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非我所需。它应当服从我的衣冠，无论是谁穿戴它。这衣冠必须保障穿衣人的安全。这就是你们所缺乏的贵族精神，你们这些理论家！”
这番话正说明了继承权问题，也是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继承权问题导致拿破仑的第二次婚姻直至后来的悲剧。拿破仑只有两件事无法独立解决：子孙和祖先。因此，他要求正统君主和他结盟，以解决子孙问题，并且不完全拒绝为他子孙创下的祖系。他其实并非平民中之人，而是一名贵族；而且他这样概括自己谁又能反对呢？
“我现在处境特殊。世系研究家想把我的家谱追溯到洪水时代，其余人则说我来自中下等阶级。两者都不全对。波拿巴家族乃是善良高贵的科西嘉人，虽不是声名显赫，但至少比妄想侮辱贬低我的纨绔子弟要强得多。”
这又回到了一个十六岁男孩的语调。一个乡村贵族，在军官学校和巴黎住宿学校时受到过一小撮贵族子弟的嘲笑。这个年轻人在书信中回击法兰西皇家贵族对他的侮辱时，也用了同样的字句。早年所受的屈辱在他的回忆中萦绕不散，如果不是这样挥之不去的受辱经历，有关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朝廷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以及与其命运息息相关的欧洲的命运都会改写。
他的自负体现在他与法国的斗争中，如同体现在以上他与贵族斗争中一样。他只是有条件地从属于两者。他虽系贵族出身，但不属于上等贵族，因此他一生都对贵族阶层持批判态度；同样，他虽在形式上是法国人，血统上却不是，因此他对法国人保持着一种从未平息的愤怒。他征服了两者，但从未对其中任一种感到过安全。
但他和法国的结合比与正统世界的结合要成功。正因为他不是法国人，法国从来也不是他的合法妻子，只是他的情人。他深知这一点，他追求这位情人，献身于她，最终失败；从这种不稳定的关系中，他得到了人生最大的享受。“我只有一个爱情，一个爱人，她就是法兰西。我和她共眠。她从未对我不忠，她为我奉献她的血肉和财产。如果我需要五十万士兵，她立刻会毫无条件地送上！”当他斥骂这个情人时，那正证明了他充满妒意的热恋：他用“戴绒手套的铁掌”对待她，他依顺她的性情，满足她的一切欲求；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用虚名幻想来引诱她。因此，她对他粲然微笑，迎接他凯旋，并把孩子托付予他。
然而两人永远是互相指责，互相嫉妒，谁都不忘了控制对方。听他用专制的爱人的口吻所说的话吧：“我发誓，我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法国！假如我已不能再给她自由，那是因为她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自由！”当他高声向在座的客人说话时，他正站在客厅中间，锐利的目光瞧着每个人。对于身边的人，他常常苦涩地说：“仍旧是本性难移的高卢人！仍旧那么轻浮、那么虚荣！什么时候他们能用真正的自尊代替这些呢？”
而法国人对他的爱也是犹疑不决。他们在理智的交谈中，不也用这位意大利人一次给他弟弟路易写信的口吻谈论他吗？“自从登基以来，您已经忘了，您曾是法国人，您曾想方设法说服自己相信自己是荷兰人。外国的环境让您倍感兴奋，但它终究是陌生的。”罗代莱谈到拿破仑时说：“他弄错了，他们对他并不像对拉法耶特那样热心，尽管后者并未给他们制定有效的政策；从根本上说，他们只是赞赏他，敬佩他，因为他对他们有用。”
这种关系必定以悲剧结局。当他不再对她有用时，这个情人抛弃了他。
第五部分 岩第3章“恺撒”的后裔（3）
他自负的最高形式，也以悲剧告终。“我希望我能成为我的后人读到一个像高乃依一样的诗人对我的感受和评价。”从少年时代到放逐岁月，从出身之岛到弃世之岛，他的自尊心都从历史比较中获取养分。如果不是他的历史观，拿破仑的事业不仅会有很大不同，而且甚至不会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勋。正是历史，给予他政治筹划的思想以丰富的营养，如同给他的想像力一样，后者通过智慧，前者是源于感觉。他在他的时代无人可及，历史是他展翅翱翔时的明灯，他只能在历史中找到楷模、先例，并在前进中把握住方向。这位炮兵中尉开始时与恺撒在思想上竞飞，后来在罗什福特，他由于过分相信提米斯托克里斯的英雄式的例子，而结束了他的事业。
