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停顿。12月改组为“群治学社”。 湖北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黄申芗、杨王鹏等人继日知会之后，将湖北军队同盟会改组为群治学社。设社长一人，文书二人和评议员若干人，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名，在新军士兵中发展革命力量。他们在1909年接办了汉口的《商务报》，作为他们的机关报，宣传鼓动革命。1910年春，长沙抢米风潮发生时，黄申芗等准备武装起义，因清政府发觉，《商务报》被查封，群治学社亦被迫停止活动。不久，改名为振武学社。 振武学社于1910年9月由群治学社改组而成。吸收社员240余人，推杨王鹏为社长，李玉如为文书兼庶务，设干部会，由新军各标的革命分子派代表参加，以蛇山蕲春学社作为各标、营的联络机构，借“讲求武学”为名，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为防止泄密，各营不能互相联系，营代表只能承标代表之命。该组织被新军协统黎元洪觉查，派施化尤为队官，秘密侦查，开除杨王鹏，李玉如等人的军籍。社务遂由蒋翊武接替。 蒋翊武原名伯夔，1885年生于湖南澧县。18岁入常德师范学堂，因谋革命被开除，奔走于沅、湘之间，结纳会党，晓以民族大义。他20岁时打算去日本，但在途经上海时病倒了，病愈后便入中国公学读书。不久他遇见了同乡、同盟会员杨卓霖和刘复基，同他们一起创办《兢业旬报》，宣传革命。蒋翊武经刘复基、杨卓霖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蒋翊武随刘复基回武汉入新军，并参加群治学社。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后，仍为社员。次年，刘复基、詹大悲、蒋翊武等人以振武学社已暴露，商讨改名为文学社。他们借新年团拜之机，由詹大悲以《大江报》名义发出请柬，邀请潜伏在新军的老同志聚首武昌黄鹤楼，正式成立文学社。
第七章 风满黄鹤楼
辛亥年（1911年）大年初一早晨，便有许多新军士兵走上黄鹤楼。黄鹤楼一带，商贩云集，游人如堵，热闹非凡。这些身着土黄色新军制服，头戴大盖帽，腰束皮带的士兵，也同游人一样，说说笑笑来到山上。在奥略楼内有三个人正在等候这些士兵们。其中一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便是《大江报》主笔詹大悲，另两位是身着军装的蒋翊武和刘复基。 刘复基，名汝夔，字尧澄，湖南常德人，19岁便参加马福益领导的洪江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同盟会。次年归国，在长沙设中外各报代派所，运销《民报》，并与禹之谟等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鼓动学潮。因禹被捕，东赴上海，同杨卓霖、蒋翊武创办《兢业旬报》。1909年回武汉，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因拟击杀立宪派杨度未果，被捕，旋释出，入湖北新军。参加振武学社。两年前的一天，詹大悲、刘复基、蒋翊武同在《商务报》共话国事，结为友好。 20位代表来齐，他们都是20至26岁的青年，是新军各营的代表。 詹大悲把铅印的《文学社》简章分发给大家：“今天是文学社成立大会，简章无革命字眼，只是研究文学，是为了避人耳目。我们以前的学社被敌人侦破，但我们从不放弃革命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加利亚工人阶，如今重整旗鼓，以研究文学为名，争取同志，总有一天，我们要把新军变成革命力量，这就是我们的‘端营主义’。以后，《大江报》便是我们文学社的机关报，欢迎大家多多投稿。” 蒋翊武接过话题：“今年说不定会有革命发生，我们方略已定，急应开展活动，一日有事，不致坐失良机。” 简章规定文学社设正、副社长各一人，下设文书、评议两部。文书部又分设文书四人，会计和庶务各一人。评议部设评议、纠察若干人。大家公推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詹大悲、刘复基为文书和评议部长。于武昌小朝街设总机关，并在汉口、汉阳等地成立分机关。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驱除勒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为纲领。借“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士兵中开展活动，通过新军各标、营代表掌握武装。以出版《大江报》进行公开宣传。