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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并不以此罢休，他以中央分局名义，在泼皮河召开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斗争曾中生。但仍有不少干部支持曾中生，为曾中生的军事方针辩护。张国焘不得不承认原订计划在决定战略上是疏忽的，所选择的目标在战术上是错误的。但他竟然反污红四军南下取得的胜利是侥幸得来的，执行的是立三路线的盲动计划。给曾中生扣上“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最危险、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等大帽子，宣布将曾中生调离部队到后方“考察”。张国焘又以分局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当时的中共中央站在张国焘一边，同意其报告。张国焘是一个权势欲极重之人，他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3重身份，在清除曾中生在军队中的领导权之后，依靠陈昌浩、周纯全等人，开始了一场从军队到地方的以反对所谓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为主要内容的肃反运动。
在1931年9月中旬至1932年春，被逮捕和杀害的干部有军级17人，师级35人，团级44人。肃反开始后的将近3个月，杀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地方干部被捕杀的情况也很严重。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有干部48人，被捕杀者达45人。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200多人，红山警卫团第8连从战士到连长100余人，一次被杀光。 张国焘的屠杀政策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抗，黄安五区人民群众提出“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打倒张国焘、打倒保卫局”的口号，贴出“张国焘是帝国主义，是杀人的刽子手”的标语。曾担任黄安县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的来显安，起初肃反十分卖力，他亲手杀了不少所谓“改组派”、“第三党”和“AB团”分子，但他也被张国焘怀疑，3次遭到逮捕。
他在第三次被捕受审时说：“我开始认为肃反是真的，我杀了许多人，后认为有假，放了许多人。今天才认识到完全是假的，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来显安亦被处死。张国焘虽然把反抗他的人们镇压下去，但他又不得不改变做法，把以捕杀为主，改为自首为主，但仍有不少人被杀。
1931年8—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对地方武装进行了整编，把不脱产的赤卫队、守备队一律更名为赤卫军，并统一建制。全根据地共编成赤卫军15个师。在此基础上，整编并扩大了红军。在麻埠成立了红25军，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25军成立后，红四军改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辖红四军、红25军，共3万余人。
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积极开展外线进攻，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4大战役，共歼国民党“围剿”军40个团6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红四方面军由3万人，扩大为4．5万人，不久在皖西成立了红27军，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
1932年6月29日，蒋介石抵达武汉，部署第四次“剿共”，将63万大军分成左、中、右3路军，命何成浚为左路军司令官；蒋介石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刘峙任副司令官；李济深为右路军司令官，王钧为副司令官。除以左路军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作战外，中、右两路军共26个师又5个旅，另有4个航空队，全力压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路军司令部设在河南信阳，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安徽六安。蒋介石的意图是：从东北西3面发起攻击，攻占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境；而后实施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之皖西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红军主力压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其战术是：纵深配合，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蒋介石又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动员外逃土豪劣绅回乡执政。蒋介石拟定“剿匪”要诀：“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
张国焘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和估计，他在党的会议上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了7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国民党的军队已成为偏师，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是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蒋介石集中所有残余力量同我们作最后的挣扎，我们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或对敌人围剿一个打击一个的问题，而是要根本消灭‘围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张国焘我行我素，他令红军继续向罗山进逼，以破坏京汉路，然后沿京汉路南下，消灭宋埠、黄陂一线之敌。 徐向前等鉴于敌人正在加紧新的“围剿”部署，建议停止出击平汉线的行动。他说： “我军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把主力摆至鄂豫皖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这样老区既能巩固，新区又能发展，同时部队主要就食于新区，还可以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乃一举数得之策。”
陈昌浩同意徐向前的意见。而张国焘、沈泽民坚持红军主力南下进攻麻城的意见，他们说：“红军应乘胜利余威立即南下麻城一带击敌，开拓南部工作，威胁武汉。”
