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感情，狄斯累利和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对犹太人的历史和现状所知更少，因此凡是别人在恐惧和傲慢支配下犹豫支吾的话，他都敢公开说出来。
狄斯累利靠一个正常人的政治灵感来衡量犹太民族的各种可能性，这种能力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他几乎自动地制造了一整套关于犹太人的影响和犹太人组织的理论。我们通常在更可恶的反犹主义形式的理论中才会发现这些论点。首先，他确实认为自己是“上帝特选种族中的特选人”（the chosen man of the chosen race），他自己的事业生涯就是明证：…个既无名声又无财富的犹太人，只靠几名犹太银行家的帮助，就取得了英国天下第一人的地位；从议会里的普通议员上升到首相，在那些长期以来“认为他是骗子，将他当贱民看待”的人中赢得了真正的名声。政治上的成功从未使他满足。被伦敦社会承认要比征服下议院更困难、也更重要；被选为格列利翁（Grillion）聚餐会俱乐部成员，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一个精选的小团，它惯常造就两党政治家中地位上升的明星，但凡遭到社会反对的人都被严格地排除在外”——比当女王陛下的大臣更重要。女王的真诚友谊更是这些甜蜜的胜利之中令人兴奋的、出人意外的高峰。因为如果说英国的君主政体是在一个严格控制的立宪民族国家里丧失它的大部分政冶特权的话，那么它赢回和保持的是在英国社会里无可争议的优先权。在评估狄斯累利的巨大胜利程度时，应该记住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勋爵——狄斯累利在保守党内的著名同僚一一在1850年前后仍能发起特别严厉的攻击，指出他只是“说出了每一个人在私下里议论、而在公开场合不便说出的关于狄斯累利的话。”狄斯累利的最大胜利是，人们最终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只说使他高兴的奉承话。正是唯利是图和鼓吹特权的政策，才使狄斯累利获得生来是一个犹太人的真正独一无二的名誉的上升。
狄斯累利的幸运部分在于：他总是适应时代，而使无数位写他传记的作者对他的理解比对其它大多数伟大人物的理解更全面。他是野心的生动化身，显示出一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强力激情似乎不应消失或改变。卡莱尔（Thomas Carlyle）根据十九世纪关于英雄的理想来诠释整个世界历史，当他拒绝从狄斯累利手里接受称号时，他明显地错了。按照卡莱尔的标准，该时代无人可称为英雄。除了狄斯累利；按照卡莱尔的概念，一切具体的成就都称不上伟大；所有的人都不能确切地符合十九世纪晚期关于尘世天才的要求，只有狄斯累利这个骗子认真扮演角色，表演出“伟大人物”的伟大部分，带着真正的天真，令人无法抗拒地展现异想天开的花样，八面玲珑的取悦能力。政治家们却爱上这个骗子，他将沉闷的事务变成东方色彩的梦想；当整个社会从狄斯累利的精明手腕中感受到邪恶魔法的气派时，这位“权势奇才”（potent wizard）实际上已赢得了那个时代的人心。
狄斯累利要使自己有别于其它人的野心，渴望进入贵族社会，这是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典型思想。他加入保守党，追随那种永远“以辉格党（Whigs）为敌人，以激进派为盟友”的政策之原因，既非政治理由，也非经济动机，而是实现其社会野心的动力。中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不曾以足够的自尊使其知识阶级与其社会地位协调，因此贵族阶级得以在已失去一切政治意义的时候，能继续决定一个社会位阶。痛苦的德国小市民发现他的“内在人格”（innate personality）在和世袭特权的骄傲绝望地挣扎，其起因是贵族的没落和针对资产阶级的金钱而保护贵族头衔的必要性。模糊的血统论与严格控制婚姻在欧洲贵族历史上还只是相当新近的现象。狄斯累利比德国小市民们更清楚地知道，应该以什么去迎合贵族阶级的需要。资产阶级为达到社会地位而作的一切尝试，都不能表现出贵族式的骄傲，因为资产阶级依赖的是个人，缺乏阶级自负的最重要因素，亦即贵族特权是凭出身而不是凭个人的努力和功绩来获得。“内在人格”无法否认它的发展需要个人经受教育和作出特殊努力。当狄斯累利“召唤起一种种族自豪以对抗阶级的自豪”时，他知道，犹太人的地位无论怎么说，总是取决于出身，而不是依靠成就。
