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的济南战役攻城总指挥不是许世友。毛泽东得知后，直接出面进行干预，亲自点将，明确提出必须由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这里，足见毛泽东对许世友的关注与信赖。
华东野战军接到毛泽东查问许世友下落的电报后，一面立即回电给毛泽东，报告许世友治疗腿伤的情况，一面给许世友发电报，说毛泽东点名叫他指挥打济南，要他立即赶往济南前线。正在养伤的许世友闻讯真有点“受宠若惊”，领袖的信任使他欣喜若狂，顾不上走起路来既疼又瘸伤未养好的腿，日夜兼程赶往千里之遥的山东兵团司令部驻地泰安。
虽说许世友南征北战，率部攻克过不少城镇，但像攻济南这样的大城，还是第一次。因此，他不得不认真，不得不谨慎。作为攻城总指挥，许世友决定攻城前，亲临实地侦察，以便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化装成车老板，带上由两位主攻兵团的团长化装成押车卸菜的伙计进城侦察。难怪有人说许世友打仗心细，犹如姑娘绣花，单说将军去侦察，在中外战史上，也是空前少有的。
“干什么的？”城楼上持枪的哨兵出来盘问。“你没长眼吗？我们给国军送萝卜来了！”许世友不紧不慢地答道，“假若你们不吃，我们就拉回去了。”两个哨兵认真检查了车上的货物，又认真审视了车老板，认为无疑，才下了通行令：“进去吧。”许世友还真有心计，天下人谁还不吃菜？就这样许世友和他的“伙计”，连闯三门四关，最后完成任务而归。所以有人说：“跟着许司令去打仗，情况明，决心大，不打糊涂仗，叫人痛快！”
为了攻克济南，在攻城部署上，许世友提出了把攻城部队分成东、西两个集团，夹击对攻。在攻城战术上，采用“牛刀子战术”。这个口号好懂好记。所谓“牛刀子战术”，是指济南工事强固，纵深长，明碉暗堡成千上万，在攻济战役中，强调打敌要害，集中兵力、火力、杀开一条血路，钻进去打，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因此他又强调东西对攻，不要在下面明确主攻助攻，通通都是主攻。真正的主攻，只要指挥员做到心中有数就行。
许世友带领他的部队硬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地经过8天8夜没合眼的战斗，完全攻占了蒋介石以为可以固守半年或三个月的济南，全歼敌11万重兵，王耀武化装逃跑，被我哨兵查出抓获。
许世友用他令人瞩目的赫赫战果回敬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中共中央在贺电中强调指出，济南战役的伟大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新华社为此发表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社论为毛泽东亲笔改定），社论称：“这个伟大的胜利”来得“意外的迅速”，“甚至全国的人民也因为它的意外的迅速而惊异”。
美国通讯社也不得不承认说：这是一个“动摇蒋介石政权根基”的军事胜利，已使国民党最高统帅部惊惶得目瞪口呆。
1949年后，许世友先后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53年，他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后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司令员，1980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曾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8年递补）、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会委员，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10月病逝于南京。
许世友作为性格将军，传奇将军，还突出地表现在，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级官员中去世后惟一实行土葬的人。
据记载，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五个月的一天，毛泽东、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都在写有“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行
火葬的志愿”的《火葬倡议书》上签了名。五个月后，参加会议的党、政、军领导都踊跃在《火葬倡议书》上签了名。只有一个人当时没有表态，更没有签名，这个人就是刚刚被增选为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许世友。他不但没有签名，在会议期间，还十分认真地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对火葬的不理解。
毛泽东听了许世友的申述，既没有首肯，也没有批评，而是一笑了之，从中可见毛泽东对许世友特有的宽容。二十九年后，当邓小平得知许世友逝世的消息，考虑当年毛泽东的未置可否，特批许世友的遗体不火化，而是运回大别山与他的母亲葬在一起，满足了将军的生前要求：“我一生自幼离家参加武装斗争，报孝老母不足，活着尽忠祖国，死后尽孝老母。死后无有别的要求，愿与老母合葬。”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革命战争中，从农民成长为将军的人并不乏其人，然而从八年少林寺的生活中走出来，并锻炼成为坚定的革命军人和将军的却是绝无仅有。许世友将军以其独具的个性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在中国革命的高级将领中独领传奇将军的美名。
许世友将军以他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在中国军事史上谱写了许许多多的曲折感人的传奇故事。将军的去世，又由于其独有的性格特征使他成为新中国高级官员中惟一实行土葬的
人，这给他一生增添了更浓厚的传奇色彩。
如果说许世友将军是以其独有的特殊性格谱写出他的传奇故事，还不如说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才使许世友将军的传奇生涯更显得光彩夺目。倘若没有毛泽东对许世友的关爱、信任，中国革命史上就不会有这名赫赫虎将，就不会有许世友这位性格将军、传奇将军。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许世友将军独特性格和传奇故事的后面，站着的是伟人毛泽东。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湾；浏阳河，几十里水路到湘江。在中国的现代革命史上，美丽、富饶的浏阳河，不仅养育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还养育了无数革命先行者，他们从这片热土中走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其中一位就是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杨勇将军。
1913年9月29日，杨勇诞生在浏阳河畔文家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