吸收社员达5000余人，多属新军士兵，也有少数官佐参加。 文学社能够如此发展，与胡瑛的指导有关。蒋翊武经常去狱中征求胡瑛的意见，胡瑛与同盟会会员有着广泛的联系，蒋翊武也就得到同盟会的支持和帮助。 至于共进会，前面说过，它是在东京成立的。1907年春，黄兴离开东京时，要刘揆一代理他的同盟会庶务职务。刘揆一打算从各省吸收秘密会党成员和革命者加入同盟会，他把这项任务交给同盟会云南主盟人吕志伊去办理，但吕志伊不久回国，这项工作被搁置。其后，热心这件事的同盟会会员、四川籍人张百祥，同盟会会员、湖南籍人焦达峰，同盟会会员、湖北籍人刘公，以及日知会成员孙武等人发起，于当年8月成立共进会组织，目的是谋求革命党人合作，策划长江流域起义。他们拟定法规10条，推张百祥为会长。张未就任，即改推邓文辉担任，次年刘公继任会长。共进会下设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等9部，各设部长一人。它的纲领同同盟会的纲领几乎一样，只是以“平均人权”代替了“平均地权”。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的会党中吸收会员，发展组织。1909年又在武昌设立共进会总部，联络长江下游各会党，统一行动。同年焦达峰在长沙建立共进会组织，邓文辉在南昌建立共进会江西分会。并在上海、岳州等地设立通讯机关。以新军会员编成七军，以会党编为三镇，推刘公为大都督。 共进会拥护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兼任共进会最高领导，谭人凤曾被列为共进会会员宣誓的监誓人。 孙中山的第十次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宋教仁以及其他一些两湖革命志士，开始集中注意力于长江流域，特别是武汉地区。为了指导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需要组织一个地区性的组织。同盟会在国内本来就准备设中部支部组织，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和胡汉民情绪沮丧，与外界暂时隔绝，孙中山则像往常一样居留海外。因此，同盟会中部地区组织，便由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建立起来。 宋教仁字遁初，又作钝初，号渔父，1882年生于湖南桃源。17岁入漳江书院读书，喜政治、法律、地理诸学科。21岁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议论时政，渐萌革命思想。次年2月与黄兴、刘揆一在长沙创立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7月与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任文书。参加长沙起义，领常德一路起义军响应，事泄，遭清政府通缉，逃日本，入法政大学，继改入早稻田大学，仍习法政。1905年同程家柽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革命，并参加同盟会筹备会。同盟会成立时，任司法部检事长。同年被推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员。次年，黄兴去安南，指定他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总部的工作。1911年1月初回到上海，任《民立报》主笔，揭露清廷腐败，反对外国侵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4月赴香港，参加筹备广州起义，任编制课长。起义失败后与谭人凤等人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地区总会，被举为总务干事，筹划在南京、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设立分会。 中部地区同盟会设会长一职，经过深思熟虑，公开表明“虚位待贤”。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宋教仁、陈其美等为总务干事。 中部地区同盟会成立后，由谭人凤负责组织湖北分会，焦达峰负责组织湖南分会，吴玉章负责组织四川分会。 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空前活跃。在湖北，居正和孙武热情工作，但到4月中旬，谭人凤给他们的活动经费已用光。正在经济困窘的时候，共进会会长刘公来到武汉，情况有了好转。 刘公名湘，字仲文，1881年生于湖北襄阳。