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提出《静会战役计划》，命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向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挺进；命四方面军以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附近地区，控制西安至兰州大道；命二方面军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牵制与侧击胡宗南部，以便三个方面军会师。 张国焘见中央要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部而不是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心怀疑虑，迟迟不表态。经中央连电催促，张国焘被迫在岷州召开西北局会议。会上，陈昌浩同张国焘发生了争论。陈昌浩说：“立即按照中央要求，北上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会合一方面军。” 张国焘说：“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与胡敌决战不利，应即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河西计划。” 会上多数人赞成陈昌浩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地说：“这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大家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会后，红四方面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了向静宁、会宁地区进军的命令。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在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紧张地调动军队准备北进。 张国焘满腹怨气，带着警卫队连夜骑马赶到漳县，进门便对徐向前等说： “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 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都未参加岷州西北局会议，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请张国焘坐下来，有话慢慢地说。张国焘讲了他和陈昌浩在岷州会议的争论，越讲越激动，掉下眼泪： “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徐向前等觉得张国焘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四方面军已是三过草地，消耗很大，疲惫不堪，装备也大不如前，与优势装备的胡宗南部决战显然没有取胜把握。他们根据张国焘的方案，对着地图，当场确定了行动部署，即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军；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3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 张国焘将这个方案电告朱德。 朱总司令接电大惊，原以为张国焘先去漳县，是组织部队北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没想到会出现新的分歧。他即着陈昌浩赴漳县，又电告中央说：“我是坚决遵守原来方案的，如将原方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接着，张国焘、朱德等西北局成员在漳县再次会商，同意了新的方案，并将新方案报告中央。 中央复电不同意四方面军的新方案。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又连续致电中央，陈述四方面军新方案的理由，中央均未同意。9月30日，四方面军4万余人按中央命令兵分5路北上，向静、会地区急进。聂荣臻率领的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抢先攻占会宁。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抵达会宁，与聂荣臻、陈赓部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近1．3万人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会宁地区实现大会师。 蒋介石调集会宁、静宁地区的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王以哲等部，分4路向红军进行追击，企图把红军歼灭在黄河以东地区。 毛泽东制定了红军打击尾追之敌，以利北进的作战方针：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王均、毛炳文部则以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击；对和红军已建立某些联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则采取积极的统一战线工作。 红军三个方面军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决定实施指挥。红军主力在宁夏的海原及打拉池地区稍作休息后，装作力疲势弱，仓促溃退样子，继续向同心、预旺地区转移，诱敌肆意追赶。 11月17日，红四方面军之第四、三十一军在萌城以西地区设下埋伏，击溃敌人1个旅。接着红军主力集结在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寻找有利地形，歼击尾追的胡宗南部。 11月21日，胡宗南部78师由山城堡继续向东追击。进入红军预先设置在山城堡周围的伏击圈，红一方面军之1军团、15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的密切配合下，突然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首先截断敌向西逃跑的退路，然后由东、南、北三方面向敌展开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敌78师的1个旅又2个团。同时，红28军在盐池、定边方向击溃胡宗南另一路进攻的部队。胡宗南的其余部队仓皇向西撤退。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于12月初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和党中央会合。 12月7日，中央军委作了调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徐向前、刘伯承、叶剑英、陈毅等23人为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为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五军、九军于10月底在靖远以南40里处的河抱口渡过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援助的战略任务。3个军共2．2万人渡过黄河后，孤军进入甘肃的河西走廊，同马步芳、马步青的3万正规军和10万民团作战。 11月11日，中央命令进入河西走廊的红军为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李卓然等人为委员，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中央的意图是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得到苏联的物资援助。 11月下旬初，红军西路军已控制河西走廊的中间地带。不料，9军在古浪遭敌包围，一仗下来，兵力损失2000余人。此时陈昌浩同徐向前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徐向前认为西路军与敌人决战是不利的。