是在浏阳县南乡清江村度过的。在清江村，杨勇的父母以开小饭铺度日。虽说是开饭铺，自己一家人也时常饿肚子。杨勇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他的母亲刘氏一共生育了九个儿女，可因为贫困和疾病夺去了她五个孩子的生命，幸存下来的就只有杨勇和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其父杨贵蟾，早年曾参加“洪江会”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官府的追捕，便携妻带子搬到妻子的娘家——清江村居住。
杨贵蟾希望儿子将来有一番作为，给杨勇取名杨世峻，希望他像骏马一样有远大前程，但村里的人都习惯叫他的小名统伢子。不到5岁，统伢子就帮着母亲做力所能及的事，他不但做事认真，也从不偷懒。母亲常乐得直夸他：“我的统伢子哟，从小就看得出，长大了一定有大出息。”这位整天吃不饱肚子，却长得高大、宽肩膀、精力充沛的统伢子，调皮、机警、聪慧，凡事爱问个究竟，探个底细。杨世峻9岁时，父亲带着全家搬回原籍文家市，继续开小饭店维持生计。由于两个哥哥都已成家立业，日子稍微过得顺畅一些，有远见的杨贵蟾就送杨世峻去村子里的储才小学读书。面对这知识的新天地，杨世峻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求知欲，无论语文、算术、历史，他都非常喜欢。尤其是体育，更是他的偏爱。他高个儿的身材占尽优势，赛跑、踢球哪一门都是他的强项，常常在比赛中把同学们拉下马来，夺得第一名。没有多久，他自然而然就成了孩子们的“司令”。他们自编自导，不是玩捉“土匪”的游戏，就是与“敌军”对打，最后获胜的总是杨世峻这一组。
1926年，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军阀吴佩孚、赵恒惕溃不成军，分崩离析，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在长沙先后成立，革命的火种迅速在湖南各县播撒。文家市的各种革命活动也搞得如火如荼，农会、工会、儿童团、妇女联合会等团体日益壮大，领导这些团体的就是过去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组织公开后，党支部就设在杨世峻就读高小的里仁学校。里仁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是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就是教师陈世乔。杨世峻是学校儿童团队长，耳濡目染，每天都接触到革命新思想，并积极将其付诸实践。每天学习之余，他就带着队员们穿梭在文家市的大街小巷，一边搞革命宣传、一边帮助大人们维护秩序。党支部书记陈世乔看着杨世峻这棵茁壮的革命幼苗，欣慰不已，便经常给杨世峻灌输革命真理，讲述中国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和中国灾难深重的近代史以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事迹。并说，国难当头，好男儿自当奋勇上前，刀山火海，在所不辞。陈先生的话，犹如火把照亮了杨世峻前进的方向。杨世峻从此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暗暗立誓：长大后不仅要当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还要像陈先生那样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1927年9月19日，一支工农革命军开进了文家市。秋收起义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群众集会上举行了演讲。毛委员形象、通俗易懂的精辟讲话，使少年杨世峻更加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和意义。杨世峻和同伴们很想加入这支工农队伍。杨贵蟾看儿子还小，劝导儿子不如先学好文化再加入共产党的队伍不迟。杨世峻进了私塾，不久即到浏阳县城考上了济阳中学。中学还未念完，杨世峻便跟着伯父杨贵芳到刚成立的八区苏维埃工作。平时他负责搞宣传工作，有敌人来捣乱时，他又是一名英勇的游击战士。恰好，彭德怀领导的红5军成立随营学校，在浏阳招募青年学子，杨勇赶去报名参军，终于实现了他当一名工农红军战士的夙愿。在随营学校，杨勇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将自己的名字世峻改为单名勇字。通过在随营学校系统地进行军事、政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作为一名战士，杨勇成为一个优秀的毕业生；作为一名党员，他又是一位过硬的政治骨干。红5军扩编为红8军后，杨勇调到红8军政治部宣传队当分队长。从此，杨勇跟随部队转战湖南、江西等地，其间，他每次都出色地完成宣传工作任务。不久，党组织将他调到红8军4师1团1连任副指导员。在参加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杨勇凭着自己英勇和智谋，与敌人打了多次遭遇战。1933年10月在绚口与敌人的一场殊死战斗中，杨勇在身体负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在火线，率领战士们给敌人以痛击。战后杨勇荣获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并受到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的赏识。此后，杨勇因作战勇敢，升任红2师安远独立营营长兼政委，不久又升任红4师第10团政委。
1934年夏天，党中央根据当时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的严峻局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中央红军突破敌人设下的三道封锁线，准备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蒋介石急忙调集40万大军，集结在恶浪滔天的湘江边上。敌人妄想依靠湘江这道天然屏障将中央红军围困歼灭。11月25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下达了突破湘江封锁线的命令。负责开路的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接到上级的指令，由红3军团4师10团政委杨勇率领部队作为先头部队先行过江，掩护中央纵队和红9军团、红5军团渡江。28日，杨勇和团长沈述清率部一过江，立刻遭到桂敌7军独立团和15军第45师的围攻。顶着敌人疯狂的炮火，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10团将士在杨勇指挥下，奋起还击，英勇作战，死守阵地，掩护中央纵队全部顺利过江。不久，杨勇奉命率部进入贵州。1935年春，红3军团顺利渡过天险——乌江，配合红1军团攻克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1月9日，中央机关驻扎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使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了军队的指挥核心。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到达陕北。红3军团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杨勇所在的第10团改为第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