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为加快速度，由黄河大堤之南北同时动工，师长蒋在珍和副师长朱振民前往督工。 同日，蒋介石闻赵口第二道决口因塌方亦告失败，异常焦灼。他一日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况，并要蒋在珍随时汇报。在蒋介石监督下，花园口决口加宽至50米，斜面徐缓。 6月9日晨6时，花园口黄河大堤用炸药炸毁堤内斜面石基，9时放水，水势不大，约1小时后，因水冲刷，决口扩至10余米，水势遂猛烈。后又用平射炮两门，向已挖掘的堤岸轰击，将缺口又打宽约2丈，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时值大雨，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京水镇以西一片汪洋，尽成泽国。河水沿京水镇以南的索须河、贾鲁河以东向东南流去，开始流速尚缓，3日后水流到达陇海线的白沙车站附近，其水幅约二三里。与此同时，赵口决口亦被河水冲刷开来，达六七十米宽，水深丈余，浪高3尺，其水由赵口以西三刘寨向南流去，在中牟同花园口水流汇合继续沿贾鲁河南泻，水头经尉氏、鄢陵、扶沟、西华、太康、淮阳，20日抵达周家口，由周家口流入沙河向太和、阜阳而去，入淮河，经洪泽湖至界首汇入运河，沿运河南下进长江。 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流经豫、皖、苏3省44个县，淹没耕地1700多万亩，冲毁民宅140万余家。浮尸遍野，90万人死亡，1200多万人挣扎在泽国汪洋之中，并造成了连年灾荒。难民流离失所，哀号无边。 日军从北边进攻武汉的行动受阻，便改变进攻策略，重新组编战斗序列，以畑俊六大将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下辖第二军和第十一军，集12个师团40万之众，于长江流域，配合海军陆战队，以500架飞机协战，分4路西逼。在长江以北为两路：一路从大别山北路进攻信阳；一路沿长江北岸直扑汉口。在长江以南也分两路：一路沿南浔路南进；一路沿瑞武路西进，直取武昌。另以舰队溯江而上，视机随时登岸作战。 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对付日军，共60个师，其中有骑兵、炮兵、工兵、飞机和长江舰队。蒋介石从国外购买作战机100余架，野炮、高射炮、轻榴弹炮、战车防御炮100余门。 蒋介石在武汉主持军委讨论制定保卫大武汉作战计划，其总体战略方针是：将主力军置于武汉外围，争取行动上的进退自由，利用鄱阳湖和大别山的自然屏障，以及长江两岸湖泽丘陵作持久战；守备现有的华南、华北、华东阵地，实行积极的游击战争，阻滞长江航运，全力在长江下游消耗日军，不让日军攻到九江，从而形成武汉屏障，争取同日军主力打4—6个月。 蒋介石说：“战争打到现在，基本是平原作战，现在战场移到山地和湖泽，已对我军有利。湖北是‘千湖之省’，遍地为湖，都是地障，武汉地处千湖中心，千湖之中，约有1A3在武汉东侧，此是绝大的地利。日军北面已为黄泛区所阻，唯一攻击面是东面。从日军战略看，是要以速战攻取武汉，压迫我政府屈服，同时歼灭我军主力。我们的计划是固守5个月左右，以武汉会战彻底打破日军的速胜战略，此种会战本拟在徐州进行，因地形不利，而移武汉。武汉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南接岭表，北带中原，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的地位十分重要。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其成败得失，内则关系我抗战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安危，外则足以影响国际局势，实在是关系重大的一件大事。” 保卫武汉的具体布防是： 程潜的第一战区，主力布防于汜水、确山，主防黄河、河南东部、山东西部，重点放在郑州南部的禹县。兵力分为3股，一是在郑州西北的黄河北岸泌阳一带置预备队：二是向河南北部的日军以游击方式出击骚扰；三是以相当兵力为前锋接敌阻击前进。 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主要任务是确保大别山阵地，遏敌前进，同时向津浦路南端出师，以游击方式对日方施行骚扰，破坏其后方补给线。兵力分为3处，一处驻防商丘，目标在于侧击向西南进攻的日军；一处在六安、舒城、桐城一线，目标是阻击西进的日军，一处在安庆、无为、庐江一线固守，目标是从侧面向沿江西进的日军发起进攻。 新组编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下辖薛岳第一兵团，李汉魂第二兵团，武汉卫戍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在第三战区、第五战区背后的鄱阳湖以西作第二道屏障，主阵地设在平靖关和广济一线。城防用8个师；另以6个师与第三战区比肩江防，设重兵于马当要塞以求固守。再以一部分兵力与第五战区比肩，师出宿松、信阳一带制敌。 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重点是长江防御，主要阵地是在长江南岸的东流和马当之间，随处阻止日军登陆，尤其要协助第九战区固守马当要塞，造成武汉外围鄱阳湖以东战场；同时与东面江北的安庆相呼应，扼住日军西进的主要通路。同时扼守杭甬、浙赣等交通线。 汤恩伯的豫鄂边区总司令部，集中兵力于南阳、襄樊一线，目标在于协助第九战区制敌。日军如由平汉线南下，就从侧面向日军发动猛攻；日军如由陇海路向西或向南，就与第一战区一起协力制敌。 空军主要集中在汉口、南昌两个机场，其任务是：不分日夜地对长江中的日军舰轰炸；遇有日机西来，即起飞迎战，携弹轰炸南京、芜湖一带的日本飞机场。 海军主要防止沿江要塞马当、湖口等地，择点布雷，封锁长江、阻止日舰前进。
第四十一章 华南败退
蒋介石召集保卫武汉的各部队官长会议，作了长篇训话，说：“各位此次奉令率部守卫武汉，职责异常艰巨，使命格外重大，今后武汉的存亡，整个抗战的胜败，要由你们负起全责。我们一定要藉此一战，将寇军主力歼灭于我阵地前，这样，才算达成我们的任务，才对得起总理和一般革命先烈在天之灵。高级将领应抱定必死的决心，誓与武汉共存亡。高级长官应始终不离部队，誓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高级将领应有坚决的企图心，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誓死求其贯彻。” 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下，与进犯的日军飞机进行激烈战斗，取得重大战果。2月18日，日军驱逐机26架，掩护轰炸机12架，袭击武汉。中国空军驻汉口、孝感的第4大队长李桂丹，率飞机29架起飞迎击，经激战击落日机14架，李大队长以下5名航空战士英勇牺牲。 4月29日，日军飞机39架，偷袭武汉。中国空军集中飞机67架严加戒备，待日军飞机侵入武汉上空后，分别向日军轰炸机、驱逐机展开攻击，共击落日军飞机22架。 5月19日，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唤升、第19队副队长佟彦博，分驾2机自汉口起飞，至宁波前进阵地加油后，直飞日本为逻辑推论的出发点。书中还提出了他的二元论哲学思想。简，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各地城市散发传单，并侦察了军港及机场情况，次日分别返回玉山、南昌，完成远征日本本土的任务。 6月中旬，日军沿江而上，向安庆等地开始进攻后，中国空军以主力轰炸长江日军舰艇以及芜湖等地日军机场，并抗击日军的空袭。