徐向前、陈昌浩的正确意见被否决后，便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攻麻城。动员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这样的作战行动正中蒋介石的圈套。麻城是敌人长期经营的一个坚固城池。蒋介石下达固守麻城，拖住红军的命令。他要在麻城牵制红军主力，以便东西相援，中路、右路配合作战。
红四方面军虽然在江石堰、七里桥和李家集、靠山店、甘棠铺一带的战斗中，歼敌3000余人，但不仅未实现攻克麻城的计划，又要分兵阻击援敌，使红军主力被敌人吸住而失去主动。结果是消耗、疲惫了红军，敌人却能从容部署和展开“围剿”。红军主力在麻城作战。麻城守敌凭城坚壕深，固守不出，红军屡攻不克。分布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之敌开始紧缩包围圈。张国焘下令旷继勋的红25军守住霍丘县城。旷继勋明知这个决定不妥，但不敢违背张国焘的指令，同敌人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与敌人拼搏5昼夜后，红25军遭受重大伤亡，7月20日，霍丘县城陷落。
这个战斗失败的原因是张国焘的错误决策，然而张国焘却撤了旷继勋军长职，由蔡申熙接任。蒋介石见国民党军队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包围“进剿”，均未遭到有力的反击，便改变原定“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于1932年8月7日下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总攻”。要求主攻纵队迅速插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寻找红四方面军主力决战。张国焘见形势严重，惊呼“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于是赶忙命令撤麻城之围，命令已经十分疲惫之红军昼夜兼程，回师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
徐向前心急如焚，率红军一夜走了130里，来到黄安。陈赓的红12师在黄安以西徐家、冯寿两地区与敌先头部队第10师遭遇。趁敌立足未稳，突然发起攻击，给敌以很大杀伤。蒋介石对第10师失利甚为恼怒，急电卫立煌纵队加强防守，并命陈继承第二纵队限3天内占领七里坪。蒋命令道：“如有违误，当予以最严厉之处分。” 徐向前带领几个人到前沿的一个山头观察情况。只见在错综连绵的山头上已有敌人筑好的固守工事。一个侦察员向徐向前报告：“敌人正向红军两翼迂回。”
徐向前立即返回指挥部。从后方赶来的张国焘正躺在床上休息，见徐向前进来，便问：“情况怎么样？为何听不到枪声？”徐向前答道：“部队正停止待命，我看应立刻转移。”张国焘从铺上跃起身来：“是不是情况对我不利？”“如不转移，两侧敌人迂回上来，更是不利！”
于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人决定转移七里坪，寻机会歼敌军。徐向前集中5个师的兵力，同敌军在七里坪激战，虽然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却不能改变整个战局。七里坪战役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北移檀树岗、新集。蒋军两个纵队尾追而至，红四方面军主力在胡山寨同敌激战后，向皖西转移。
革命根据地重镇红安、新集、商城相继失陷和红军连续撤退，以及敌军的步步逼进，使狂妄自大、盲目轻敌的张国焘一变而为右倾恐敌，惊慌失措。张国焘等在撤退途中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援助。在中央根据地前线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建议红四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方式疲劳与分散敌人，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部后迅速转移，以便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围剿”。
第十九章 湘鄂西悲歌
张国焘等接到周、毛、朱、王复电后，已经失去了运动歼敌的时机和条件，于是决定以郭述申和独立4师师长徐海东等，带少部分兵力及地方武装，在皖西和潜太地区扰敌后路，主力红军则先取英山，再向黄麻地区转移。 红军在英山以西石桥铺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国焘和蔡申熙率领，另一路由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约定两路在新洲会合，会合后继续北进。
红军四方面军主力经英山、罗田北返后，蒋介石觉察到聚歼红军于长江北岸弯曲部的计划已经落空，又惧怕红军抄其后路，威胁武汉，便急今陈继承第二纵队、卫立煌第三纵队，由东而西，并进长追；又令胡宗南部第1师和中路总预备队第88师和第13师等，分别由平汉线经河口镇、华家河向黄安、麻城方向堵击。
红军兜了一个大圈子，回到黄麻老根据地，只见到处断垣残墙，满目疮痍，群众缺柴人的成功，而是公众的成功。，生活非常艰难。尽管如此，乡亲们见到子弟兵回来，愁云满布的脸露出笑容。战士们不顾疲劳，帮助乡亲们重建家园，荒凉的山村又出现了生机。
不料，红军先头部队刚进入河口镇以东地区，即同蒋军第188师遭遇。红25军一部也在冯寿二地区同敌军第13师遭遇。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敌人一部后，红军主力即向黄柴畈转移。在激战中，红25军军长蔡申熙、红11师政委甘济时壮烈牺牲。蔡申熙和徐向前都是黄埔第1期毕业生，是生死与共的战友。蔡1924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任营长、团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军委书记等职。
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黄柴畈方圆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在此危急时刻，张国焘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完全失去信心，他说：“敌军的力量大大超过红军，红军经过几次战斗，未能击溃敌人，已完全处在被动、失败的地位。根据地内主要城镇被敌人占领，红军主力没有周旋余地。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外陈亮，清颜元、李穀重视功利，反对空谈仁义。，才能保存力量。红军应去平汉路以西，同贺龙的红3军会合。”
沈泽民则说：“红军主力不应脱离苏区，应该留下来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以待时机。”
徐向前既不赞成张国焘的意见，也不赞成沈泽民的意见，他说：“红军主力应暂时拉到外线，待机歼敌后，重返革命根据地。”争论结果，最后决定：留下74、75师和地方武装，由沈泽民负责，坚持游击战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跳出苏区到平汉铁路以西活动。
1932年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2万余人在广水与卫家店之间越过铁路，开始了漫长的征程。留下的红74、75师和地方部队，以及大批伤病员共约近2万人，分散在根据地各地坚持斗争。
蒋介石用20万兵并限令于1932年12月15日，彻底消灭留在根据地的红军。蒋介石提出“民尽匪尽”的方针，血洗大别山。要驻尽山头，杀尽猪牛，见黑（人）就打将其部分首领开除出党。，鸡犬不留，铲除干净，绝尽根苗。蒋军对大别山区实行了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蒋军在金家寨的柳树湾一次就活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