狄斯累利甚至走得更远。他知道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贵族阶级不能不看到大批富裕的中产阶级人士出钱买贵族头衔，同时会认真地怀疑它自己的价值。所以他用相当陈旧但流行的想象去挫折他们，毫无畏惧地描述英国人如何“产生于一个暴发的和混血的种族，而他自己则出身于欧洲最纯的血统，”“英国贵族的生活规范是阿拉伯法律和叙利亚风俗，”“犹太女人是天上的王后”或“犹太民族之花现在仍在上帝的右手掌中。”而当他最后写道“事实上现在英国已经没有一个贵族阶级。因为动物性的人的最高优点乃是一种贵族本性，”他实际上触及了现代贵族种族（aristocratic race）理论的弱点，这在后来成为资产阶级与暴发户的种族观之起点。
犹太民族的犹太教（Judaism）只在同化了的犹太人中间退化为一种与出生有关的简单事实。起初它只指一种具体的宗教，一个具体的民族，共有的具体记忆和具体的希望，即使在特权犹太人中也是如此，至少指的是共享具体的经济利益。犹太知识分子的世俗化的和同化改变了自我意识和自我诠释，使旧有的记亿和希望荡然无存，只剩下属于一个上帝特选民族（chosen people）的意识。狄斯累利尽管不是唯一的不信上帝有特选和遗弃、但相信自己是被特选的“特例的犹太人”，但是唯有他才从关于历史使命的空洞概念中想出了一条成熟的种族理论。他随时都会断言说，犹太原则“代表了人类本性中一切精神方面，”“历史变迁找到了它们的主要答案——一切问题都是种族问题”，这是“历史的关键”，无关“语言和宗教”。当然“只有一种事物造就了种族，那便是血缘”，只有一个贵族阶级，那就是“天性贵族”（aristocracy of nature），它由一个“第一流组织的非混合血缘的种族”构成。
我们无须强调这种理论和更现代的种族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而狄斯累利的理论发明又一次证明这些意识形态很能用于抗拒社会自卑感。假如种族理论最终是用于有害而直接的政治目的，那么，这些理论的说服力大多在于，它让任何一个人感到自己是一个贵族，他在出生时就已被选定，依靠的是“种族”资格的力量。这些新的特选民不属于菁英，精选的少数——这毕竟是贵族引为豪的地方——而是必须和人数日益增多的民众共享特选（choseness）的资格，这种情况从本质上不会损害种族理论，因为不属于特选种族的人在数量上也以同样比例在增长。
然而，狄斯累利的种族理论像同化了的犹太人的具体世俗化一样，是他对社会规律的特殊深刻观察的结果。一般世俗化过程不光使犹太知识分子卷入，它在十九世纪早已失去了启蒙运动的革命性魅力和对独立的、自我信赖的人性的信心，因此依然无法防止先前真正的宗教信仰转变为一种迷信。犹太知识分子也受到那些试图将民族宗教改变为宗教派别的犹太改革者的影响。为此，他们不得不改变犹太教中的两种基本成分——期待救世主的希望（Messianic hope）和关于上以色列人是上帝选民的信念，而且他们还从犹太教祈祷书中删去了犹太复国的幻想，以及关于在世界末日犹太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结束种族隔离状态的虔诚预言。若无期待救世主的希望，关于上帝选民的观念就意味着永久的隔离；若无关于选民的信念，即指定一个具体的民族担负起拯救世界的责任，那么，期待救世主的希望就会在一般的博爱思想与普济主义中烟消云散，这变成典型的犹太人的政治热情。
犹太世俗化中的最重大因素是上帝选民的概念和期待救世主的希望之间的分离，而在犹太宗教中，这两者是上帝拯救人类计划的两个方面。从期待救世主的希望中产生一种走向政治问题最后解决的倾向，目标无非是建立一个尘世乐园。从关于上帝选民的信仰中产生奇异的迷思，连不信特选说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也都相信，犹太人天生比别的种族更聪明、更好、更健康、更适于生存，是历史的动力和社会的中坚。犹太知识分子热情地梦想尘世乐园，确信能够摆脱一切民族鞯绊和偏见，但在事实上比父辈们更远离了政治现实，上一代人祈求救世主降临，使犹太人能重返巴勒斯坦。而在另一方面，没有任何热忱期待的同化主义者们说服了自己，认为自己是人类中坚，比起父辈来，他们以尘世想象有效地使自己和国家分离，比父辈因法律的藩篱而隔开更为有效，一般坚信，法律将犹太人和异教徒分开后，会在救世主降临时遭毁灭。“特例犹太人”过于“开明”而不相信上帝，并且以在各处的特殊地位为基础，迷信自己，“特例犹太人”的想象实际上扯断了犹太人与人类其它民族之间虔诚希望的有力纽带。
