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膺。 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沸点。捕头和副捕带领巡捕22人，排列在捕房门口，捕头下令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副捕头首先向人丛射击，发出一弹，于是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南京路上顿时血流遍地，死伤狼籍，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血案，被杀害的革命群众13人，重伤数十人。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陈独秀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领导上海人民掀起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秀居中指挥。 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看到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忧心忡忡，觉得再也不能沉默，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命的罪恶；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在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采用“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 陈独秀立即在《向导周报》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批判了朋友戴季陶，说戴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立论也是正确的，但没击中要害。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上缺乏认识，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他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皮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们争论的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问题。因此，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
第四十一章 中山舰阴谋
陈独秀在1925年10月，共产党北京第二次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共产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陈独秀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一直以客卿自居，国民党内一有风吹草动，他总不免有悔不当初之感，嚷嚷着要退出国民党，他和戴季陶的出发点不同，但殊途同归。
陈独秀的意见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委员们的一致反对，使他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其精神是积极的，但并非是完满无缺的，其中规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这个规定当然不利于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
北方政治形势的恶化，使陈独秀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他片面地认为郭松龄倒戈失败，奉系军阀气焰复张，并与吴佩孚勾结起来，冯玉祥的国民军正处于四面受敌的情况下，表明革命低潮到来了，一味主张在革命统一战线方面要执行让步的策略。
于是，陈独秀同张国焘一起代表中共中央，约请参与过西山会议派活动的叶楚伧、邵元冲、孙科在上海，就国共关系问题举行会谈，向他们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俄国的发展，主张不要无产阶级，只通过农民革命推翻专制，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还邀请他们回广东参加国民党“二大”。会谈中双方就继续合作达成了几点协议。
陈独秀又急不可耐地给中共广东党组织写信，要他们欢迎这些右派回广东参加大会，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时，要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罗进去，说这样可以团结国民党。陈独秀提出的国民党中委候选人名单，有很多人是国民党右派分子，陈独秀还把完全附和他的张国焘派到广州，担任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党团书记，指导中共在大会的活动。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集中共广东区委负责同志和鲍罗廷开会，要求贯彻执行陈独秀的退让政策，鲍罗廷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的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
广东区委赞成鲍罗廷的意见，反对同孙科、邹鲁、叶楚伧等人的协议。鲍罗廷气愤地质问张国焘：“为甚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你们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张国焘回答说：“孙科等人是中派，中央既已与他们有协议，自不能中途变更。这不是退让政策，这是中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开除西山会议派和使中共党员增加在国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甚么真正的革命进攻。”
张国焘还向汪精卫表示，在选举国民党中委时，可以减少中共的名额。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共278人，其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168人，中派代表65人，右派代表45人。大会主席团由汪精卫、谭延辏А⒌嗽笕纭⑻菲缴健⒍骺税屯肌⒍∥┓凇⑺吻炝涞�7人组成，秘书长是共产党员吴玉章。
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代表中占多数，他们参加了大会的各个主要机构。在大会上，汪精卫作了政治报告，林伯渠作了代表大会筹备经过报告，谭平山作了党务和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毛泽东作了宣传工作报告，邓颖超受何香凝委托作了妇女运动报告，蒋介石作了军事报告，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作了大会发言。 大会对西山会议派表示强烈愤慨，但蒋介石和孙科却秘密策划阻挠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他们看到这个企图不能得逞时，就把出席大会的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部分代表召集起来，让汪精卫出面以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代表名义，向大会提出，对西山派尽量从宽处理，但却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和批判。
