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皮定均当选为党的九大、十大中央委员。1976年7月，正处于炎热的夏季，由于他积劳成疾，刚做了手术，眼睛视力急剧减退，但他非常挂念正在进行的海防军事演习，乘飞机急往前线指挥演习，飞行途中，不幸遭遇空难殉职，终年62岁。
皮定均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敏锐的洞察力。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他运筹帷幄，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有着高超的指挥艺术。
皮定均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经常教育干部、战士：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是我们的父母，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战时行军打仗，一切都要为了人民的利益。
皮定均爱兵如子。在1969年冬季新兵训练期间，一天，皮定均到新兵训练基地检查。一进基地，他就发现新兵们穿的很单薄，不少人冻得脸蛋红红的。他就问基地领导：“现在你们有没有非战斗减员？”基地领导说，每个大队都有3—5名新兵发生冻伤。他听后，就质问军区后勤部长：为什么皮帽、皮手套、皮鞋没有到位？后勤部长解释说，有的地区新兵到部队时间提前，计划没有跟上变化。皮定均不满意地说：“你要迅速通知军需部长和后勤仓库主任立即解决问题。今晚6时我到各新兵营房检查。”随后，皮定均召开现场会。他大声说：“新战士来到这里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咱们当干部的只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关心新兵，新兵同志才不会想家；只有平时关心士兵，战时才能打胜仗。今天就是要解决战士穿衣问题。关心战士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从我做起，去体贴战士、爱护战士。”真是雷厉风行，晚上，皮定均果然到新兵训练基地检查来了。看到战士们穿得暖暖和和，他笑了，还表扬了后勤部长。像这样的事举不胜举，他把人民子弟兵当作亲人、当作自己的儿子。
皮定均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敏锐的洞察力。他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对抄家、围攻、匿名信威胁，全然不顾，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他理直气壮，旗帜鲜明，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积极工作。
皮定均身为我军高级指挥员，擅长研究战略战术，指挥部队打了无数胜仗。他能捕捉战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中原突围，他率领一个旅，声东击西，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胜利突围；孟良崮战斗，他带领一个纵队突袭占领敌74师的后勤补给重地，断敌后路，为全歼这个“王牌军”立下大功！抗美援朝期间，我军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后方补给也落后于美军。皮定均探明敌人的骄傲情绪后，提出“积极小打，主动歼敌，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术要求。这一战术十分奏效，美军被冷枪冷炮打得心惊肉跳，不敢露头，最后只好回到谈判桌上来。
皮定均具有坦荡的革命胸怀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那无私无畏的革命品质、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忘我的革命精神，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郭化若，原名郭可彬，又名郭俊英，1904年8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9岁时他便开始在一家报馆抄写通讯，直到13岁时，才在父亲的一再坚持下进入教会办的福州崇实小学读书。小学期间，郭化若虽然接受的是追求功名的教育思想，但岳家军、细柳营以及投笔从戎、中流击楫的故事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令他神往。
1920年春，他读完了高小课程，由于父亲的反对没能保送到基督教办的培元中学读高中
，转而报考福建省立第一中学，虽然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因学费昂贵不得不放弃，最后进了农林学校预科班学习，一年后转入本科，不久，再度由于家境贫寒而挥泪离家，开始了流浪生活。
1923年春，郭化若到了广州，寄住在一个会馆里，靠替人代写书信、抄稿、写碑文谋生。这年6月，他参加了一个叫做新学生社的进步团体组织的一些活动。1924年1月，他怀着对孙中山先生的无比信仰，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
1925年秋，郭化若成为黄埔军校的第四期学员，经过预备期学习，成为入伍生，后考入炮兵科，迈出了他近70年革命征途的第一步。9月，郭化若随东征军讨伐陈炯明叛军。同年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他毅然退出国民党，成为公开的共产党员。军校毕业时留校，很快郭化若被委任为炮兵第2队代理队长。由于成绩优秀和教官的推荐，蒋介石曾两次下令调他去当秘书，但都被他以“军人应当战死在疆场”为托词予以坚决回绝。1926年春，郭化若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曾任北伐军某部炮兵连连长。
1927年11月，大革命失败后，郭化若赴苏联入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回国。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去，参加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是郭化若回国途中拿定的主意。1929年，郭化若辗转到达福建龙岩参加了红4军，这个黄埔高才生深受“红军之父”朱德的赏识，被任命为第2纵队参谋。郭化若在漳平一战中初显军事才华，战斗结束的当晚就被前委任命为第2纵队参谋长。在转战东江时，第2纵队长中弹身亡，前委任命郭化若为纵队队长。古田会议召开之前，郭化若曾参与写信请毛泽东出山，从而促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召开，使整个中国工农红军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古田会议后，前委决定红军撤离闽西，这时郭化若已调至红4军参谋处任处长，在毛泽东、朱德身边负责司令部的参谋工作和战斗文书起草工作。1931年5月，郭化若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
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到达安源，毛泽东要郭化若带机关的一些同志深入矿工中做工作，他发现很多报名参军的工人会爆破，可以搞到很多炸药，并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朱德作了汇报，毛泽东、朱德立即决定由郭化若负责组建一个工兵队。于是由郭化若一手操办的我军第一个工兵队诞生了，它编在直属队，由郭化若负责。