在他的一生中，我们可以听到他很多对于古代和现代历史的评论，而这些评论实际上都是反映他自己的观点。他为什么反对塔西陀和夏多布里昂呢？因为他们教人民反抗暴君。为什么他批判刺杀恺撒的人呢？因为他想为自己处决当甘辩护。担任执政官时，他甚至计划写几章罗马史的评论，用以证明：“恺撒本意并不想做皇帝，他所以被杀是因为他想通过统一党派而重建秩序。”当他说到“恺撒在元老院中遭刺杀，而元老院中有四十名庞贝人，都是他的死敌”，他未明言的结论是：他也必须肃清他的元老院，他果然也这么做了。
他用古罗马的风格，设计了八块记录他统治的石碑，安在凯旋门上，碑文只表明事实，并无自我吹嘘，只是通过外形显示了他历史的自负感。他虚心请教各国的编史者和文人，和他们长谈，借此赢得后世的赞誉；有人指出他的画像过于写实，他答道：“阿佩勒从不给亚历山大画像；大卫要把他以一种平静的姿态，画在一匹神马上。”他喜欢坐在腓特烈大帝的书斋中下军令；在无忧宫宴请为此宫旧主作传之人；在伦巴底寻访奥古斯都门，在埃及观赏庞培柱，并把战死烈士的名字刻于其上；在马德里和莫斯科研究西班牙国王菲力蒲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的居室和习惯，这对于他并非仅仅是趣味的问题，这构成了历史性的时刻，是对他真正的奖赏。他早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他不断地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位年轻的将军把他初期一连串的胜利记载在命令中；在每次远征和战事之后，都连续不断地作记录，手笔充满艺术美感，目的则是让后人知晓。意大利向他奉上王冠时，他像回顾传奇故事般回忆他五年来的成就：“几年后，当我们在尼罗河岸得知我们的事业都被毁了，我们痛苦地感受着这一不幸。但感谢我们军队的勇气，我们又重现在米兰，而意大利还以为我们驻军在红海两岸。”实际上，此时他已当着世人的面推翻了法国的宪法，就是亚平宁山区的任何一个牧人都知道他已从埃及回来。
在与教皇斗争时，他写了一封长信送给欧仁，让其抄后寄给教皇。他自己写道：“只有居鲁士和查理曼大帝堪与拿破仑比较。”在他事业的巅峰，他对他驻奥的公使说：
“您别弄错了，我是一位罗马皇帝，是恺撒的后裔。夏多布里昂拿我和提比留斯相比，而他的统治只不过是从罗马到卡布里而已。一个多有趣的想法！图拉真，奥雷连，他们的情形则不同，他们自强不息，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了世界。你没看出我的统治与戴克里先的统治有相似之处吗？我撒下了天罗地网，到处是皇帝的耳目，在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中，民权又充满勃勃生机……有人天生就是恺撒，并非后天培养而成。”
第五部分 岩第3章“恺撒”的后裔（4）
这并非公开宣言，也不是政治信札，并无诱导他人的企图。这是沙龙里的低声细语，不抱目的，不含矫情，发自一个纯洁自信的灵魂。在功成名就，班师凯旋之际，他的历史感越发具有客观性。这时，他显然只是一位出于兴趣要赢棋的棋手，他会和击败的对手共同探讨他们的错误在哪里，自己又是如何以智取胜。面对俘虏或求和的敌将，他会说：“您其实应该如此这般，您原先在这点上占有优势，那会是一项很好的行动。”在瓦格兰大捷之后，他对巴布那伯爵说：
“我相信，您实力雄厚。您的军队出击得非常敏捷。您估计我的实力如何？……您显然消息灵通，您想参观我的军队吗？……不想？那您至少要在这幅地图上看看我的阵地……由于我的过失，我们在埃斯林吃了败仗。我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只在一点上他的评判失去了客观性——滑铁卢的失利。在圣赫勒拿，一个英国军医斗胆问他，在英国，人们希望听到他如何评价威灵顿，他沉默不答。