21岁东渡日本留学，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并为《民报》出版捐赠巨资。萍浏醴起义，回国谋响应，失败后复往日本。。共进会在东京创建时，他起了重要作用。1910年秋，他回到鄂西北的家乡。1911年夏天，父亲给他一笔巨款，让北上京城纳粟捐官，当他在省城露面时，同志们便劝说他留在武汉起事，又推他做湖北都督。他慨然将5000两银子捐出作为革命经费，此是后事，暂且不表。 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已是势在必行的了。而在联合问题上的困难是：两个组织争夺领导权。虽然某些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文学社，但是，这两个组织的领袖有着迥然不同的经历和才能。 共进会的领袖们全部是留日学生，又是同盟会会员，同中部地区同盟会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 文学社的领袖们及其成员，大多是土生土长的。虽说社长蒋翊武和评议部长刘复基是同盟会会员，但除刘复基外，蒋翊武和他的同志们都从来没有出过国门。蒋翊武与同盟会有些联系，但他们主要是通过胡瑛同全国革命志士取得联系的。文学社的社员，几乎全是湖北新军士兵。其中有一些人有学识，但没有一个人具备同盟会领袖们所具备的领导才能。 从实际力量来说，文学社胜过共进会，它的成员遍布湖北新军的各个单位。但是，共进会的领袖们具有更高的威望，因此，蒋翊武对于联合共进会颇有疑虑。 刘复基被推为文学社评议部部长后，便同蒋翊武商量：“现已找到小朝街85号楼上做文学社机关，我们两人早晚要有一人出来主持机关。” 刘复基遂设计退出军营。这一天却是号称“小诸葛”的刘复基在协司令部大门站岗，一个标统走过来，刘复基故不举手敬礼。那标统停步训斥： “为何不敬礼？” 刘复基道：“部下一时眼花，未看清长官。” 标统大怒：“目无长官，罚跪半小时，跪下！” 刘复基下岗遂写了退役报告，称有眼疾，久医无效，不宜在营中服役。呈递队官，队官有心爱护他，认为复基在军中颇有前途，不批出营。刘复基恳请，队官只好割爱，呈送营管带。管带说复基扯谎，却要亲验。刘复基固求，亦得批准。 刘复基急忙解装出营，去理发店剪掉辫发，提了行李来到小朝街85号坐镇机关。 5月11日那天，共进会会长孙武派杨时杰、杨玉如、李作栋，邀约刘复基等到长湖堤处所，共商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事宜，均认为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当此之时，极宜风雨同舟。讨论联合的具体问题时，杨玉如建议：共进会给文学社以经济援助，但需由孙武出任文学社社长。这建议即出，顿觉气氛紧张，如此遂罢。 孙武加紧同文学社进行联合，改派共进会马队代表陈孝芬去找刘复基等商谈会社联合问题，因陈孝芬同蒋翊武、刘复基均有私谊。 陈孝芬找到蒋、刘二人，陈述起义时机成熟，应有统一号令，孙武诚心合作等等。蒋翊武道：“合作当然很好，只是那些留洋的长衫人物，会叫我们上当，那孙武领袖欲特强，恐怕不好相处。我看还是殊途同归的好。” 陈孝芬道：“此时正是同归时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万一暴露，清廷决不会偏爱哪一派革命党。清廷不去区分会社，我们自己何苦去孤立自己？” 刘复基见陈孝芬说得有理，说：“慢慢来吧，文学社端午节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希望你能来陈述意见。” 端午节这天，文学社果在“同兴酒楼”开会，到会者70余人。大家都赞成文学社与共进会加强联络，推刘复基为联络员，安排蒋翊武同孙武面淡。陈孝芬建议：可约孙武来文学社见面。 既是会员又是社员的彭楚藩、蔡济民等人，更是鼓动蒋翊武去同孙武见面。蒋翊武以示主动和礼貌，便同刘复基一起往孙武处拜访。 他们见面很是礼貌，略作寒暄便谈正题。蒋翊武道：“我们文学社在军营中力量很大，合作是可以的，只是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孙武急忙道：“我们共进会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是中部地区同盟会的组织，与长江流域各省都有组织关系，在本省的力量也很大，人数超过文学社，联合后，共进会当然居于领导地位。” 二人随即争将起来，各不相让。 刘复基双手微微摆动，示意他们不必再争，道：“今日是谋合力反清，为何比较实力呢？” 蒋、孙顿时语堵。刘复基便打圆场：“以后慢慢谈吧。” 刘复基、彭楚藩、蔡济民等人商量，必得找一个妥当办法，加以联合。这身材高大的彭楚藩原名潭藩，字青云，湖北鄂城人，20岁入湖北新军，结识刘静庵，加入日知会，被推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