在龙冈战斗中，我军缴获了无线电台一部，俘虏了无线电工作人员10名。鉴于文家市战斗中缴获的无线电台遭破坏的教训，郭化若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咐，在战斗命令后注明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人员，但不久电台还是被破坏了。当时红军总部缺少无线电台和无线电工作人员。一次战斗后，我军战士将缴获的无线电台和俘虏的无线电工作人员送到郭化若所在的参谋处。开始，这些人员都很害怕，连真实姓名都不敢说，郭化若一个个地找他们谈话，宣传党的政策，希望他们留下来为红军服务。经过做工作，10名人员都愿意加入红军行列。后来，郭化若建议以这些人员为骨干成立一个无线电队，毛泽东、朱德认为非常重要，并要郭化若管理他们的业务。
不久，由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其威望在全国民众中日益猛增，如同神话般被人们所传颂。但就在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充分展现的时候，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了上风，郭化若先是调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任秘书长，苏区党代会后又调任军委二局局长，离开了红一方面军。1932年7月，郭化若又被解除一切领导职务，调到红军军事学校。刚到红校，他就在大会上被宣布开除党籍，这对他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莫名其妙，但有冤无处申。后来才知道，王明搞“肃反”扩大化，以托派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郭化若的党籍。当时红校校长何长工同志，并没有对郭化若另眼相看，而是把他当作教学骨干，让他在教学中发挥作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成立后，郭化若被任命为红大的总教官。郭化若先后教过防空、参谋业务、炮兵设计等课程，后来又教高级班，还几次被大家推荐为模范教员。政治上的打击使他抬不起头，但他仍积极工作并在工作中研究战术，思考总结我军一些战略战术问题。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4年10月18日，郭化若随干部团走上了漫漫长征路。在团部，由于陈赓的信任，郭化若在团部做参谋工作，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从瑞金到遵义8000里征途，有人说“长征全靠两条腿”，但由于脚后跟溃疡，郭化若深有感触地说他“只能全靠一颗心”！当四年后说起这件事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悲惨呀！”
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郭化若仍从事军队学校教育工作。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成立，郭化若任训练处长。在简陋的条件下，郭化若参与引进、编写教材，制定教育纲要，改革训练方法，取得了显著成就。抗日红军大学成立后，郭化若任三科训练处长，后又在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又名庆阳步校）任教育长。“七七”事变后，庆阳步校被撤消，郭化若应毛泽东要求回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把在军事教育实践中思考的一些问题写成信送给毛泽东，被毛泽东称为有见地、很有价值的万言意见书。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郭化若一
直在毛泽东身边，一边帮助毛泽东处理一些事物，一边系统地学习马列原著、哲学、辩证法、军事理论等，先后有几篇文章发表，还完成了《军事辩证法》理论专著，被称为是“军队里第一个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人”。
1937年底，郭化若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被毛泽东留在身边工作，并亲自安排他的住处，要他多写一点文章，向全国宣传抗日，还说准备组织力量编写抗日战争丛书，由郭化若任编辑，“不担任任何别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此后，郭化若跑遍了各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最后《抗日战争丛书》和一系列文章顺利出版、发表，成为统一全党思想，扩大抗日阵线，促进抗战胜利的一个有力武器。这段时间，郭化若还牵头成立了延安黄埔同学会，团结国民党中的黄埔毕业生，扩大统一战线，这是现在大陆黄埔同学会的前身。
1938年7月12日，党中央组织部恢复了郭化若的党籍，背了七年的沉重历史包袱终于卸下来了。不久，郭化若重操旧业，调到军委一局任局长。军委一局是军委参谋部的作战局，是管理作战指挥的业务部门，下设作战、情报、机要、管理四个科。对一局的工作，毛泽东评价说：“一局的动作还是蛮快的，情况也弄得比较准确，很好。”“一局的文章做得还可以。”这期间，除了准确掌握全国各战略区的情况、起草各种作战文电之外，郭化若还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创办与负责主编《八路军军政杂志》，这是八路军办的第一本杂志，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刊物。面对组织体制的不断变化，郭化若到一局后一是建立必要的制度，二是抓好在职干部学习，大大提高了参谋工作的质量。他还要机要科保存好毛泽东起草的文电稿，认为这是宝贵的历史文献，应该永久保存下来才好。
在军委一局工作期间，郭化若对我国古代兵法进行了系统学习、研究，先后写了《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孔明兵法之一斑》等有分量的论文。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化若重新编排、翻译的《新编今译孙子兵法》。这些论文挖掘、整理、光大了我国古代的宝贵军事宝藏，为传播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知识，提高我军指挥员领导作战能力，促进我国军事科学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1年下半年，郭化若奉命离开了军委一局，又回到了军事教育工作岗位上，从事军队院校的教学工作，直到抗战结束。他先是出任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后又在军事教育委员会和军事学院工作。1944年冬，经他提议，我军组建炮兵学校，他出任校长。他和同志们一起克服各种困难，使我军历史上第一个炮校很快开学了。遗憾的是，由于他疲劳过度，没等“七大”会议开完，就病倒了。以后他另有任命，就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他一手创办的炮校工作，连补开的开学典礼也没能参加。
1946年5月底，国民党策划的内战已迫在眉睫。郭化若6月6日带着妻儿离开了生活、战斗近10年的延安，辗转几千里，于7月初到达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被任命为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分管作战、后勤、民兵等方面的工作。全面内战爆发后，鲁南是山东的前沿，首当其冲，山东战场尤其是鲁南地区在全面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进攻作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