个半球。
在幻想马上就要转变为冒险的现实的今天，这位一国之君精确的观察力还是非常紧密地和他那征服世界的狂热计划联系在一起。因为对于现在的拿破仑来说，精神的活力在他胸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升腾了起来。
“人们想知道我们要何去何从吗？我们将把欧洲大陆的战事作一个了断，而后作那些不太勇猛的强盗们的劫掠者，就如同我们的本性一样，从俨然已成为君主的英国人手中夺下印度……以前，我便告诉过自己，亚历山大大帝当年未能打过恒河。今天，我却必须要从欧洲的一端开始，从后方打击英国，夺下印度……暂且想想，莫斯科已被拿下，沙皇已经妥协，或许已经被他的臣民们打死了，或许又有一个新的依赖性强的朝代被建立起来了，——请你们告诉我，在来自第福里斯的援军的协助下，法国军队不能够直捣恒河，并在那里一举捣毁所有英国人的贸易机构吗？只须一役，法国就可以建立起西方的独立，夺取海上的自由了！”这时，一位目击者这样描述道：“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异样的光彩，他继续滔滔不绝，分析着冒险的理由，可能碰到的困难，解决的办法以及光明的前景。”
沙皇是会和解还是会被打死？这是困扰了拿破仑整整一年的一个问题，因为数学家们的计算以及预感都促使他希望和他结友而不与他为敌。俄罗斯战败对拿破仑不会有任何好处；相反地，他害怕这场战争带来的动荡，一如既往地想要避免它；但是前提条件是，沙皇会像先前决定的那样与法结盟，并参与到最后的这场战争中来。在此期间，拿破仑一直都在关注着沙皇的行为，他发现，自己提出的建议越来越没有分量了，于是便在给莱茵联盟一位君主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惊人之语：“无论沙皇怎样想，我怎样想，两国的利益又怎样，这场战争必将爆发。”
无论是作为皇帝还是执政，他还从未用这样的口吻来宣布一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恰是因为缺少一种合理的借口，他只能将对俄宣战的原因归于命运的安排。其实，早在涅曼河流动帐篷的议和席间第一次握手便埋下了战争的种子，在他们友好的相互接触中，这颗种子潜滋暗长；后来塔莱朗的卖国外交更是推动了它的发展，而当两位国君在埃尔富特相互拥抱的时候，他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盘绕在他们之间的毒蛇。而后，两国未能结为秦晋之好，既不是偶然，也并非故意，那只是沙皇心中摆脱不掉的不信任感使然。当然后来这种不信任也得到了证明。两个想要瓜分欧洲的野心家，都不愿把欧洲的一半领土向对方拱手相让，无论他们当初的意图是多么真诚，这种意图也是无论如何无法实现的。两军对垒的日子注定不会太远了。“他是惟一一个对我构成威胁的人。我的对手还很年轻，他的精力一天天的加强，而我则一天天衰弱。”这句消极的话所表现出来的意识推动着拿破仑不断前进。
我们不难把这种宿命的观点用政治上的因果来解释。
早在不久前，法国皇帝就要求沙皇，像自己一样，扣押中立国的船只，以给英国“一个致命的打击”。而在中立国船只没有给俄国航运带来损失的前提下，俄国不愿同意这一要求，俄国一如既往地没收被查获的违禁商品，而中立船只带来的殖民地商品却自始至终都是他所需要的。既然东方的这个漏洞无法补上，那么法皇就不得不加倍地关注德意志的沿海地区了，他占领了魏泽河和易北河的入海口，以及自由汉莎城和汉诺威的一部分，并解释说：“这是现在的情况下为抗击英国人而不得不采取的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