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470余人、宫女百余人分别给资遣散，又用汽车5辆，送溥仪及清室“后妃”移居什刹海“醇王府”。11月29日，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两人，由“醇王府”逃往日本公使馆，不久，又从日本公使馆逃往天津日租界。11月6日，冯玉祥电请段祺瑞出山，称：国民军大元帅一席，非公莫属，万恳俯念国难方殷，国民属望，即日就职。
段祺瑞于11月21日入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黄郛的摄政内阁遂告结束。段任临时执政后，一批批安福系余孽联袂入京，政局急转直下。奉系军阀张作霖背弃与冯玉祥达成的“奉军不得入关”的协议，将大批奉军开入关内，以图乘机扩大地盘，觊觎北京。段祺瑞和张作霖互相勾结，联合排挤冯玉祥。冯玉祥认识到拥段出山是个错误，称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断送了北京政变的全功，十分懊悔，表现为万分消极。冯玉祥感到糊糊涂涂混下去，岂不是为强盗马贼当伙计？国民军第二军将领岳维峻、邓宝珊向冯玉祥献上一计：趁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俩只带少数卫队在北京之机，举行暴动，把他们父子俩捉住枪毙，以快人心，而戡祸乱！
冯认为这样做会激起奉军异动，酿成混战之局，日本会趁机进占东三省，不同意此计。皖系卢永祥企图恢复江苏地盘，怂恿奉军南下，而吴佩孚又企图北上实行报复。冯面临着奉、直、皖几方面的军事压力，决定辞职下野回避矛盾。冯对张作霖说自己精神不好，要上山休养。张作霖故意跳起来说：“你不能走！我若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冯玉祥便避入北京西郊天台山去，在天台山隐居。鹿钟麟等来请示今后如何办？冯玉祥说： “你们第一要听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多和李大钊先生多多见面谈话，还有胡景翼、孙岳诸位，必须常通声气，结在一起。这3件是大事，其余你们商量着办就是了。”段祺瑞一方面借助张作霖的军事力量扼制冯玉祥，另一方面又感到如果没有冯的军事力量，自己就会受奉张摆布。因此，他对冯的辞职坚决挽留，并对冯部略施抚慰手腕，于1925年元月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段祺瑞一方面拉拢冯，不让冯下野，另一方面怂恿奉系的李景林以督办直隶军务的名义，迫使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让出保定、大名等地，将冯与孙岳的联系切断。又命令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率师南下攻击吴佩孚；同时密令刘镇华的镇嵩军憨玉琨入豫，以牵制国民军第二第三军。
胡景翼部队打败吴佩孚部队后，又在孙岳的帮助下，打败了憨部。冯玉祥保荐孙岳督陕，胡景翼部收编了吴佩孚部的王为蔚、陈交钊、田维勤等。冯玉祥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冯本来就任陆军检阅使并兼有西北边防督办名义，现在无形中失去了检阅使名义。冯玉祥经过国民党人徐谦的介绍，认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政变后，便确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张作霖的革命策略。
李大钊、徐谦介绍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李大钊设法使冯玉祥振作起来，劝他不要消极。苏联方面也认为，只有冯玉祥振作起来，国民军才有可能形成中国北方一支反帝反军阀的力量，国民军也感到必须有老冯出山支撑着局面，才能争取到有利的军事、政治形势。通过李大钊、徐谦和加拉罕的协商，由冯军和胡景翼军、孙岳军各选派25名青年军官到苏联军多学院学习。冯又从学兵团挑选15名优秀连排长，进入苏联基辅军官学校学习。之后，冯玉祥又派参谋长熊斌率团级军官鲁崇义等，赴苏参观。冯玉祥又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向苏联政府请求派遣专家和援助武器。1925年3月，苏联派来了两个军事顾问组，共约三四十位顾问，各类专门人才具备，到国民军担任教官。冯玉祥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丰镇厅建立了骑兵学校、在平地泉建立了炮兵学校，随后在张家口成立了高级军官学校，又在张家口建立了机枪学校、反间谍工作学校，小型通迅学校、小型工兵学校。苏联顾问还帮助国民军建立了军械工厂，装备了修理厂，建造了弹药生产设备，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技师，提供图纸，并具体指导建造了第一批装甲列车。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苏联援助国民军大批军火和装备，其中有步枪、子弹、马刀、大炮、山炮、手榴弹、机枪、迫击炮、火焰喷射器、以及飞机等冯玉祥还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俱乐部作为政治工作的基地。冯玉祥委托李大钊、徐谦负责领导国民军的政治工作。12名国民党员和苏联顾问在俱乐部内讲课。冯玉祥在拥护段祺瑞出山的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又派马伯援持亲笔信南下，迎接孙中山。孙中山是反直三角同盟中的一员，段祺瑞、张作霖也先后邀请他北上讨论时局问题。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关于乘机宣传革命的建议，决定北上。
第三十七章 国父逝世
蒋介石在广州筹建军校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又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为理由，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并让他的英文秘书王登云召售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马上就发给每人遣散费。”邓演达和叶剑英坚决反对散伙，还有一些人表示怀疑。