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给予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12人警告处分，责其改正错误，限其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若有不接受大会警告，是甘心背叛本党，即开除其党籍。唯念戴季陶为党奋斗有年，翊赞总理，改组本党，颇有勋劳，大会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大会还通过决议，继续聘请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顾问。并赠送鲍罗廷银鼎一座，上镌刻“共同奋斗”4字。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时，由于张国焘坚持对右派的妥协退让，新当选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员只有7人，即林伯渠、李大钊、于树德、杨匏安、恽代英、吴玉章、朱季恂，加上国民党左派朱培德、谭延辏У热嗽谀冢挥�14人；国民党右派、中派则有15人，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等右派都当选了。12个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占了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只有高语罕一人。
在这次选举中，原来在国民党内地位并不高的新右派头目蒋介石，竟一跃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接着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共9人：蒋介石、汪精卫、谭延辏А⑻菲缴健⒘植⒑好瘛⒊鹿⒏誓斯狻⒀钷税病＝槭那仔藕斡η盏毖∥虿怪醒胫葱形保鹿虻毖∥醒爰嗖煳薄＝槭诜炊晕魃交嵋榕傻亩氛校弊白笈桑说貌簧偕凰魑窀锩骶苤富樱涤幸徊糠志ǎ〉枚鞯氖だ诖蠡嵘媳甘芾裼觥Ｋ忠跃铝煨渥跃樱诖蠡嵘献髁烁髦忠俗⒛康谋硌荨！ 〗槭辉径晌竦衬诘匚缓芨叩娜宋铮氤露佬愣啻未蹬踅槭泄亍�1925年10月，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说，蒋介石手创有力的党军，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12月，陈独秀又在《向导》上先后发表了两篇吹捧蒋介石的文章，把蒋介石列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队伍，并把蒋排在汪精卫之后，称他是第二号左派领袖。苏联派遣来的军事顾问亚？伊？列潘诺夫，也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 历史上称此时的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陈独秀的私人生活也开始放荡不羁，他和妻子高君曼感情破裂，高君曼去了南京，陈独秀另有新欢。
陈独秀在上海隐蔽起来，没人知道他住在上海什么地方，他每次到中央机关看文件，同志们用话引他泄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话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大家猜想他一定有个女伴，陈独秀同女医生施芝英同居。1926年1至2月，陈独秀便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人知道他的住址，也没有办法找他。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他报告了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他们也恐慌起来。一天天过去，都没有消息，大家近于绝望了，猜想陈独秀被秘密处死了。眼泪汪汪的张国焘说：“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到这个下场。”
陈独秀“失踪”一个多月后露面了，他裹着一件大衣，缠着围巾。原来他生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说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的。同志们受了场虚惊，少不了要数落他，他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家。 本来就支持国民党的共产国际，对于陈独秀吹捧蒋介石尤其注意。 2月上旬，联共（布）派遣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库皮亚克等10余人来华。布勃诺夫在北京会见俄国顾问，听取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汇报，然后同加拉罕一起去包头、张家口，会见冯玉祥。布勃诺夫认为革命阵线争取冯玉祥的工作是很值得做的，苏联应以更大规模继续向冯玉祥提供援助。 在布勃诺夫同冯玉祥会面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工作报告中说：“有40万党员的国民党，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全中国掌权，而它却在思想上表示赞同我们，这已经是巨大的成就了。”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说，国民党已经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和城市民主派建立了联系，广州政府乃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的建议，批准国民党参加国际，并推选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 然而，谁曾料到，就在共产国际会议闭会后的第5天，即3月20日，这位“名誉委员”在被誉为“典范”的广州政府所在地，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又称“3？20”事件，这对中共和陈独秀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蒋介石原本不赞成国共合作，曾对孙中山坚持联俄联共，表示异议，但由于个人野心，又隐忍下来。为了表示对孙中山个人的服从与忠顺，他又竭力装出完全拥护的样子，借以骗取革命人民的信任，捞获政治资本。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使他的地位迭迭上升，权力不断扩大。他兼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重要职务，与国民党领袖相比，在军事方面，蒋介石比汪精卫强，拥有汪精卫所不具有的军事地位和实力；在政治方面，蒋介石比李济深、程潜等人强，享有李、程所不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影响。野心谋求权力，权力助长野心，并以既得权力为杠杆，谋求更大更多的野心，这就是蒋介石发迹的法窍。 1926年2月，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偕谭平山暂时离开广州，去了北方，鲍的职务由另一名苏俄顾问季山嘉代理。季山嘉对蒋介石的阴暗反共心理有所察觉，对蒋的独裁擅权行为不满，竭力拉拢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对蒋进行抑制，这就加深了蒋介石的疑忌。右派头目伍朝枢、古应芬、王柏龄等乘机大肆散布谣言，说苏俄顾问和中共要“倒蒋”，广州市面上出现了称蒋介石为“新军阀”的传单，这无异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蒋早有反共的思想基础，已有疑忌之心。右派分子的挑拨煽动，使他有了机会发动政变。 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势力。 广州商团叛乱后，黄埔军校革命学生为帮助政府及时平定叛乱，联络广州其他各军校学生，发起组织青年军人代表会。不久，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蒋先云等决定将青年军人代表会改组为青年军人联合会，其主要负责人有黄埔军校学生蒋先云、李之龙、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