荣耀是他自信心的最高目标，实际上也是惟一目标。所有的精力都投向这一目标，他的惟我独尊，历史观，荣誉感，尊严，他儿时的梦想，少年时的筹划，壮年的事业和今日的不安。后世是一个巨大的幻影，占据了他的想像，他所追求的是得到拉丁的“光荣”，而不仅仅是法国的“胜利”。一个异乎寻常的灵魂为追求不灭的欲念所驱赶，而世间之人都是难逃一死的。“我宁愿没有活过，也不愿虚度一生，无所作为。”
他首先修改了加冕誓词，说他不仅要保护法国的领土和幸福，还要借他的统治增加人类的光荣。在诺曼底一处亨利时代的古战场上，他让人竖起一根石柱，上写道：“伟人们热爱其同类的荣誉。”腓特烈大帝的剑对他“比普鲁士国王所有的财宝都重要”。但他并不是仅在沙场上想着流芳百世。一次，他计划为失业者建造房屋。在他给主管大臣下令后，他突然说：“我们应留下业绩给后世缅怀，而不是不留痕迹地离开这个世界。”在他退位之前，他不肯接受以放弃部分领土为条件签署和约，因为这部分领土的取得是他荣耀的一部分。在他离世之前，他心情沉重地打了一个比方，语义含混不清，苦涩难解一如他的命运。
“对荣誉之爱犹如撒旦铺设的一座桥梁，以越过混沌，到达天堂。荣誉连系着过去与未来，却又被一深渊隔绝分离。我留给我子孙的，惟有我的名字。”
第五部分 岩第4章 永不懈怠（1）
精力是构成他本质的第二要素。精力是从何处体现出来的呢？
首先是计算。绝没有天才的闪光，完全是反复衡量，精细考虑和不断地摒弃：
“在筹划一次战役时，我会自己同自己争辩，自己反驳自己……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我是最羞怯的姑娘，在脑中夸大一切危险和意外，就是看上去很轻松开朗，也是处在一种可怕的激动状态。”这不就是艺术家在孕育自己作品时的心情吗？他在罗代莱面前以更加自嘲的口气描绘他的小心谨慎：
“我总是在工作，我考虑得很多。如果我对一件事的发生有所准备，对一切应付自如，那是因为我在每一次细小举措之前都经过深思熟虑，我对即将发生的事有心理准备。并非是有神灵在冥冥之中向我耳语，告诉我该去做什么。无论在饭桌旁，还是在剧院里，我都在思考盘算，甚至夜里我也会惊醒，继而开始工作。”
这种长期的思索，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种他所谓的“事物的灵魂”——精确性，这种精确性能穿透他所触及的一切。数字化的思考，造就了他的部分成就，而拿破仑认为这得益于他的数学天赋。这个头脑中盘算的不是小数字，而是设计世界蓝图的成千上百细节的总和。如果一位将领报告说，命令业已执行，他就会以惯常的口吻把报告退回说：他需要知道细节。事无巨细，他都要了解和评价。他给驻意大利的欧仁写道：
“你怎么可能分发三百七十四万七千份牛肉呢？……我能替你算出共需多少干菜、酒、盐和酒精。我希望能按军队的单位计算。我已经失去了百分之五十乃至百分之七十的军饷。您怎么能让人给我算出一百三十七万一千捆干草来呢？这足够一万两千匹马用！你知道我只有七千匹马。办公费用高得惊人，四个月要十一万八千法郎，那相当于四十万法郎一年！这笔费用够整个意大利用了！”
这就是一个例子。他的通信集中有成千份这类发自战场或政府机构的信，都是由他口授，凡是以为他的书信中只有理想与激情的人读到这些肯定会大大失望。他在意大利战场上写信回国，让手下伪造一封信，以德国爱国之士的名义谈论奥国政情，在德国分发。在征战途中，他给那不勒斯国王缪拉写信，教他如何在舞会、剧院中举手投足，应邀请哪些人，避开哪些人。正在筹备埃尔富特会议之际，他忽然想到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向风流大公们引荐著名女演员。他觉得用数字可以概括表达命运，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下面一段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每个家庭应生养六个孩子，其中平均有三个会夭折，两个剩下的将取代父母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