陈昌浩说： “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们击溃，形势大好。” 陈昌浩找人谈话，准备对徐向前的“右倾路线”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而作罢。 1937年初，西路红军挺进到高台、临泽地区。中央指示西路军留在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敌马家军向红军发起猛烈进攻。1月12日，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3000余人在保卫高台县城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马家军攻克高台后，掉头转攻临泽。红军1．4万人全部集中在临泽的倪家营子地区43个屯庄里。2月1日，马步芳投入7万人的兵力，围攻倪家营子。红军以寡敌众，与敌展开为期40天的大血战。3月13日，红军西路军仅剩下3000余人，边打边撤，进入康隆寺地区。敌追兵又至，经过一场血战，西路军向祁连山败走。 西路军决定，现有部队分散游击，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组成西路军委员会，由李先念负责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西路军分两路行动，一路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从康隆寺向南深入祁连山区；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 3月的祁连山依然是冰封雪盖，部队分散活动后，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的一路红军，因力寡而不支，大部壮烈牺牲，不少人被俘，9军军长孙玉清在甘州南山落入敌手，余下的人员分散返回陕北。由李先念率领的另一路红军，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意外地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得到了“设法进入新疆”的指令和陈云将前往迎接的通报。 徐向前和陈昌浩在返回陕北的路上，途经大马营附近的一个村庄，投宿在一个汉人家里，主人是个湖北籍医生，和陈昌浩算是老乡。因那里仍是是非之地，第二天早晨，徐向前催陈昌浩快走，陈昌浩说他拉肚子，感到身体不行，执意要在那里休息几天。徐向前见他不肯走，只得独自一人匆匆上路。 徐向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不敢接近他人。时而晓行夜宿，时而夜间赶路，时而宿在群众家里，时而露宿戈壁滩中，寝无正时，食无正点。在永昌至凉州途中，他意外地遇到特务营外号叫“曹大头”的曹营长。两人相见，犹如亲人相逢。曹大头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敌人有抓你的布告，抓住有赏。” 徐向前淡然一笑：“放心吧，天下还是咱们的。” 他俩过了黄河，到了打拉池。徐向前用一个金镏子换了长袍和棉袄，俩人脱下白楂羊皮袄，一个打扮像商人，一个像伙计。俩人昼夜兼程，翻六盘山，4月下旬的一天，在一个小屯上遇上红四军参谋长耿飚带领的侦察分队，而后返回延安。
第三十一章 从敌人到朋友
汪精卫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式后，全体委员往会议厅门外摄影，蒋介石因事未到，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中间，摄影完毕，大家正回身上石阶向会议厅走去，忽然从记者群中跳出一个人来，举起左轮手枪，向汪精卫射击，第一枪就击中左额，汪应声倒下，背部又中一枪，左臂也被子弹擦伤。站在汪身旁的张学良及会场警卫，迅即奔向行刺者，将其手枪踢掉，同时将其枪击捕获。行刺者两日后死于医院。 行刺者名叫孙凤鸣，原系十九路军排长，因不满蒋、汪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激于爱国义愤，以晨光通讯社采访员的身份潜入会场，以谋杀蒋介石为主要目标，但不料蒋因故未参加拍照，即以汪精卫为谋刺对象，当时汪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被刺也是罪有应得。 汪精卫遇刺后，被抬到南京中央医院开刀，由德国医生诺尔将其左额的子弹取出，而背部子弹因夹于第5、6根肋骨间，手术容易损伤脊椎，造成生命危险，故只是予以消毒，未敢施以手术。 汪精卫本与蒋介石有矛盾，遇刺时蒋又不在场，更加猜疑，以为蒋是借故不参加摄影。于是，他便在出院后赴上海继续治疗参加《百科全书》编写的，如拉美特利。他们在吸取自然科，并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各部、会长，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汪的辞职，但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仍然选举汪精卫为中央常委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由于汪的辞职，汪氏改组派要员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褚民谊等，也相继提出辞去各项任职。汪精卫既感大权已失，又怕再度遭刺，遂于1936年2月19日，带着枪伤乘船匆匆离开上海前往德国温带地区疗养。 蒋介石却是狡猾，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对日本的政策时说：“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 于是，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又悄悄地进行政治试探。他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联，希望与苏联签订对日的军事同盟，但当陈立夫到达德国准备去苏联时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其任务就是论证至高无上的“启示真，蒋介石又命他回南京同苏联大使鲍拉莫洛夫谈判。 蒋介石命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赶回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要求谈判。王明回答说：“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王明后来指定潘汉年回国作为中并谈判的联系人。 陈立夫受蒋介石之命在国内寻找共产党的关系。陈立夫把任务交给他的亲信、CC派重要成员、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养甫想起了他的下属、铁道部劳工科科长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邓颖超熟悉，便要他与共产党联系。 谌小岑通过覃振熟悉的进步学生翦伯赞的介绍，约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来南京同曾养甫见面。吕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同北平地下党有联系，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和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便批准吕振羽去南京商谈。 谌小岑又通过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左恭同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上海地下党派中共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 国民党当局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于是宋子文代表国民党中央，请姐姐宋庆龄传达信息，宋庆龄便在1936年1月，请共产党员、上海牧师董健吾去陕北苏区。董健吾在上海圣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