因此，世俗化最终导致的吊诡对现代犹太人心理具有决定性作用。由此使犹太人的同化——消除民族意识，将民族宗教转变为一个忏悔教派，以同样模棱两可的手法和心理诡言去应付国家与社会模棱两可的要求——产生出一种非常真实的犹太沙文主义，这里所指的沙文主义是一种扭曲的民族主义，用契斯特顿的话来说，“个人将自己当作崇拜对象；个人成了自己的理想，甚至成了自己的偶像。”从此以后，旧的宗教观念中的特选民不再是犹太教的本质；它变成了犹太特性的本质。
这种吊诡最生动有力地体现在狄斯累利身上。他是一个英国的帝国主义者，犹太人中的沙文主义者；但是，人们不难谅解一个只玩弄想象的沙文主义者，因为毕竟“英国是他想象中的以色列”；也不难原谅他的英国帝国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和一心坚决地为扩张而扩张的态度大不一样，因为他毕竟“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英国人，而且对此颇感自豪。”这一切奇怪的矛盾清楚地表明这位权势奇才从不认真地看待自己，一向扮演某个角色。去赢得社会、赢得名声，增加独特的魅力，这使他的言辞中注入了一种暴发户式的热情和白日梦的成分，使他完全不同于他那些帝国主义政策的追随者。他很幸运型地。能在曼彻斯特体制和商人们都还未有帝国之梦，甚至还在尖锐激烈地反对“殖民主义冒险”时，有其梦想和行动。他迷信血缘和种族——其中混杂着他那种旧式的浪漫主义民间传说，以为黄金与血缘之间可以有一种强有力的超民族联系——却不怀疑到非洲、亚洲和欧洲本土上会有可能的屠杀。开始时他以一个并无多少天赋的作家身份出现，后来却一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由机遇使之成为国会议员、党内领袖、首相，及英国女王的朋友。
早在狄斯累利还是一名单纯的作家，还未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他就有了关于犹太人的政治角色的观念。所以，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思想不是实际经验的结果，而是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坚定不栘地固守而成的。
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爱尔罗依》（Alroy）（1833）中。他写到过一个建立犹太帝国的计划，由犹太人作为一个严格隔离的阶级来统治。小说显示了当时关于犹太人可能掌权的流行幻想，以及年轻的作者对他那个时代实际权力状况的无知。过了十一年，在国会里的政治经验以及和著名人物的交往。教狄斯祟利懂得“无论犹太人以往的目标是什么，在他那个时代，他们的目标大多不与任何形式的民族政治发生关系。”在小说《康宁斯比》（Coningsby）中，他放弃了关于犹太帝国的梦想，但是展示了一种异想天开的计划，说犹太人的金钱主宰着各个王朝的浮沉，在外交上统制一切。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放弃第二种想法，即上帝特选种族的特选民具有秘密的和神秘的影响，这一想法取代了他早先关于建立一个公开的神秘统治阶级的梦想。这成了他的政治哲学的中心。他歆羡犹太银行家，因为他们向政府放债，赚取佣金，他以一种外人的不理解目光来看待整个事情。以为对权力毫无野心的人可以日复一日地操作这种权力可能性。他无法了解的是，一个犹太银行家会比他的非犹太同行对政治兴趣更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犹太人的财富是犹太政治的唯一手段。关于犹太银行家们在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