前后5个月的作战，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日军飞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 在武汉会战时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关系较好的时期。 1937年11月底，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在延安机场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王明，以及康生、陈云、曾山等人。 曾身居高位的王明此时已身价迭落，他从莫斯科启程回国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他说： “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你虽然在国际工作多年，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毛泽东等以真诚的态度欢迎王明等人，说他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他们期望王明能同心同德地一起工作，然而，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以钦差大臣自居，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显出他志大才疏、爱放空言论的毛病，但多数人却接受了王明的意见。 毛泽东、张闻天等对王明的报告不以为然，毛泽东说：“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是有的，不要将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没有这一条，便不能争取抗战的胜利。” 张闻天说：“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是必要的，保持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保持动员与组织群众的自由也是必要的，这是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不然就是投降主义。” 尽管毛泽东、张闻天同王明在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存在分歧，王明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还有康生、陈云同时入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重新作了分工，张闻天仍主持日常党务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林伯渠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项英等组成东南局，领导新四军工作。 蒋介石特邀王明去武汉一谈。蒋急需了解共产国际对抗战以及国民党的态度。王明同周恩来、博古等一起到了武汉，开始同蒋介石就两党进一步合作、团结抗战事宜进行协商。 老蒋对王明的重视并不表明他会诚心诚意与共产党合作，而是他有求于苏联的援助。但王明对此却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他同蒋介石会谈后，便迫不及待地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公开放弃中共中央以往的原则立场，对国民党表示让步。接着，王明又连续发表《挽救时局的关键》、《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先生的谈话》、《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等文章，宣称中共领导的军队应服从蒋介石、阎锡山的统一指挥，中共领导下的政权、军队在组织上应同国民党的政权、军队合并。 当王明摸清蒋介石绝无请共产党员参加政府之意时，便放弃了“共同领导、共同负责”的最后一个要求，宣布共产党现在并不要求参加政府，只准备从旁帮助国民党抗战。 然而，王明的妥协退让，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结果，相反被蒋介石视为软弱可欺。1938年2月，国民党控制的各种报刊群起鼓噪，大肆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甚至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之“新的封建割据区域”和“自行其事”的八路军。 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不仅毛泽东、张闻天，而且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对王明的政策产生了怀疑。毛泽东提出：“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王明不愿留在延安。最后决定同意王明同凯丰去武汉，但只准他们在那里留一个月。王明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直到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他才被迫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努力纠正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抗日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王明在武汉临时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长江局下设5个机构，叶剑英为参谋处参谋长，李克农为秘书处秘书长，董必武兼任民运部部长，博古兼任组织部部长，王明任党报（新华日报）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一再邀请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是陈诚），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担任了这个职务。郭沫若任该部第三厅（主管文化）厅长。 国民党在1938年3月底4月初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会议还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日力量案》，并成立了参政会。蒋介石也作出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姿态。中共方面参加参政会的共有7人，即：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除毛泽东请假外，其他6人都参加了参政会第一次会议。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同日寇作战中取得很大的胜利。 日军从1938年6月初开始了进攻武汉的大规模行动。 日军一部从蚌埠、凤阳集结于合肥