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鼓舞，他指示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邵力子、廖仲恺等人负责创办理论宣传刊物《星期评论》、《建设》杂志和《国民日报》副刊《觉悟》，以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这3个理论宣传刊物分别于1919年6月8日和8月1日创刊出版。 3个刊物除了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外，还刊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或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文章。孙中山较早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并认为他的三民主义可举政治革命。朱执信较早地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一些介绍，1906年他曾在《民报》上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以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和“十条纲领”。孙中山曾经称赞马克思“苦心孤诣”撰写《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使原来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使孙中山认识到，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戴季陶和胡汉民都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戴季陶的研究侧重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胡汉民的研究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们俩都发表过不少文章，在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是，他们不是马思主义者，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孙中山为了更好的领导国内的革命斗争，以便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便于1919年10月10日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制定了《中国国民党规约》，规定了“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革命原则。 陈独秀出狱之后，主持《新青年》编委会议，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问题，并发表《本志宣言》，目的是统一同人的意见。 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是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发表文章说，国内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李大钊立即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同胡适展开了论战。他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经过群众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 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文化统一战线，就此开始分化。陈独秀的《本志宣言》，标明《新青年》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也开始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1月，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函邀，秘密离京南下上海，同他们一起筹办西南大学，广东军政府拨款100万元作为筹办西南大学经费。陈独秀刚到上海，又接到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去武昌参加文华大学的毕业典礼。 陈独秀于2月2日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他到达汉口时，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这位名震国内的革命者。 陈独秀来鄂的消息传出后，武汉人士盼望一睹陈独秀的风采言论，邀请他讲演的人络绎不绝。他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上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文华大学第4讲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作了《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讲演。又应汉口青年会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作了《新教育之精神》讲演，听众除青年学生外，还有省议员。接着他又到堤口下段保安会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到会数百人。除此之外，陈独秀还应邀参加了几个小型座谈会。 陈独秀在武汉短短的4天，席不暇暖，抓紧时间宣传新思想。《国民新报》美誉陈独秀的演说“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所欢迎”。但湖北官吏对于陈所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8月乘车北上返京。 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北洋政府看到了这些消息，才知道他离京讲演，最使政府当局恼火的是陈独秀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陈在《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中，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 （1）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虚荣心。 （2）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者苦，有产的安享。 （3）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 北京警察厅企图在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派警察在陈的北池子寓所门前站岗。 高一涵得知这个消息，便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陈独秀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京。 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河北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由他护送，万无一失。 阴历年底，正是北京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李大钊便雇了一辆骡车，陈独秀脱去西服，穿上王星拱家里厨师的衣服，油迹满衣，光着发亮，头戴毡帽，坐在骡车里。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从朝阳门出走南下。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出口，恐怕漏出南方的口音。他们一路上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畅谈了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走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他们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 李大钊怕火车站有警察“恭候”，便让陈独秀换上西服，摆出教授派头，送他上外国轮船。 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 陈独秀踏上外轮，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俨然是一位高等华人。他在2月19日到达上海，叫了一辆黄包车，下榻于不醒目的惠中旅店。 由于连日奔波，他受了风寒，休息五六日，便朝五马路踱去。他来到亚东图书馆，老友汪孟邹一见到他突然出现在面前，惊叫一声：“仲甫兄！”俩人立即上楼细谈。 陈独秀从惠中旅店搬到亚东图书馆楼上居住。北京警方似乎没有派人追捕陈独秀，他便在上海搞起政治活动。 2月27日，陈独秀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该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参加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3月20日，陈独秀在青年会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演说。29日，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教育问题，到会的千余人。4月21日，在中国公学讲演《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陈独秀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青年团体或教育机关邀请他发表演说。但不久，他的演说对象发生了变化，由知识青年转向劳苦工人。 陈独秀仓惶离京，家眷尚在北京，他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静住所，接来家眷同住，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从北京迁来。汪孟邹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和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那里去？“于是，陈独秀便在4月份搬进了座落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柏公馆。这是老式石库门房子，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进大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4只、椅子数把，壁间挂大理石嵌屏4幅。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后、中3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即陈独秀的卧室兼书房，室内陈设有写字台、转椅、大钢床、皮沙发、茶几、缝衣机等。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楼，后有晒台，全部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这就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 陈独秀积极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他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4月2日，他出席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16日出席中华工业协会各业代表与各部干事联席会议，被推举为教育主任，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并自愿担任义务教授。18日，他参加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7团体召开的联席会议，演说劳工要旨。被推为筹备世界劳动节大会顾问。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五一劳动节编辑了《劳动节纪念号》，共400页，内容丰富新颖，有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题字。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介绍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及欧美工人为实现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史；2A3的篇幅是对国内劳动状况调查的文章，其中有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两篇文章。另外有美国、英国、日本劳动运动的介绍，还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以及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日本、协约国各国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废除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5月1日，陈独秀组织了规模较大的五一庆祝活动。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
第二十四章 南陈北李
上海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有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论社、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出版《星期评论》周刊，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撰稿人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觉悟社出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邵力子；三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 三股力量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建立了联系，陈独秀的住所变得热闹起来。经常坐黄包车来的是《国民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邵力子住在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5号，离陈独秀的住所不远。陈独秀在《觉悟》上发表过文章，与邵力子是“文友”。 住在三益里17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也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李书城是老革命党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对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退让深感失望，与外界往来甚少，整天在家看书，但对陈独秀颇友好。比李书城小9岁的李汉俊，12岁东渡日本留学。他极为聪明，不仅日语讲得很好，而且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他在日本拜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精通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陈独秀自然是志同道合。 《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原与陈独秀在日本相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他每期必读，现在也是陈家常客。《星期评论》的另一位编辑沈玄庐程。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但，曾担任过清朝云南知县、知州、省巡警总办，因帮助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无法在国内立足，而流亡日本，他在日本钻研社会主义理论书籍。1916年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不久便担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又为《新青年》撰稿，是陈独秀的好友。 《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也读过一些社会主义著作。 不论是陈独秀、张东荪、戴季陶，也不论是邵力子、沈玄庐，都曾在日本留学，程度不同地都懂得些马克思的学说。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已成新潮。1919年8月，年仅19岁的张闻天，竟在《南京学生联合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10条纲领。然而护君主立宪政体，是一个民族自由主义者。主要著作有《耶，《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由于翻译难度大，一直没有人能够完成。 戴季陶是较早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人。他把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带回国内，曾想翻译它，但细细看后，便放下了。翻此书不但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而且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即杭州的陈望道。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修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但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1919年5月回到杭州为“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孟子进一步加以发挥，认为王，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他常为《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成为邵力子的密友。 陈望道与浙江第一师范语文教师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