邓演达和叶剑英去请示廖仲恺，廖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你们应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约定论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奠基人之一是法国数学，蒋先生要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果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蒋介石还是擅自离开广州，悄悄地去了上海。孙中山对蒋辞职一事批示：“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难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蒋介石辞呈中所说“办事多遭掣肘”，实际上是他反对联俄联共，反对革命。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蒋介石到上海后给廖仲恺写信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力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刺，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蒋介石的离去引起众人议论，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则说：“蒋介石担心，在广州的军阀，其中包括滇系军阀，不赞成创办黄埔军校，因而会解除军校学生的武装，最后会跟他算账。”方鼎英说：“滇军第3军军长范石生，曾当面奚落蒋介石曰：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完全缴你的械。”
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说：“这个胆小鬼是靠不住的。一有风吹草动，蒋介石为了躲避风险，总是逃跑，躲到一个安全地方。这次他逃跑了，下次他还照样逃跑。不能依靠他。”蒋介石逃跑后，孙中山命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经廖仲恺的一再催促，经孙中山派去的许崇清的劝说，蒋介石终于在4月下旬返回广州。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命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命王柏龄为军校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张申府为副主任、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周骏彦为军需部主任、俞飞鹏为副主任、林振雄为管理部主任、陈适为副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 不久，戴季陶、张申府相继离职，邵元冲继任政治部主任。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后，便由周恩来继任。周恩来于当年8月初自法国返回，到达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还在黄埔军校筹备期间，廖仲恺、戴季陶就希望张申府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张申府是由李大钊介绍，来广州拟担任广东大学图书馆长的。他一次就开了周恩来、周佛海等12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廖先是聘请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态度和蔼热情，工作细致周详。
从黄埔军校于1924年10月建立教导团开始，蒋介石逐渐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蒋介石委托陈果夫等在江、浙、沪招募新兵。又在广州招考学兵队，培养教导团下级干部。教导团1团团长为何应钦，2团团长为王柏龄。不久，教导团改编为党军第一旅，归蒋介石节制调遣。
在军校教导团成立的同时，又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建立了另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这支革命武装是由周恩来领导建立起来的，全队150人左右，正副队长徐成章、周士第、以及军事教官赵自选，党代表廖乾五、政治教官曹汝谦均为共产党员。后来铁甲车队再扩充一部分黄埔军校学员，建成叶挺独立团。叶挺曾担任孙中山卫队团营长。孙中山派他到苏联学习一年多，他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回国后便担任团长。
广州是革命力量同反动力量决斗的中心。广州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1924年5月开始酝酿叛乱。英帝国主义分子对商团团长陈廉伯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陈廉伯于5月27日主持召开“商团乡团会议”，宣布要在8月14日推翻大元帅府取而代之。孙中山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采取措施。8月9日晚，孙中山命长洲要塞司令蒋介石扣留商团购买的长短枪9800支，子弹300多万发。广州政府下令通缉陈廉伯。
8月12日，商团1000多人列队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发还扣留的枪械，并以罢市相威胁。孙中山揭露了陈廉伯运动商团策划叛乱的阴谋，要求商团自行检举陈廉伯的罪行。商团竟不服从，25日，广州商人总罢市。孙中山、廖仲恺一面派出湘、滇、桂、豫各军1000多人，进驻佛山市区和铁路沿线，预为防范；一面电告各地商会，晓以大义，明以利害，劝其复业，不要附逆作乱。
不料，那些挂着国民党招牌的军阀头目暗中同商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湘军总司令谭延辏А⒃辆芩玖钚沓缜濉⒃ゾ芩玖罘有恪⒏＞芩玖罾罡Ａ值龋缘魍Ｎ蛏掏虐低ǹ钋镏猩绞┘友沽ΑＳ绕涫堑峋妒⒘涡谐龋挂浴安挥さ孛永谩蔽杩冢镏猩交盒芯麓Ψ郑撬较峦掏琶芤椋岢�6项条件，要孙中山接受，即：政府交出所扣枪械；商团交纳军费50万元；陈廉伯、陈恭受发表通电拥护孙中山政府。孙中山几次向范石生、廖行超晓以大义，明以利害，要他们站在政府立场上，一致对付商团。范、廖本性难移，就是不听。孙中山大怒，他召集商团头目和范、廖等人座谈，范、廖2人分座在孙中山左右两侧。孙中山指着范、廖道：“我不怕商团联合左右两只老虎向我反噬。”
范威胁孙道：“市面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万一变故发生，全局皆坏，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此两三日内，无论若何，必要解决，否则，我撒手不理，将全军调回。”孙中山闻言，颜色立变，但身受扼制，也无可如何。范石生还以撤廖仲恺职为条件，要廖仲恺去职。在右派的压力下，廖仲恺辞去了广东省长职务，由胡汉民继任，广州市长和公安局长也换成了同情商团的人，并交还了所扣枪械，广东的人事发生了变化，商团的反动气焰重趋高涨。10月10日，广州各界举行庆祝双十节大会。30多个爱国团体和学生、市民三四万人举行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反动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实行国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